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傳統新聞價值急速崩解的年代，我們還需要唐吉訶德嗎？
不像教科書的教科書
掩上《給年輕記者的信》書頁，任何對於新聞工作懷抱理想的年輕人，都能輕易讀出作者塞繆爾．弗里德曼（Samuel G. Freedman）三十年如一日的熱情。
過去三十年，弗里德曼從一家美國小報社《信使報》入行，然後跳到中等規模的《郊外論壇報》，最後進入人人稱羨的《紐約時報》。他為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全國廣播公司、《滾石雜誌》和《商業週刊》等重要媒體撰稿，並曾獲普立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榮獲美國猶太圖書獎。這份相當完整的履歷表，讓這本書一出場就具有一定的分量。
同樣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也教了十五年書，這讓他腳跨實務、學術兩界，為這本書增添不少說服力。
有趣的是，弗里德曼雖然在序文中強調「它不是一本教科書、一本歷史書、一本新聞批評著作，雖然它和這些書有一些共同點。不論是我的還是其他人的書，都不會為年輕記者提供特別的、職業上的指導。這種指導只能從一個有才華的編輯那裡獲得。」但從此書面面俱到的章節安排看來，作者希望它成為年輕記者「入門教科書」的用心不言可喻，只是弗里德曼選擇了較不具「指導」姿態的書信體寫作策略而已。
毫無疑問，書信體是最容易傳達熱情的文類了。我還記得自己當初讀完楊牧《一首詩的完成》時的悸動，楊牧用寫信方式感動了不少年輕文學心靈，《給年輕記者的信》若讓菜鳥記者有相同感覺，並不會令人意外。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本書傳遞了什麼樣的熱情？
紐約時報式熱情
弗里德曼再次標榜各項傳統、古典新聞價值的重要性，並且大聲說出；「我不怕把新聞行業當做道德的職業，我也不怕用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我不怕聽起來天真和傷感。任何不是因為相信新聞是道德職業而從事這行的人，都不如直接去炒外匯或去製造橙劑（一種有毒除草劑）。」（p26）
對於記者跑新聞的方式，弗里德曼指出，「千萬別讓對集團的忠誠感或任何親密關係使你無法實話實說」（p37），並且強調，「不要受你的同事和競爭者的影響。偉大的新聞來自性格乖戾的人、偶像破壞者、持不同政見者、個人主義者，他們堅持追求使他們著迷和使他們憤怒的東西，正所謂腳上帶泥，才能留下印跡。」（p66）
至於記者這種人，弗里德曼的期待則是：「我想和你談談繪畫、音樂和戲劇，我很樂意，而且我覺得自己有這個水平。實際上，我確實希望你去學習藝術，它將提升你的文化修養，提升你的生活。偉大的新聞記者絕不會只停留在閱讀報章雜誌、收集新聞材料和收聽新聞報導上，而會在文學、電影和爵士樂等偉大的藝術中尋找養分和催化劑。」（p14）
以上這些記者的自我要求與期許，傳播院校師生並不會陌生。任何有志於新聞志業的年輕人，應該也都或多或少帶著這種理想基因踏入這一行。在我看來，弗里德曼用相當多實例、故事佐證這些傳統價值的重要性，才是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雖然這些案例對於台灣記者來說，仍有時空背景、社會文化不同的距離感。
整體而言，弗里德曼再次把「紐約時報式熱情」詮釋得淋漓盡致，有助於在精神層面鼓勵剛進這個行業的年輕心靈。但在實踐層面，「紐約時報式熱情」顯然是不夠的，現實世界裡，更多年輕記者是在非紐約時報的惡劣新聞環境中載浮載沈。
理想與現實的平衡
弗里德曼從小報記者一路奮鬥進入紐約時報的經驗誠然可貴，他對美國新聞生態的批評也一針見血：「在糟蹋我從事和崇拜的職業方面，沒人應比梅鐸承擔更多的責任。即使梅鐸從右派變成了一個煽動人心的左派政客，我都覺得不會有什麼區別。」（p18）但我們都知道，很多美國記者進不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傳統大報，而是在梅鐸旗下的龐大媒體集團工作，台灣更缺乏像紐約時報這樣具有權威地位的媒體可以發揮熱情、落實理想。
我們會對弗里德曼的描述「感同身受」，是因為自從壹周刊、蘋果日報陸續登台後，台灣新聞界同樣遭到巨大衝擊。從傳播生態、記者角色乃至新聞定義幾乎全部重新改寫，台灣新聞界雖然也可以提出「在糟蹋我從事和崇拜的職業方面，沒人應比黎智英承擔更多的責任」這樣的批判，但在許多媒體爭相「蘋果化」之際，這種批判並無法讓大多數年輕記者找到救贖甚至突圍之道。
