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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年即將過去。在溽暑還沒正式告別的秋日,也是移民工文學各路得獎者齊聚一堂的時刻。除了認識新面孔,我總還想著過去的得獎者,他們後來過著怎麼樣的生活。幾個較有聯繫的得獎者,有的返回家庭、工廠及看護的崗位,有的回國後謀得了報酬不錯的工作,有的把獎金拿回家鄉經營小生意,有的在家開了社區圖書館,偶爾到附近的中小學代課,有的為了尚未還清的家債又回到台灣,僅有少數的人在勞動之餘仍持續寫作。人總得與生存競逐。當我耽溺在他們生存的淚水中,期待有更多人閱讀這些故事的同時,我也無奈地暗自祈求:可別讓生存毀了他們啊!

有故事的人/說故事的人

在這裡的每個人都揹著同樣的負擔以及類似的痛楚,雖然其背後的故事各有不同。──〈人力儲備中心裡的人們〉

第5屆移民工文學獎破紀錄收到553份投稿稿件,是第一屆來稿量的一倍以上,在手機、平板載具越發便利、視覺聽覺內容超載的今天,慶幸仍有這麼多人對文字有所需求,視文字為陪伴、自我治療、述說心聲,甚至是砥礪心志、對抗壓迫的工具。這些稿件內容雖然多圍繞在移民工的移動與勞動經驗,但題材與視角卻是越來越多元的。

今年我們依照題材,將得獎作品及部分入圍初選的作品分成「愛,無以名狀」、「人,無以為人」、「囚,無以自由」、「家,無以歸返」及「異地.他鄉」五個類別。雖然為了閱讀方便分了類,但我也得澄清,每個得獎者或他們筆下的人物,都有幾份難以言盡的愛,有不被人道對待的經驗,有受到禁錮的身體或心靈,有回不去的家鄉,跟離不開的異鄉。

愛雖然無以名狀,但愛也是這些稿件最核心的關懷。除了抒發對家鄉及親人的思念,歷年來許多作品以旁觀者之姿,冷靜地描寫他們在工作現場──醫院、安養院、雇主家庭──的所見所聞,時常也對兒童教養及孝親觀念有強烈卻也無奈的批判。如Andri Setyowati的〈心靈之家〉,雇主將家中長者送進安養院、定時送些餅乾麵包、人死了便請人料理後事,在時間即金錢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以金錢實踐孝道顯得合情合理,但對許多來自家族觀念甚重的東南亞移工而言,或許是語言、飲食之外最大的衝擊。

對出口或引進移工的國家而言,移工是勞動力,雙邊法規及制度的建立上,幾乎忽略了移工也是個人,跟你我一樣都是有靈魂有情感的人。我們在看護工身上,尤其能體會到移工對雇主或被照護者情感上的涉入。如第二屆Umi Kholifah〈早晨之前〉、Erin Cipta〈江子翠的勇士〉、第三屆Prabu Agnyna〈前輩〉、第五屆〈心靈之家〉、Novia Dhama Yanti〈俄羅斯娃娃〉等,皆在書寫看護與長者間的陪伴關係。曾有幾位外籍看護朋友向我提到,接連換了好幾個雇主,因為她們照護的老人家相繼過世,有的人麻木對待,以免把情緒帶到下一個雇主家。而有的人面對死亡,卻是難以承受的,更不要說她們多是陪著這些長輩嚥下最後一口氣的人。誰管得了這些呢?現行的體制把外籍看護視為勞動機器,向來也無人過問她們是否心有疙瘩。

今年的首獎作品〈關於愛〉,是移民工文學獎少數談論「移情母職」(diverted mothering)的作品,主角Maryani在雇主的小孩與自己家鄉的孩子間拉扯,猶如無法靠岸的船。藉此我們得以聽見「壞雇主」及「可憐移工」之外的另一種聲音,而這或許也暗示了台灣家庭的某種實境。移工在雇主家庭裡,幾乎沒有退居後台(Backstage)的選擇,她們的勞動與私人情感雜揉成一團,在她們對雇主的父母兒女視如己出的時候,也在這些老者與孩童以真心回饋的時候,起了不可逆的化學反應。

體制與現實之惡

再者,對體制的控訴,也是移民工文學獎稿件長久以來的主題。有別於以往書寫勞動現場的作品,今年Pratiwi Wulansari的〈人力儲備中心裡的人們〉[1]顯得格外出色,她帶領讀者攀入移工訓練中心的高牆,讓我們看見人力仲介怎麼藉由剝削移工,來成就自己的小王國;也諷刺地呈現了來到訓練中心的伊斯蘭導師的教誨:「信仰就是完全地信賴上帝,無須反抗所遭遇的苦難,只管放下、相信命運以及幸運」,將她們這些等待「被出口」的女人洗腦成拋棄情緒與思想的商品。Pratiwi為故事中一位貪得無厭的職員「Kusuma」(意為花、美女)取的綽號特別令人玩味,訓練中心裡的移工們管她叫「Bu Suk」(蘇女士),印尼語音同「發臭的、腐敗的」。

