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一起隨機殺人案，令國際社會想起2011年造成77人死亡的無差別攻擊案。依照挪威的「修復式司法」，當時的犯案者布雷維克目前在挪威哈爾登監獄中，過著舒適人道的生活，引起外界廣大的控訴與嘲諷。難道挪威真的是「犯罪者天堂」嗎？為什麼它不要「殺人者償命」？
挪威是犯罪者天堂？
挪威小鎮孔斯貝格（Kongsberg）爆發隨機殺人案，歹徒手持弓箭進入超市對民眾無差別攻擊，現場至少5人死亡。犯案者是一名37歲挪威籍男子，警方初步定調這可能是一場牽涉伊斯蘭宗教的恐怖行動。
這令人聯想到挪威上一起重大案件，2011年在海灘隨機殺害77名年輕人的「極右翼白人主義」男子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他的所作所為，對挪威社會是一道永遠無法忘懷的傷。
然而，犯案者布雷維克至今仍在挪威的監獄中——既沒有被處決，甚至服刑環境十分舒適人道——這件事本就不斷挑起國際社會的敏感神經，使得如今發生在孔斯貝格的新案件，引起更多的疑惑與嘲諷。
「挪威根本是犯罪者天堂，」「沒有對犯罪者足夠的懲罰，引來了更多的兇手」一則則新聞留言如此寫道。在「殺人償命」的正義觀深植人心的其他國家，挪威的司法系統似乎難以理解。
最重的刑罰
十年前的兇手布雷維克，最後遭判挪威最嚴重的刑罰——監禁21年。（期滿時，法官可視情況延長）。
最讓外界不解的是，在這些監禁的時間裡，他有一個三房的空間，配有電視、健身房和IKEA家具，看起來更像是大學宿舍而不是最高刑罰的監獄。平常，他可以參加烹飪課程、在健身房內攀岩，和去音樂工作室參與受刑人樂隊。
在獄中，人們想像的監獄管理員和受刑人間的緊張關係，在挪威監獄中也不常見。一半的警衛是女性，前監獄長霍多（Are Hoidal）表示這能營造一種「不那麼咄咄逼人的氛圍」。而負責看守的管理員們也不配帶武器，往往自在地與受刑人打成一片。
根據報導，這座看守最高級別受刑人的哈爾登監獄，耗資2.8億美元打造。
這些安排，對於一個具有道德感的台灣人而言，很難不感到震驚。它衝擊了我們對法律的一個重要期待：從應報理論帶來的公道。但挪威對待司法的哲學從根本上就與台灣是兩套系統。
在一個多世紀前的1902年就廢除了死刑的挪威，強調的是修復式司法。
修復式司法vs報復式司法
修復式司法關注的是「治癒」，治癒受害者、治癒社會，以及，治癒犯罪者。比起探討罪犯會落得什麼樣的「下場」，它的重心更在於受害者能多大程度地修復傷痕。
具體的例子是在布雷維克案的審判中，77名受害者、倖存者與罹難者家屬都在法庭上「直接發聲」，對著犯案者描述失去親人的痛楚、親人未實現的夢想，內容有多長，人們就在法庭上聽多久。這與台灣或美國在法庭中著重犯罪者的刑期審理很不同。
這樣的作法只是挪威社會努力彌補受害者家屬的一個象徵。後續還有賠償和一連串的社會介入，協助遺族們走回正常的生活，儘管，生活永遠不會和從前一樣。
根據《紐約時報》當年對布雷維克案的採訪，願意受訪的家屬與倖存者認為，他們對法庭的裁決感到滿意。
像許多歐洲人一樣，大多數挪威人都為拒絕了報復性的司法制度而感到自豪。
被害者優先，最後才來到關注加害者的層面。如前所述，犯了法的人進到監獄，過著其實與外界生活品質差距不大的日子，因為挪威相信「犯罪者不是要被懲罰的壞人，而是需要被修復的壞掉的人」。
因此，挪威更重視受刑人及更生人的職業培訓，希望犯罪者不要為社會經濟帶來負擔。
修復式司法，有效嗎？
從數據反映的成效，也是支持挪威人持續信任修復式司法的關鍵。
根據OECD，挪威的再犯率非常低，只有20%的前受刑人會在兩年後重新入獄，在美國，這比例接近60%（台灣也落在60%上下）。
挪威每10萬居民中只有71名犯罪，而監禁率是世界最高的美國則有743人。
不過，即使數據與研究都表明修復式司法能讓整體社會的恢復狀況更好，但在不同文化脈絡下，這依舊是極為爭議的命題。
畢竟，那些在再犯率、監禁率的數據，並沒有辦法反映更抽象的情感需求。
根據一份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研究，「看到不法份子消遙法外，或聽到大屠殺的兇手只被判21年，這些情緒可能會導致人們有被孤立的感覺，」德國的一份研究也指出，相信自己目睹社會不公的人，會變得不快樂。
因此，在還沒發自內心相信修復式司法能帶來正義的社會，或許難以實現它美好的一面。正如《大西洋雜誌》在談及此議題時說到，修復式司法的關鍵在於：唯有你不認為報復有好處，它才會奏效。
而在個人刑罰的討論之外，我們也不該忘記，造成無差別恐怖攻擊的元凶：種族或宗教的極端主義，更是社會該將目光投向的地方。
（本文授權轉載自「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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