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天下》雜誌669期以「學術黑市現形記」為封面，報導只要付錢假論文也能登國際研討會的台灣學術詐欺真相。該報導重創了台灣高等教育的名聲，除了引起了社會大眾的廣泛討論，也激起學術界的自我反思與漣渏。
該系列報導揭開了台灣高教現場的教授們，在面對無所不在的評鑑、升等與淘汰的壓力、教學與研究都得兼顧的多重壓力下，為何與如何讓台灣成為國際掠奪性期刊的大肥羊。而此一學術亂象與詐欺投稿，也引起了台灣管理學術界的重視，並出現了自我反省的聲音。
獨尊論文惡性循環，來自不同背景下的習慣移植
今年6月下旬，筆者應台灣組織與管理學會（TAoM）的邀請，前往印尼峇里島參加一年一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給與會學者一個短講，提供一些個人對主流學術界目前唯尊學術影響力的研究與觀察。
幾年前，筆者因為從逢甲大學商學院轉任到人文社會學院，有機會擔任學校行政職工作，發現大學教師的角色有更多元化的可能性，同時更感同身受地理解教師在不同生涯階段所面對的不同的挑戰。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在煩雜且大量的教學、研究與服務工作中，有效管理時間與取得在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
長久以來，國內大學教授許多都是早年從美國學成歸國後，直接便投入教學現場工作；自然而然地，我們的大學教師就用在美國求學的那一套大國思維與方法，應用在台灣小國的博碩士生身上。但美國因為是標準的移民和多元種族國家，高等教育是一個巨大產業鏈，許多頂尖大學都是面向全球進行招生；再加上目前美國大學許多都是以學院為中心（台灣的大學是以系所為中心），許多行政工作都全權由專業人員代勞（台灣的大學則常以老師兼仼），大學教授們只要負責自身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即可，所以老師們並沒有太多額外的行政負擔與服務雜事，強調研究發表，是美國高教體制分工下的設計。長久以往以美國為中心的台灣學者之所以讓學術影響力評量演化成如今的樣子，只有期刊文章發表才是唯一王道，其他都不重要，也不令人意外。
但大學教師在學術升等方面，卻深受獨尊研究的單一價值之苦。以作者所在的管理學術領域為例，台灣在過往20年以來，承襲了美國管理學術界的競爭思維，用學術發表做為教師升等與績效評估的唯一指標，導致了全台灣的商管領域大學教師目前大都被迫於忙碌於學術發表，教學與服務的優先順序都不得不被放在後面。久而久之，教授們就漸漸不擅長於與別人合作與他人共創了。
除了寫論文，大學教授到底應該做什麼？
為了準備這場國際研討會專題分享，我先前想了許多不同題目，最後將題目定調為「學術影響力：教學、研究與服務的三合一」（Scholarly Impact: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as ONE）。但我所定義的學術影響力，有別於過往獨尊研究的單一指標評價，而改採多元價值衡量取向（pluralist conceptualization），以多重利害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s）、多重方法（multi-methods）與多重衡量指標（multi-indicators）等精神來重新定義何為學術，與何為學術影響力。
而此種有別於獨尊研究的多元價值學術影響力，有必要重新定義究竟學術（scholarship）這一行是什麼？為了重新建構學術工作，我另外採用了組織行為理論中的工作形塑（job crafting）觀點，分別從以下三個面向來重新思考大學教授的本質，與其所帶動出的學術影響力：
1.任務形塑（task crafting）：大學教授責任的改變
2.關係形塑（relationship crafting）：大學教授與利害關係人互動關係的改變
3.認知形塑（mindset crafting）：大學教授自己心態的改變
其中，有關透過「任務形塑」的改變，強調大學教授不只再是對知識創造的學術社群有責任，也應對學生、社區、非營利組織、廠商、政府、媒體等不同利害關係人也有所責任。而在「關係形塑」部份，則強調大學應重新思考教授與大學生、廠商、所在的地區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應展現更多的互動與回饋。而「認知形塑」係則強調教師應重新思考：當初為何想要來大學任教？久遠前的初衷如今仍然還在嗎？自己的工作價值與意義為何？
大學唯有重新從任務、關係與認知三方面重新定義學者的工作，才能真正反思：台灣學術界仍然要獨尊研究嗎？科技部與教育仍然要遵循美國學術發表競爭的遊戲規則，持續複製在台灣高教這個不具規模經濟且缺乏價格彈性的內需產業上嗎？
你需要的不僅是學術專業，更是投入世界
事實上，學術因為過度競爭的結果，必定如同天下雜誌所報導的，許多大學教師將不得不冒險走入學術黑市，爭取研究期刊的發表機會，好順利升等。但是此一看似捷徑的快路，卻是走向自我沈淪的死胡同。
過去十餘年以來，作者因為一路走來都是從事計程車產業「服務－教學－研究」三合一的產學實務議題研究，意外地避開了上述學術發表的激烈競爭；此外，也因為採用「以終為始」的入世學術（engaged scholarship）取向，讓這十幾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可以順利轉化成課堂教學的素材，也意外地被應用在產業服務，並成為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方案。因為天時、地利與人和的緣故，讓個人的研究、教學與服務等三大面向的工作可以比較有系統地整合，也讓學術研究成果能夠逐步地被應用在社會問題的解決。
或許，目前該是時候徹底反思，大學教師的任務是什麼？大學教師如何跟社會或產業互動？大學教師應該如何重新調整自己的工作心態與職業認知？
在峇里島學術論壇的最後，我引用馬丁路德的一句話做為短講結語──人生最重要且應持續追問的問題是：「你為別人做了什麼？」（Life's most persistent and urgent question is “What are you doing for others?”）。展望日漸嚴峻的高等教育未來，真心希望台灣學術界的前輩與同好們除了在學術期刊追求發表之外，大家也都能在自己關注的專業領域或相關利害關係人中，找到一件可以用自己的學術專業，去陪伴或協助有利於他人的事。唯有重新定義學術影響力，捨棄獨尊研究的單一價值，改採兼顧教學與服務的多元價值，才能讓學術擺脫黑市污名，大學入世成為社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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