6月17日，是各大學申請學費調整的截止日。反教育商品化聯盟、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學生團體再次來到教育部外反對大學調漲學費，訴求「一間學校都不該漲」、「朝向高教公共化」、「降低學生就學負擔」。
學生團體抗議高學費壓力，在台灣已有近30年的運動歷史。過去10年間隨著青年薪資崩盤，償還學貸的壓力更加嚴峻，導致政府稍稍不再放任大學調漲學費，今年也僅有兩間學校申請調漲。然而，「凍漲」本身其實並未處理既有學費已造成學生與家長沈重負擔的根本問題。今年學生團體更揭露：「在100個主要國家中，台灣各大學學費高居世界第14名貴！」，駁斥官方常宣稱的「台灣的大學學費很便宜」說詞，高分貝質疑現行大學學費不合理，有根本改革的必要。
換句話說，討論的議程已漸漸改變為：學費能否「調降」？高教經費能否增加政府負擔的比例，朝向「公共化」模式？儘管學費高低已爭議多年，這些問題卻始終缺乏深入辯論。而在爭議過程中，倒是有些似是而非的說詞，始終聲稱「降低學費」將造成問題，間接強調「高學費有必要性」。本文試圖針對其中三點說法，做出釐清與回應。
一、大學是否是國民義務教育，和是否該免費，有關嗎？
首先，面對學生團體要求降低學費的倡議訴求，多年來官方最常用的說詞是，「高等教育不是國民義務教育，而是選擇性教育，所以學費不該要求政府支助，而該由個人承擔。」這套說詞相當「流暢」。但仔細檢視，會發現其實是把兩件事情混淆起來。
是否屬「國民義務教育」，和是否「免費」，兩者本質上其實沒有直接連結關係。現實來看，各個採行大學教育「免學費」的國家，不論是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其大學教育也是選擇性的，不會是國民義務教育，但他們仍基於社會進步與公平價值，堅持免學費政策，甚至不分本國、外籍生一律如此。
或者舉例來說，公立圖書館是免費使用的，但是會使用者畢竟就僅是有需要閱覽或研究的人（甚至平均來說，通常是社經地位相對較高、較有閒暇的人），不會是「所有人民」。讓一項公共服務「免費」或補貼經費，該考慮的是該公共服務的性質「是否對整體社會有益」，而不是考慮「使用者是否自願選擇」。
儘管事實如此，我發現政府這套說詞多年來還是沿用至今。或許最主要的原因是，「嫌貴就不要讀大學」、「讀大學是你自己選擇的」的「個人選擇，個人負責」邏輯，深植人心。儘管近來不少人漸漸對於此種「不爽不要做」的「放大絕」說詞已經感到反感（特別是被用來正當化職場上的低薪職缺時），看穿其忽視了結構下的強制性與不平等地位；但回歸到讀大學這回事，不少輿論還是傾向簡化的自由選擇邏輯：「自己選的，就不要嫌貴；嫌貴，就不要選」。
只不過，這當然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只是合理化現狀，讓大多數人得繼續承擔沈重的求學費用，政府卻可在「個人選擇，個人負責」的藉口下，遲遲不擴大公共教育經費的挹注。
二、學費太低，學生就不會好好珍惜教育機會？
當前社會或校園中還有一種說法是，「台灣就是學費太便宜，所以學生才不好好珍惜，不會想專心上課。」間接主張調高學費有理，才會讓學生更認真。
這類說法似乎頗受一些人歡迎，或許主要的原因是，當今很多老師都深感要讓課堂上的學生「專心」，似乎真的是比以前不容易（儘管主要原因恐怕是資訊科技的爆炸發展使然）？但仔細觀察會發現大學生上課專心與否，和學費高低其實不但無關，甚至相關方向根本相反。
試著做一些現實比較，我們不難發現：目前大學學費公認極為高昂的美國，其大學生和免學費的德國大學生相比，上課其實不會更認真（反而在美國被聲稱是「party school」的大學可不少，公私校皆然）。又或者，英國在2011年把經濟危機的惡果轉嫁到大砍高教預算，使得大學學費「漲3倍」，英國大學生也沒有因為開始背負鉅額學貸，就比過去來得認真上課。台灣公校比私校學費便宜約一半，但也不會有公校生就比較不認真上課的狀況。