越南留學生阮日輝(Nguyễn Nhật Huy)的作品〈人肉〉,以一本斑駁的日記本揭開一艘人口販運的破船上,人相互殘殺、宣洩性慾及飽食的駭人暴行。而另一篇來自越南新住民裴英俊(Bùi Anh Tuấn)的作品〈短暫〉則以溫婉樸實的筆法,描寫隱身茶園的失聯移工與雇主相戀,但在一場意外後遭警察逮捕,兩人被迫分離的故事。兩篇作品場景一個在汪洋上,一個在深山裡,但皆呈現了人口販運之惡。這些電影般的情節,或許不存在於多數讀者的生活經驗之中,但在勞動力商品化的今天,卻是常態。如同阮日輝所言,「人類歷史中互相啃吃彼此的肉並不稀奇」,的確,曾為黑奴的非裔美國人、曾為礦場苦力的邦加島華人、曾為農工的蘇里南爪哇人,不都是歷史上人口販運的事實嗎?

台灣、香港被視為是移民工書寫發展最興盛的地區,到底是因為台港自由的社會風氣,還是有限的自由使然?我無法代為解答,許多喜愛寫作的移工告訴我,浴室、廁所常是他們創作的地方,因為那是少數能獨處的空間。

在香港擔任看護已10年的Yuli Riswati(筆名Arista Devi),工作之餘為香港一家印尼文報紙作採訪、寫報導,她另外一個身分是移工的諮詢輔導員,聽過各種印尼移工的遭遇,快樂的悲傷的,她都記著,用來充實寫作的題材。Yuli的〈那個傷口依然在我體內〉描寫一名受到性創傷的印尼看護自我療傷的過程,即便當下的她已安全無虞,但內心的傷口仍隱隱作痛,難以從痛楚中解放自己。無以自由的還有失聯移工、遠洋漁工、也還有監獄裡的受刑人。今年其中一篇來自監獄的手寫投稿〈監獄破碎的夢想及四面圍牆〉,是一位正在服刑的菲律賓移工的作品,這是一篇以3本筆記本裝訂、篇幅60頁的自白書。作為媒介提供者的主辦單位無權審判,但絕對堅持的是,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力。

追求自由,脫離桎梏

對自由的追求,往往也是移工離開家鄉的原因。首次獲獎的多元性別主題的作品〈鞭打的痕跡〉,故事來自菲律賓移工Melinda M. Babaran真實的生命經驗。故事裡的Melinda因為男子氣質,長期受到父親暴力對待,大學畢業後,想繼續升學的她也得不到支持,於是「我需要離開那間房子。我真的需要離得遠遠的,因為再不走我父親會殺了我。我對自己說,我要尋找我的自由。」

Melinda離開了父親,離開了幾乎扼殺了人民夢想的國家。事過境遷,父親在未曾停歇的歲月中走到生命的盡頭,人在異鄉的Melinda選擇訴諸文字,與父親和解。文末也是她對自由國度的告白:「我很傷心,因為我要離開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幾乎已經成為我這十多年的家。我要離開讓我真正感受到自由的國家。」我們看見了Melinda的成長與迷惘,也看見了無數像她一樣的移工無以歸返的家。更極端的例子如Louie Jean M. Decena〈爸爸的神祕箱子〉,以移工子女的視角,寫出國工作卻客死他鄉的父親。Louie以「Balikbayan box」[2]作為貫穿全文的物件,而在現實世界裡,作者的靈感來源,即是來自童年時父親自非洲寄回菲律賓的Balikbayan box。

幾年下來,我們從這些投稿作品中,從移工身體及精神上的離散經驗裡,得到一個共同的提問:為什麼移工要離開自己的國家呢?第4屆Knezzar Lactaoen〈塞車──在菲律賓生活的乘客們〉、Joseph Christian P. Aranas〈窮人的呼聲〉、今年菲律賓移工Onasis M. dela Cruz的長詩作品〈離開家鄉的Juan〉,都可略窺一二。移工遠走他鄉,除了家庭的經濟困境,母國的政治貪腐、社會階級不平等、高失業率、乃至對自我認同的追求,都促成了他們跨國境的移動,而這些移動並沒有隨著世代轉換,而有太多的改變,很多時候,離鄉更像遺傳、像宿命,成為命運不得不的選擇。

