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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五被邀請參加由經濟部王美花次長所主持的「研商共益公司/兼益公司納入公司法之立法政策」公聽會,除了瞭解政府正大力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之外,並探討本次公司法修法是否有必要納入「共益公司」或「兼益公司」專章規定。

在會議中,我回覆的答案是「Yes!」為了帶動台灣下一波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共善與共好,真心期待立法院本會期能通過該法案。

服務弱勢,要從大型企業善盡社會責任開始

知名的外商經理人程天緃總裁曾經寫了一篇網路文章〈台灣應不應該推動「社會企業」?〉,主張不應該鼓勵新創公司貿然投入社會創業。因為大部分新創公司都缺乏資金和資源,自己都三餐不濟,如何能夠「服務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弱勢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錢、也沒有資源。所以想要以弱勢群體為市場,提供服務賺取利潤的社會企業,是難上加難。

反之,在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系中,經過競爭與市場淬煉過而存活下來的中大型企業,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若中大型企業願意主動撥出一部分利潤,善盡公民的環境與社會責任,將會成為社會責任的主流力量。所以程總裁說:「鼓勵年輕人投入社會企業的創業,風險比九死一生還要來得大;所以倒不如想辦法建立『以社會責任為價值觀』的社會文化和企業文化,鼓勵成功的大型企業善盡社會責任。」

我完全支持程總裁「以社會責任為價值觀」的觀點。事實上許多學者專家也都這樣想,例如長期推動社會企業登錄、致力打造台灣社會企業生態體系的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陳琬惠秘書長,便在公聽會中支持此一論點。無獨有偶,在本次修法的眾多提案中,由唐鳳政務委員所推動的行政院版本也有相似的主張,希望在現行公司法第一章第一條的法條中,增加部分內文,「鼓勵」公司投入社會責任。

但是我也擔心,期待企業採用自發性的「自律」動機來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欠缺外部誘因與約束,難以規範與全面推動。若政府想要積極引導中大型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最好能增加具有「他律」的法令規範,要求企業有義務主動揭露公益報告資訊,並在公司章程中鎖住企業的社會使命,引導有心承擔更大社會責任的良善企業能被保護,避免陷入「洗綠」危機(即以社會企業之名,行使股東利潤極大化之實)。

本文認為,除了唐鳳政務委員所推動的行政院版本之外,也應將「共益公司」或「兼益公司」納入公司法中專章,讓此類願意主動利他的組織具有法律位格。

鼓勵企業追求社會責任,需要更多外部誘因

不論是共益公司或兼益公司,均是從英文Benefit Corporation翻譯而來,意謂「公司與社會共好」,公司經營不以追求股東利益最大為目標,而是兼顧追求多種利害關係人權益及公司章程所訂的社會目的。這種公司類型,不同於過往的公司經營者,只能以極大化「股東利潤」為唯一原則,而是要求公司經理人平衡公司的財務報酬(Profit)、社會責任(People)與環境責任(Planet),即俗稱的三重底限(Triple Bottom Line)。這種利己又利他的態度,就是兼益公司的核心精神。

不過,現行的公司法中並沒有此類公司型態。目前公司法第一章第一條明文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故公司經理人必須對股東負責,以獲利為唯一經營目的。在本次立法院的公司法修法版本中,由唐鳳政務委員所推動的行政院版本主張微幅修法,除了維持上述第一項內文之外,只新增加以下的第二項內文:「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此一版本的主要訴求理由是:大多數國家均認為公司應負社會責任,其中社會責任之內涵可以包括:公司應遵守法令、應考量倫理因素、被認為係適當負責任之商業行為、得為公共福祉或人道主義及慈善之目的捐獻合理數目之資源……。

只是,這樣以廣泛性開放宣示、寬鬆但不精準的形容來鼓勵企業善盡社會責任,較強調正面與善意的企業「自律」精神,即相信公司會為了增進公共利益,而自發性地善盡其社會責任。但事實上,大部份身負營利責任的經理人,可能不會如此思考。除非有其他顯性或隱性的「他律」要求或懲罰壓力,否則一味相信企業會主動行善,可能會流入一廂情願的不切實際。

為什麼不能期待企業靠著「自律」做善事?