相反地，得負擔鉅額學費與學貸的大學生，通常得要投入大量時間從事課外打工，這必然對學生專心投入學業有負面影響。簡單計算就可知道：以台灣私校為例，光是現在一年兩學期共12萬元左右的私立大學學費，一般學生打工時薪150元，得要一年打工800個小時（平均每月67個小時）才能支付！這還沒計算生活費、住宿費、書本費等其他開銷。宣稱調高學費才能讓學生更珍惜、更專心上課的說詞，豈不是昧於事實？
學生究竟是否願意專心上課，核心是取決於環境文化以及學習動機，和付出多少費用沒多大關聯。何況若只看「價格機制」，人們其實只會在意文憑能換到的未來薪資機會是否划算，也不需要因此認真上課，反而不如選些好混的課即可。以當代高教現實而言，要搶救的是求知風氣和學習動機，而絕不是靠增加學費或學貸壓力。
三、倘若降低學費，會讓大學生更多，會沒想清楚就要念大學？
過去20年來台灣高教入學率持續攀高，但青年起薪卻實質倒退，使得不少輿論將問題歸咎於「台灣的大學生太多了」。而連結上學費問題，還有一種質疑：「倘若再降低學費，豈不是會讓大學生更多，讓更多人是沒想清楚就要念大學？」
但事實上，人們急切要唸大學的原因，不是因為「唸大學很便宜」，而是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沒有大學文憑將遭受各種不利與風險，不論是在求職、升遷、甚或社會地位上皆然。再加上政府設計的「就學貸款」機制，既然能把還款的問題延後，就是學費再調高一倍，恐怕也不會減少多少試圖躋身大學畢業行列的期盼，更不會讓人「想清楚」後就不念大學，只不過可能得揹上更多學貸、打更多工罷了。
而且，現實上或許的確有一些經濟弱勢階層的學生，因為深感大學求學費用昂貴，認為不如乾脆早點出社會賺錢，因此被迫選擇放棄就讀大學。但若認為此種狀況是合理的，這不正是赤裸裸地接受讓弱勢家庭子女因經濟因素、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靠犧牲經濟弱勢者的受教權益來「避免大學生太多」，絕無社會正當性可言。
要檢討「大學生太多」、「沒想清楚就念大學」的狀況，政策上可以從改善沒有大學文憑者在社會與勞力市場上的劣勢處境、提升藍領受雇者的地位與薪資、嚴禁學校超收學生、監督教育品質與學業要求、提供多元職涯規劃與協助……等多方面著手。相對地，以學生太多為由來支持維繫學費高牆，毋寧是在繼續犧牲弱勢家庭子女，也未能解決現實中的各種問題。
追求有助整體社會進步的高教公共化
綜合以上，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自己選的就不要嫌貴」、「學費太低就不會珍惜」、「學費降低就會讓大學生更多」三種說詞，都顯示了一種過度簡化的自由經濟邏輯，卻沒有現實地看到學生處境與選擇就學的因素，既非自由選擇，也非因價格就會明顯變異。維持高學費無助改善教育現況，卻只會讓學生承受更大的壓力，甚至對家庭、勞力市場、創新可能都產生負面影響。
試看台灣有多少父母因為子女教育費用壓力，而得要「自願加班」、「額外兼差」，或忍受職場上不合理的對待，犧牲家庭相處時光？又有多少背負鉅額學貸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只能委曲求全以償還債務，而絕無以離職爭取合理工作環境的自由？更別奢談去追求什麼「夢想」或「冒險」了？高教學費負擔造成的問題，顯然不只是教育內部的議題而已。
合理運用持續增長的經濟成果，由政府擴增挹注教育經費來打造公共化的高教體系，大幅降低大學生的就學費用負擔，並且提升教育品質，是對各方面都有正面助益的改革方案。這樣降低學費的高教公共化路徑，不但可行，而且也有助教育、家庭、勞力市場、社會創新的環境改善。儘管，種種悖於現實的誤解或扭曲說詞，仍有待更多的辯論與澄清來挑戰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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