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公視《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自從開始教師工作,只要那些不太熟的親戚、很不熟的陌生人知道我的身分,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現在的學生很難教齁?」

這個問題總是讓我尷尬,因為我工作到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的感覺。而讓我更尷尬的是,每當我企圖從嘴裡擠出一點否定的答案時,他們總會露出完全無法置信的表情,然後想盡辦法讓我同意他們的主張──即便跟現在學生實際相處的人是我,不是他們。

類似的情境一再上演,我從尷尬、厭煩到無奈,但最後反而產生一股好奇:為什麼上個世代的人,會認為現在的學生很難教?為什麼他們總會認為過去的學生(包括他們自己)比較好教?

很多人認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因為過去是威權時代,但是為什麼「威權」的學生就好教,「民主」的卻很難教?

讓關係變成單向的「結構暴力」

我認為威權時代之所以「好教」,是因為過去的學校教育,是一種奠基在「結構暴力」之上的教育體系。

所謂的「結構暴力」,用 David Graeber的說法,是這樣的結構只能用暴力威脅來創造並維繫,儘管在其日常的普通運作裡,並不需要訴諸真正的暴力。」(《規則的烏托邦》,2016,103頁)例如有關女性舉止與穿著打扮的種種規範,縱然與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有關,但是我們很難想像,若沒有家暴與性侵等暴力行為在背後撐腰,並且讓人持續感受到恐懼與威脅,父權體制還能運作得如此順利。

再舉一個例子,就像是過去國民政府在推行國語政策時,學生與家長之所以會配合,除了因為要順利升學以及免於歧視外,更深層的原因,當然是懼怕政府的槍,不知道何時會對他們發射子彈。

我之所以認為過去的學校教育是一種結構暴力,主要是因為過去的學校教育是以教師所施展的「體罰」為核心,並且以對身體和心靈的傷害作為威脅,要求學生持續服從、並且接受教師指令的教育型態。

這種以「體罰」為核心的結構暴力,具有一體兩面的特徵:就發號施令的教師來看,他們只要施展體罰就能達到自己預計的結果,因此他們不需要嘗試理解每個學生的想法,不需要從學生的觀點理解學生所面對的情境,不需要思考他們認為的「壞學生」何以變得如此;當然也就不需要與學生溝通,而可以單方向說他們想要說的,主張他們想要主張的,推行他們想要推行的,完全忽略學生的感受、經驗、意圖與動機。

在那樣的情境下,學生只能以教師的觀點理解世界

但是就接受命令的學生來看,因為恐懼被打、害怕接受懲罰,他們必須要嘗試分辨教師的言語、肢體動作與表情,希望從中區分出哪些是好心情、哪些是壞心情;哪些訊息透露出喜歡、哪些訊息又表達出厭惡。

以我自己為例,唸國一時還是有體罰的時代,全班都被當時的導師亂打一通,遲交作業也打,沒睡覺也打,沒準時進教室也被打。但是慢慢地有人發現導師身上接了根管子,有人說那是洗腎需要的,有人說她每週一三五都會去醫院,然後有人說最好不要在那幾天惹她。學生為了避免體罰,必須要設身處地得想像教師的處境,花費極大心力去模擬出教師的感受(例如洗腎),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教師與學生在理解對方所付出的心力上,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雙方這種完全不成比例的付出,形成一種極度單向的師生關係,教師與學生都必須要以「教師」的觀點理解世界,教師擁有自以為是的自由,可以任意地以自己的經驗去否定並置換學生的經驗,學生只需要接受教師所給予的觀點即可。學生作為從屬的一方,不僅要以教師為中心,同時也因為不斷地設身處地想像教師的處境,使得他們在對教師的同情理解上,往往比教師對學生的同情理解要多得更多。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與其說現在的學生難教,不如說是過去那些使用體罰的教師,幾乎不需要花費成本理解學生,也不需要花費時間與學生溝通,更不需要花費心力從不同學生的處境出發,去想像出適合該名學生的教學策略。

當把體罰拿掉之後,這些倚賴結構暴力的教師,必須開始在「雙向」的師生關係中從事原本教育者應該要做的事情。但是長期施展體罰的代價,就是他們失去了想像力,不知道該如何與不同的學生溝通。而為了掩飾自身的無能為力,只好將一切過錯歸結在現在的學生身上。

我是為你好,長大以後你就知道了!

另外一個常見的情況是:有些教師企圖繼續維持這種極度單向的師生關係,在失去「體罰」的情況下,開始訴諸其他策略。

例如有人以無法念好學校為理由,以未來的生存境況威脅當下的學生接受教師控制;有人是用情感勒索,用「我是為你好」、「為什麼我的苦心你都不了解」,或是「長大後你就知道了」等說詞,要求學生配合教師的指揮。但是這些派生出來的結構暴力,由於失去了「暴力」的核心,所以效果都相當有限,結果就是在讓他們在與學生相處時感到更加沮喪。

這種沮喪的心情不只是教師們所獨有,而是一整個從體罰世代長成大人的共通心情,因為這些體罰世代的人們頻繁地以控制者的視角理解世界,控制者與從屬者之間極度單向的關係深深限制著他們對於教育的想像。對他們來說,所謂的「教育」就應該如此。過去他們怎麼接受控制者們的教導,現在他們就怎麼樣教他們的小孩。有的人施以體罰,有的人運用情感勒索,有的人則以經濟與生存作為要脅,可惜當結構暴力無法再繼續維持下去時,這些父母只感到苦澀與困窘。

不過,解決問題的方式其實非常簡單:就是試圖設身處地得去想像你的孩子的處境,補上過去那些未做的理解與溝通。

從上面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體罰」或許是一項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但是它怎麼樣都不能算是一種教育方式。如果我們認為教育應該因材施教,那麼應該是要求教育者發揮想像力,模擬學生的處境,為不同特質的學生設計出適合他們的學習策略,而非單向將每個學生硬塞入教育者的經驗之中。

所以在孩子面前摧毀他們的玩具,要求他們對壞掉的玩具道歉,或者是將孩子的烏克麗麗折斷之後,再將「屍骸」的照片放在孩子床頭的種種行為,當然都不是教育,而是以暴力要脅的結構暴力罷了!它們充其量只在傳達一個訊息:父母的暴力可以摧毀妳跟你的任何一個東西,你們最好乖乖配合。可悲的是,這樣的行為卻被數以萬計的粉絲認為是良好教養的示範,這表現出台灣社會對教育的想像,被結構暴力宰制得有多麼深刻。

(作者為高中公民老師。本文原刊載於作者臉書,經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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