然而,不管是文學裡的現實,還是現實中的世界,作者、讀者都得予以回應,如Antonio Magallanes Jr.在〈機場〉中寫道:「不是每一位走進機場的人都那麼幸運,不是每一個人可以完整的出國,也可以完整的回來。也不一定每個人完整的回來,還可以完整的再離開。」當下的我們都無法描述生命的全貌,但解答或許就在生命的路上。

台灣與東南亞諸國,多經歷了類似的歷史:殖民、冷戰、獨裁、亞洲金融風暴、改革開放、民主化、全球化、社會M形化等,許多人因為這些變遷,成為移民、移工,而來到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韓國、沙烏地阿拉伯等地。文學的功能在於打開視野,讓讀者遊歷文字背後的世界。我們得以在移民移工的作品中,看見鄉愁,看見殖民者與獨裁者的幽靈,看見創傷內化成人民的宿命觀。更重要的是,藉文學思索個人與家國命運的同時,我們也得以看見移民移工立體的模樣。

移民工文學獎的下個5年

每年隨著移民工文學獎進入尾聲,我總想著過去這幾年的變化?從有故事的人,到說故事的人,這些熱愛寫作的移民移工又有什麼改變呢?

今年,意外地,我們又見到了第三屆得獎人Loso Abdi。兩年前他以〈海浪之歌〉獲得首獎,今年則是以〈關於愛〉摘下首獎桂冠。Loso原本是一位焊接工廠工人,在〈海浪之歌〉裡他成為漁工Yadi,在〈關於愛〉中化身為看護工Maryani。跟以往移工書寫不同的是,我們似乎不容易在他的文字裡看見對體制的控訴及對命運的怨懟,但他巧妙地在對立的主雇關係間找到縫隙:Yadi憐憫他的雇主,正視恐懼,藉以與回憶和解;Maryani在異鄉與故鄉間,在雇主的孩子與自己的孩子間,不是選擇其一,而是選擇了愛。

菲律賓母語評審Myan Lordiane在讀完230篇投稿作品後,著文提到,幾乎所有投稿作品都提到了「神」、「造物主」、「天父」、「上帝」等詞彙。投稿量居二的印尼文稿件亦是如此。Yuli Riswati在〈那個傷口依然在我體內〉對生命提出的質疑:「人類是否是以半獸之態被創造出來的?難道人類生下來就是為了與他體內的野獸戰鬥嗎?」在多數依賴宗教救贖的作品中,顯得突出。

當人開始質疑生命,質疑造物主,即是正視自己作為人的存在。猶如我在前幾段提到的,離鄉常常是移工別無選擇的選擇,而Loso Abdi讓移工有了「選擇」,而非被動地任命運擺佈。我想隱藏在字裡行間的人文精神,也是這些作品特別令人動容的原因。

第5屆移民工文學獎553篇稿件,加上2014年260篇、2015年181篇、2016年207篇、2017年309篇,共1510篇投稿作品中,僅60篇(3.9%)作品付諸出版,猶如冰山一角。海面下未知的暗潮,仍等待我們探索。

而我那些來自遠方的朋友,不管他們後來的際遇是好是壞,回到家鄉,還是再次潛入夢想的海洋,或是又被夢想放逐了,我總覺得他們的生活像是無止盡的迴圈,也許我們的生活也相去不遠。印尼母語評審Ratu Selvi Agnesia說道,移民移工的遭遇,有如西西弗斯(Sisyphus)的神話,我在越南文稿件〈短暫〉中看到「被摧殘的身軀,阿雲已不稀罕逃跑這事兒。就讓人生隨車輪轉著,上完坡再往下滑。」這個句子時,特別揪心。

如果移民工文學獎有下個5年,我仍會鼓勵他們寫作,即便文學無法馬上破解神話的詛咒,但至少文學讓他們有機會向人傾訴,有機會面對創傷,也讓心靈有機會獲得自由。


[1] Penampungan直譯為「儲備所」,即印尼移工出國前接受職前訓練的訓練中心。

[2] 菲律賓移工自國外寄回菲律賓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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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庭寬,政大廣告系畢,曾任《四方報》志工,現職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長工。2014年雲門舞集第十屆「流浪者計畫」流浪者,自此開始學習印尼的大小事物。2015年的最後一個星期天,開始在台北車站大廳為印尼移工、移民擺書攤,讓書本與善意在這裡被交換。2016年入選第二屆「全球客家串流計畫」,統籌企劃出版印尼作家Sunlie的短篇小說集《幽靈船》。2017年受關鍵評論網提名為社會類「未來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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