從組織運作角度,公司內部存在著一種「委託-代理關係」。

公司是由一群股東提供各式資源,交由專業經理人代為經營、管理與運作。股東投資公司的目的,是期待得到利潤收益,而且是愈高愈好。故出資者與管理者間存在著「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委託人(principal)與代理人(agent)之間,可能因為目標不一致,而產生利益衝突。

而當代理人本身存在某種動機,驅使他的行為目標著重在增加自身利益、而非委託人利益時,就會出現代理兩難(agency dilemma)現象。公司中的經營者(代理人)與股份持有者(委託人)之間的關係,就是標準的代理問題。

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代理理論存在以下的假設:(1)代理人與主理人皆追求本身效用最大,即兩者均為自利者;(2)代理人與主理人均為風險趨避者;(3)代理人與主理人所追求之目標不一致;(4)代理人與主理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

在股東(委託人)與管理者(代理人)間的潛在衝突情境中,目前行政院版本公司法所新增加的第二項條文:「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可能無法藉由上述法律條文的「自律」勸說,讓企業真心擁抱社會責任。因為若經理人增進了公共利益,可能就會傷害股東利益;而在具有風險趨避傾向的管理者自利動機下,大部份的管理者將不會去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以免遭受來自董事會或股東會的主理人責難。

既然「自律」這條路走不通,「他律」便成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另一個選項。

藉由「他律」的契約規範,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寇斯(R. H. Coase)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他在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說明了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關係。寇斯認為,企業是由一系列契約關係所構成的聯合體,企業的本質是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契約的集合,企業是所有這些契約的建立過程和執行過程的總和。企業的形成就是用「一個契約代替一系列契約」,用「一個長期契約代替一些短期契約」。而大量減少契約,可以降低交易風險。

簡單來說,寇斯認為企業之所以會出現,就是因為企業可以有效簡化市場的契約關係,降低交易的成本,提升運作的效率。其中常見的交易成本包含:搜尋成本、協議成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與執行成本。而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便成為組織實現利潤目標的重要議題。

事實上,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主張企業經營的目標是利潤極大化。但在外部性與機會主義行為下,企業此種逐利行為很有可能損害其他利害關係人或造成社會集體的外部成本。而採取適當的法律規範(例如:立法制定兼益公司專章)、清楚的契約關係(例如:兼益公司可以在組織章程中鎖定使命,避免未來當經營權易手或創辦人離開後,將公司使命變更為追求獲利極大化),便成為降低此種公司極大化自我利益、帶給社會傷害的有效手段。

例如,在本次公司法修法版本之一的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即主張:

有鑑於推廣社會企業為國際潮流,然為避免僅修法開放具備社會目的之公司,卻無相應揭露與監督機制要求,造成在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自我標榜社會性的情況下,投機者「洗綠」機會大增,恐使公眾難以判斷號稱社會企業或具有社會使命之公司內部的社會關懷和營利的真實比例,而稀釋社會價值及民眾信賴。因此除設立「兼益公司」專章外,為鼓勵具有社會使命之公司能在台灣成長茁壯,以帶動更多的企業致力於社會影響力,新增一種鎖定社會使命並允許分配利潤(profit-with-purpose)之營利公司──兼益公司。其將引入陽光揭露機制以促進公司自律,使社會影響力的使命可以長久在公司中永續,協助公司在堅持社會性初衷的同時還能持續成長,讓公司得以為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長期價值。並將作為對內整合有社會意識之創業者、消費者、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之平台,及對外接軌國際之橋樑,以吸引更多的資源以及力量挹注,創造更為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並促進我國之包容性經濟成長(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應立法明確訂定兼益公司應確保使命存在,並且有延續使命的需要;同時,需彈性引入一套透明監督機制,使各界得以藉此辨識真實忠於社會使命的企業,並架構進入市場之「契約典範」,以節省溝通成本與建立市場平台,引入資源挹注並與國際接軌之需要。(摘錄自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1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618號,委員提案第21978號)

此外,為了避免掛羊頭賣狗肉的洗綠與資訊不對稱問題,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版本也主張:「兼益公司應供股東與外界檢視與監督,判斷公司是否具備與其宣稱者相應之社會性內涵,以免公司濫用兼益公司之品牌,公司應定期編製並按主管機關之規定揭露公益報告。」藉由此種資訊揭露,讓兼益公司的經營成果得以交付給社會大眾共同監督,降低代理問題,強化自律與他律的力量。

兼益公司修法精神:兼顧組織的「自律」與「他律」

公司是一個法人,本身不具有執行力,最終還是需要由一群「經理人」來行使決策權,只是這群經理人是以股東(shareholders)的利益為主要考量,還是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需求為出發去思考和行動,將決定了公司在自利與利他間的拉扯與張力。

筆者認同程天縱前輩所主張的台灣不應該大力推動「社會企業」,也不應該太過鼓勵年輕人所創辦的新創公司貿然投入社會創業。但我衷心建議,政府應全力推動「兼益公司」組織法,以專章的方式推廣此一兼具利他與利己的新型態公司。期盼在不久的未來,藉由兼益公司的推動,讓更多中小型企業可以換軌成為擁抱社會使命的公司組織型式,或更多年輕學子有機會投身於富社會使命的兼益公司。

最後,再次呼籲立法院諸公,藉由自律與他律二股力量來鎖住企業社會使命與定期揭露公益報告的「兼益公司專章」,是台灣極需要的社會創新制度。期盼兼益公司能扮演台灣社會影響力的領頭羊,讓台灣企業與企業家的良善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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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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