我非常敬佩弗里德曼對於新聞工作三十年如一日的執著與熱情，我也覺得年輕記者──不論身處那一個國家──可以在這本書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啟發。但我想提醒，除了「紐約時報式熱情」，年輕記者還應該多了解在「非紐約時報式媒體」工作的奮鬥與生存之道，才更能找到理想與現實的平衡點。
當然，這不是弗里德曼與這本書的問題。就砥礪年輕記者心志，重新提振「扭約時報式熱情」而言，這本書在此時出現，仍有切中時弊、莫忘初衷的重要價值與意義，即便是在惡劣傳播環境中工作，我相信這本書還是能發揮一定程度的召喚理想功能。
不過，這本書的出現讓我益發覺得，我們需要看到更多在傳統主流大報／大電視台之外的資深記者心聲。如果這些資深記者也能如同弗里德曼一樣，著書分享自己在「非紐約時報式媒體」工作的熱情與心聲，我相信那會是對年輕記者同樣具有參考價值的另一封信。
新聞教育的反思
這本書觸及的另一個主題：新聞教育，則直指當前社會對於傳播教育工作者的質疑：你們怎麼會教出這些令人失望的記者？
弗里德曼的結論是：「這些年來，我也逐漸總結出是什麼使新聞教育失敗。原因就是有一群崇拜英雄的學生，對著名作家所寫的戰爭報導頂禮膜拜。我記得我的新聞班上有一位意志薄弱的學生問我，他是否可以蹺課去聽大衛．哈爾伯斯坦的講座。我說：『如果你去聽了哈爾伯斯坦的講座，你將永遠不會成為哈爾伯斯坦。』事實上，哈爾伯斯坦的第一份新聞工作，是在密西西比州的西點的一家日銷量才四千份的報社。現在他七十多歲了，但當他為寫書做研究工作時，他還能為一天能進行兩次標準長度的採訪而自豪。至於我那位蹺課去聽講座的學生，我至今還沒有看到他的署名文章。」（p13）
作者言下之意，是新聞教育不應該再強調不切實際的「英雄主義」，而應該從看似平凡的一般路線採訪工作點滴做起。過度強調英雄主義──不論是「水門案」或戰地記者的英雄事蹟，反而會讓年輕人好高騖遠。在這方面，弗里德曼語重心長地跳脫了「紐約時報式熱情」。
我對此深有同感。在當前新聞生態中，與其要求年輕記者以揭發「水門案」做為奮鬥目標，不如期待第一線記者更加關切與這片土地緊密連結的公共政策，例如食品安全、土地徵收、農業議題等。當第一線記者在不同專業領域（例如環保、勞工、農業、新移民、同志人權等）累積專業知識、磨練新聞能力到一個程度後，他們對於相關公共政策的深入報導與持續監督，其重要性與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
只要第一線記者（不論是主流媒體或是獨立媒體）努力不懈，一步一腳印關注生活周遭不符合公平正義、危害人身安全的公共政策或社會現象，「大埔案」可能是土地徵收領域的水門案，「塑化劑風暴」可能是食品安全領域的水門案，「政府隱匿疫情」更可能是另一個記者生涯值得追尋的水門案，不是嗎？
這一行最迷人之處
最後，儘管在某些時刻，新聞工作對年輕人似已逐漸失去吸引力，但容我引述此書結尾的一段話，做為記者這一行最迷人之處的註腳：
「我在《郊外論壇報》工作時，一位老朋友回新澤西探親時過來看我。我們一群記者一起吃著披薩，喝著啤酒，對有關編輯、採訪的選題等問題發著牢騷。回到公寓後，我的朋友說：你們還沒明白。你們基本上還是喜歡這些工作的。我所認識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喜歡他們的工作。你們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P158-159）
是的，能夠帶著理想、熱情一直從事記者工作，是包括我在內諸多新聞工作者的最大幸運。這個行業永遠需要唐吉訶德的加入，每多一位唐吉訶德──不論是菜鳥記者，或像弗里德曼這樣透過著作耳提面命的資深老鳥，這個行業就會多一分樂觀與希望。
※本文原刊於「台大新聞論壇」第十期，現加以修改在獨立評論刊出，藉此鼓勵剛進入新聞界的年輕記者，並與有志投入新聞工作的年輕人對話。
另外，本文原是根據博雅書屋出版的《給年輕記者的信》第一版寫就，但此書第一版已絕版，今年七月由五南出版社印行此書第二版，本文所附亦為第二版封面，特此向讀者說明。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5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