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盡菸屁股而燻黑的手。 圖片來源:Akmal Aliev提供。

「我從小就對於精神健康很有興趣;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想要成為一位精神科醫師。直到我在精神科醫院擔任護理師之後,我開始思考:我並不想在這樣的困境中工作,我想要改變整個體系。」

阿克馬勒.阿烈夫(Akmal Aliev),來自烏茲別克(Uzbekistan),一個位於中亞的後蘇聯國家,世界上唯二的雙重內陸國之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曾經在此就醫,並且將其經驗寫成《癌症病房》一書。

立志往精神醫學發展,阿克馬勒承受不少家人的壓力。在烏茲別克,精神科由於環境待遇不佳,是最不受青睞的科別,經常招收不滿訓練名額。他費盡心思說服一間精神科醫院讓他前去從事護理工作。於是,在醫學系的最後一年,忙碌的醫院實習之外,他開始了定期在精神科醫院值班的生活。在許多的夜裡,在人滿為患的狹小空間中,只有他一位醫療人員;負責發放藥品、注射藥劑,還有處理不定時發作的癲癇以及各式疑難雜症。

也正是在那樣的日子裡,阿克馬勒深刻的體會到:後蘇聯時期精神醫療體系的種種困境。

碩大的醫院、渺小的人

在蘇聯時期,精神科醫院成為囚禁異議份子的機構;理由是:心智正常的人不可能反對世界上最好的政治社會體系 [1]。於是精神科醫院不斷的擴張拓展,最終成為擁有十數照護單位、容納上千人的碩大無比機構,將人們隔絕於社會之外。

蘇聯解體之後,這樣的體系歷久不衰。這裡提供的,就只有簡單藥物控制,沒有認知行為治療、團體治療等等其他協助。阿克馬勒表示:「在其中工作,我感覺好像深陷於50前的時光之中。一切都非常的老舊,從未整修:破敗的天花板、破敗的牆壁、破敗的床……」

狹小的房間裡擠滿了床。圖片來源:Akmal Aliev提供。

而其中極端的權力不對等,也是根深蒂固,難以撼動。社會大眾對於飽受精神症狀之苦者,普遍抱持不友善的態度。醫院職員覺得:處於惡劣的環境、領著微薄的薪水,是一種犧牲奉獻,理應享有某種特權。許多本性善良的人們,從未做過辱罵笞打之事;但到這裡擔任醫療助手或是清潔人員之後,就開始有樣學樣。「你很難去抗拒;當你想要做些好事的時候,你會感受到同儕的壓力」,阿克馬勒無奈的解釋,「我覺得自己就好像黑綿羊般的異類。」

白天的時候,醫院居民們不被允許在床上休憩,也不被允許待在室內,以避免打擾文書作業以及製造髒亂。他們會被驅趕到庭院中。許多人由於受到藥物鎮靜作用,只得蜷伏在草地泥土上打盹。

若是不聽命令,或是犯錯,小至將食物掉落地上,大至企圖逃脫,就會被綁縛在床上,有時長達一天之久。這原本是防範自傷或傷人之用,卻經常作為懲罰之途。更嚴重的懲罰則是注射藥劑:例如施打過量的Haloperidol(一種抗精神藥物),造成諸多令人不適的副作用。通常有一種緩解Haloperidol副作用的藥物,應該與之一起發放;但醫院職員有時會故意扣下,轉而提供給他人,作為服從命令的獎賞。另有一種更令人懼怕的注射藥劑是Sulfozinum,據稱是蘇聯精神科醫師用來輔佐抗精神藥物,卻未證實有相關效果,反而會造成劇烈的肌肉疼痛甚至壞死,目前在美國等諸多國家已不再使用。[2]

在此單一性別、沒有隱私的空間,醫院居民不時被要求服用溴化物,傳說這是在蘇聯軍隊中用以壓抑性慾之用。只要職員們覺得某些人「性慾旺盛」,便會將他們招來服藥。居民們也習以為常,無奈順從。

只能待在庭院中打盹的人。圖片來源:Akmal Aliev提供。

茶包、捲菸、納斯威

封閉的體系中,許多事物的價值開始扭曲。這裡不容許金錢流通,茶包則儼然成為一種貨幣。人們嗜茶如命。「那是很濃很濃的茶,非常、非常、非常黑,像石油一樣」,阿克馬勒形容,「可以多至4個茶包,卻只用半杯水。」擁有許多茶包的人,則掌握無形權力,得以指使他人。職員也會以茶包為代價,指使醫院居民從事某些穢臭繁瑣的工作,諸如打掃廁所、協助症狀嚴重者更換髒污衣物等等。有些照護單位為了防範此等情形,禁止親友探視時攜帶茶包;反而造成茶包更加物以稀為貴。

