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學的組成是沿襲西方而來，如果從相對原始的大學面貌來看，大學只是一群對於學問探討有興趣的人聚集的地方。
不過隨著美式大學在全世界風行了起來，大學的樣貌有了極大的變化，至少是功利實用主義凌駕了單純對學術的追求。
近數十年來，大學的經營逐步走向商業經營管理的模式，以績效取代教學等這類無法立即看出成效的項目。當這些與功利實用主義結合，發表論文與專利、產出可以價值轉換的知識，以及獲取計劃與研究經費、成立公司獲利；另一方面，如何招生，甚至是招到資質優異的學生等等，這些可以具體量化的部份，相對容易作為管理的指標，也就成為教授競相爭逐的標的。
因此，我們就不能怪學生對於學問本身不感興趣，一切以能順利進入所希望的學府、準時畢業，並以畢業後是否可以迅速取得高薪的工作職位為評斷學校的標準。因此，我們也無法怪罪為何社會把大學當作職業訓練所。
一味量化管理，大學不進反退
長此以往，績效好的教授升遷迅速，而迅速升到高位的教授多數採用同一類的指標。成功大學教授楊倍昌在《大學轉骨方》一書中就指出，這種制度就產生所謂的「內捲效應」（involution，意指不斷自我重複、停滯不前，甚至退化的效應）。
教授多半是聰明人，大學裡絕大多數的教授都會以最佳化的方式循此一方式升等，而且會產生「非我族類」的現象，也就是心裡不自覺排斥不是以此方式提升等申請的教授。
長此以往，大學漸漸失去了多元性。因為這個方式會把原本善於獨立思考的學者面貌變得一致。
相較於其他的量化指標，發表論文是最容易在實驗室或辦公室中獨立完成，所以累積論文的方式也最多人使用，隨著國際期刊與會議愈來愈多，發表的管道也愈來愈多，因此對於論文的發表，不僅要求質，更要求量（我不只一次聽到某年輕教授發表論文在競爭激烈的期刊與會議，因篇數不夠多而在升等的路上受阻）。
慢慢地，連採用其他量化指標，如專利、計劃經費、產學合作等方式提升等的教授，也在升等之路遇到重重阻礙。於是大家都把力氣花在不斷地發表論文上，且為了有足夠的數量，只好做做改良型的研究就好。
對年輕教授的傷害很大
事實上，這對於年輕教授而言，傷害性很大。因為期刊論文的發表過程要耗費相當多力氣與時間，有時只是在回覆審稿員不是太重要、甚至是沒有道理的質問，反而犧牲做研究的時間。
我的一位研究所的老師就對我們說過，有重要的突破再寫論文就可以，花時間在投稿、修改論文簡直是浪費生命。把大多數的研究能量放在論文發表的諸般弊病，以後有機會再談。
內捲效應在台灣不斷擴大，造成多數學校都在追求類似指標，不管是哪一所大學，同質化的現象愈來愈嚴重，而獨尊論文（過去甚至是只看某些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幾乎一概對升等無用）的結果，讓非論文的指標受到輕視，甚至是排斥。
因為大家著重的是同一類指標，所以小從新老師的聘任，大到大型計劃審查都以這類指標為基準，而政府每年反正都會編列各式各樣的經費作為教授研究之用，以至於只要乖乖遵守這個遊戲規則，不管需要還是不需要、有用還是無用，多多發表論文就可以確保在學術這條路上一路平安、升等，甚至拿到大型計劃。
而計劃的成果反正只要有論文發表就可以，所發表的新論文又可以作為下一次計劃申請的敲門磚，於是大家都在這樣安逸環境下一日度過一日。
其實政府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問題，教育部多年前就意識到，於是委託多所學校教授進行研究探討，針對大學的諸般問題和沉痾提出解方，成大楊倍昌與陳政宏兩位教授主編的《大學新五功》以及《大學轉骨方》這兩本書，集合了多位教授的意見，其實都是對症下藥，其中「內捲效應」就是書中所提出。
內捲效應，教授在象牙塔中安逸
「內捲效應」不僅讓大學停滯不前，如林崇熙教授所言，「許多大學/教師無法清楚地談出自己學術研究的意義與使命感，或想到往哪個願景努力突破，就只好找個虛幻的世界百大排名來當唐吉軻德式風車。」
許多大學教師也許會說發表論文是教授的使命，或者說是國家賦予的使命，但這就跟大學生照著父母之命與分數填志願，或以為考試考好就好，最後卻不清楚為什麼念這個系是類似的。
更可怕的是大學與大學教師把真正的使命忘卻了，或者說，其實沒有忘，只不過把使命的順位排到後面去。畢竟在現行制度下，大學教授需要盡力符合眼下最主要的指標，以及需要配合的行政事務，多數人卻是餘力有限。
至於學校與教師的真正使命是什麼呢？個人認為是學生的學習與啟發。如果不把這件事情排在第一位，當大學內捲化效應愈來愈嚴重，大學教師安身在象牙塔之中，覺得自己在培育學生，也有在做研究，卻愈來愈與真實世界脫節。請問這樣子的學校會值得學生來念嗎？
（本文原發表於《天下雜誌》，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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