在照護單位中,有一間小小的廚房可以煮水。然而只有某些醫院居民被允許使用;通常是酒精或藥物成癮住院者,因為他們多數的時候行為比較「正常」;他們會想辦法討好職員以利使用廚房,也因此獲取某些權力,其他人只有仰賴他們取水泡茶。

另外的貨幣則是菸。除了熟悉的捲菸之外,還有一種形式稱作納斯威(nasvay):將菸草混雜石灰香料含在口中,藉由石灰破壞黏膜,使尼古丁(nicotine)擴散到血液中。這些茶包、捲菸、納斯威,都會再以二手的形式流通──人們會將沖泡過的茶包再贈予他人飲用,而當有人抽菸時,會有一群人蜂擁四周,眼巴巴的希望得到一截菸屁股。至於納斯威,沒錯,它們會帶著上一位使用者的唾液,混合在下一位使用者的唾液之中。

每天配給的茶分量有限,根本不夠大家分。圖片來源:Akmal Aliev提供。

不可能的夢

剛到精神科醫院的第10天,阿克馬勒就寫了一封信給烏茲別克的總統,揭露醫院中的種種荒謬之處。我問他:「是有發生什麼特別令你震撼之事嗎?」他說:「那裡發生的一切,一切都太震撼了!我覺得我不得不做些什麼。」總統自然「無暇」親自處理此事;據說此信後來被移轉衛生部,然後層層遞轉;不久,阿克馬勒接到了院長的電話,焦慮的表示要和他談談。

顯然是受到上級的壓力,院長急切的展示他的計畫:表示醫院正在整修翻新,改變正在發生。阿克馬勒後來還被引領去參觀新建的照護單位,那裡的一切都很完美:人們安詳地躺在床上,職員身著雪白乾淨的制服,廁所裡放置著肥皂。「廁所從來就不會有肥皂的,從來、從來不會!」阿克馬勒說,「我感覺這一切就像一場表演。」

「我問院長:那我工作的地方呢?看看我工作的地方,根本天差地遠!」當然,阿克馬勒的問題不會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於是阿克馬勒帶著他的問題,來到倫敦,世界精神健康研究的重鎮,探索精神醫療去機構化的議題;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改變自己國家的精神醫療體系。聽著他的故事,我總覺得自己很渺小。覺得自己沒有像他那樣的天真與勇氣,去挑戰一個龐大複雜的制度,去忍受諸多的難堪,去懷抱一個不可能的夢想。

在精神科醫院從事護理工作的那段時間並不好受;職員們都知道阿克馬勒就是那位捅了馬蜂窩、招惹大麻煩的人,沒人給他好臉色看。不過,阿克馬勒卻和許多醫院居民們成為了一輩子的好友。其中不乏飽學之士、西洋棋聖手,他們談論科技、文學、藝術,還有各自的人生故事。「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人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阿克馬勒說著,他的眼神,彷彿望向很遠的地方。

從前有人寫了一首詩,寫他在某間後蘇聯時期精神科醫院的日子:

曾經我有些夢想
有些希望,而且相信
如今我不再夢想
大門深鎖
我等如囚獸
我厭倦如此生活

現在,我寫詩
我必須專注其中
以忘卻這鬼地方
我不再尋求自由
這些貪腐海盜
白衣獄卒
他們因故吼叫
無故懲罰
縛我們如狂犬
泯滅人性

見聞如此許久
我不再夢見自由
這什麼醫院
還不如被槍決

     

[1] Robert Van Voren, "Political abuse of psychiatry—an historical overview,” Schizophrenia Bulletin 36, no.1 (January 2010): 33-35.

[2] United States Deligation to Assess Recent Changes in Soviet Psychiatry, “Report of the U.S. Delegation to Assess Recent Changes in Soviet Psychiatry,” Schizophrenia Bulletin 15,  no. 4 suppl (April 199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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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泰緬邊境體會戰亂遷徙,於西非布吉納法索小鎮蹲踞,於往昔奴隸港口讀熱帶醫學,於佛洛依德流亡之都學精神公衛。思考關於漂流、邊緣者的議題,有時寫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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