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電下的錫礦
印尼邦加島（Bangka）位於南蘇門答臘省的外海，荷治時期是雅加達－新加坡航線的中繼站。邦加島自室利佛逝（Sriwijaya）時代便有開鑿錫礦的歷史，英、荷殖民時期，開啟了更大規模的開採，伴隨而來的是為數眾多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華工，其中多為客家人，為邦加島早期的華裔社群打下了的基礎。
舊城文島（Muntok）的舊碼頭，僅剩燈塔基座與大門深鎖的海關辦公室，一旁的「Gudang Kuning」（黃色倉庫）過去為英國所有，特別用來囤待出口的胡椒、錫條，與乍抵邦加的華工，等著被分發到島上的礦區，華工的存在幾乎等同於商品，以勞力換取利益，待殖民者、人力仲介分完這些利益，自己分到的，或許也不夠讓他們光榮返鄉。「存得了錢的人才能回家，」錫礦博物館館長Fakhrizal Abubakar說道。直至1930年代，即二戰前夕，華裔人口已佔邦加島總人口的50%。
《幽靈船》選譯的作品雖然鮮少提到文島，但文島這座老城，體現了相當完整的殖民結構，如城市的設計：港區（歐人行政區）、由華人市長（Mayor Cina）管理的中國城、由巨港蘇丹親族（Temanggung）管理的馬來村落、新城區（行政單位、錫礦公司宿舍、教堂、學校等）；錫礦產業鏈：港區的人力、產品倉儲、郊區的精煉廠與加工區、礦區，從文島碼頭一路向外延伸，也暗示著統治者的權力配置與族群地景。
錫礦是邦加島最重要的產業，可以稱上是世界性的壟斷事業，不僅是過去用以貿易的錫器，或是華人紙錢上的錫箔，現代的精密電子器材中有80%的錫原料來自邦加－勿里洞省。在邦加島田調期間，我們看到許多錫礦湖「kolong」（客語：窟窿），正是過去採礦的痕跡，有些人還在湖邊建了伯公廟，改造成遊憩地，包著頭巾的穆斯林婦女在涼亭裡從容地滑手機。作者湯順利在〈厄鳥之鳴〉中描述這些窟窿：「一個又一個礦坑彷彿地面張開的嘴，乾旱時節還可以用來貯水供洗滌和飲用，但是平時就成了養瘧蚊的窩。」錫礦當然讓許多人在這個島安身立命，但它也如同結了痂的傷口一般，會發癢，讓人隱隱作痛。我曾問湯順利，歐洲人怎麼知道能在邦加島挖到錫礦呢？他說：「地底下的錫礦會引來閃電啊！」錫礦於是成為這個島嶼的命運，牽絆著她的生與死，與人的世世代代。
大清帝國的衰敗，讓中國與南洋的聯繫日益頻繁，遲至20世紀前後，遷徙至邦加的客家人，已不僅只在礦坑裡、漁港或田園裡討生活了，多得是開商店（雜貨、藥行、金店、食攤等）、做裁縫、理髮等服務性的營生事業。現在種植胡椒、油棕、咖啡等經濟作物的人更是不少。多數由外國人投資的油棕園，需要大規模開墾森林，單一作物對生態來說是偌大的浩劫。邦加島的稻作一年僅一穫（部分地區可以收成兩次），糧食仰賴進口。服膺於資本主義的產業結構，並沒有因為印尼獨立建國而改變太多。另外值得一提的華人產業是「燕窩」。邦加島的各大城鎮常可見到高聳的樓房，多是給燕子住的「燕樓」，每天傍晚都有成群的燕子在天空中飛舞，燕樓裡成天播放著「燕聲錄音」，吸引燕子歸來。邦加島是印尼燕窩主要的出口地之一，而有80%的燕窩銷往中國。
唐人、番人，一樣
華人因為自中國引進採礦技術、勤奮多產，成為東印度公司的最愛，但華人跟馬來人是一起做礦的。我們在離開湯順利家鄉勿里洋（Belinyu）的前一日，到了東南郊的一個馬來村Silip拜訪他相識超過20年的的中學同學，兩人因為迷戀中國武術而成為死黨。前往Silip的路上，是一連串典型的錫礦村：村子由一條主要幹道兩側的兩排房屋組成，而房屋後方就是礦區。這個村子，每一家都有礦工。友人的父親是錫礦公司退休的員工，雖然是馬來人，但因為長年跟客家人一起作工，所以說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
客語是邦加島華裔族群間通用的語言，本地福建人（金門、潮州等）、廣東人能通客語，許多馬來族群亦能流利地使用客語。邦加客家人所用的客語參雜著許多馬來詞彙，同時而客語也早就成為邦加馬來人生活的一部分。湯順利在〈大砲打倫敦〉中提到：「沒錯，在我出生的這個小鎮、這個小島上，你會發現我們的詞彙因為緊密的社會交流而被吸收，像是礦業中說的錫砂溝（sakan）、鑽機（chiam）以及淘洗處（tailing）；另外還有像責任（kamkai）、倒霉（soi）、籃子（sauki）和紙袋（cikok）也是，這些詞彙馬來人每天在家中、店裏、街上、礦坑中都會用上。」
邦加島華人及馬來人先民，一起經歷過殖民者的壓迫，尤其是對錫礦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兩大族群的通婚狀況甚高，遂成就了邦加島在印尼最無族群衝突的印象。就像那句任何一個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的邦加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客家話：「唐人、番人，一樣」，這是邦加島的精神所在。荷治下的文島，城市的各個區域，在地圖上劃分得相當清楚，然而在城裡卻找不到高牆或圍籬，「界線」僅存在於房屋跟房屋間，彷若隨時可以跨越一般。若有似無的界線，或許也反映了邦加島華人與馬來人之間難以以血緣、長相、膚色的差異劃分彼此的關係。
失根的故鄉
離開故鄉的華工，只剩下勞動的軀體，中國的戰亂與荷蘭的勞役，幾乎掏空了華工的心神。《幽靈船》收錄了〈鄭十一〉這首講華工鄭十一起義的詩作：
我從祖先的土地
偷走一個顯赫的名字
還把它變成 亡命天涯的
威脅和寓言並再次化身黑旗軍
對抗來福槍的壓制但我不是個戰士
只是一個憤怒
把尊嚴 賣到海外的傢伙
在一個
像豬仔一樣生長
像牛一樣被壓榨
被別人當成狗的國度裡
窮怕了 而一時衝動
鄭十一，原籍粵西客家人，為邦加島的錫礦工人，也是荷治時期帶領華工起義，反抗荷蘭壓迫的領導人。化名「劉義」（Liu Ngie），名字取自太平天國劉永福的原名，其反抗運動亦仿效劉永福的黑旗軍。荷治政府視其為流寇，後遭黨羽密報，而被逮捕處死。他的起義並非傳說，而是真實存在的史實。鄭十一的死，對許多邦加華人而言意義重大。邦加島從鄭十一被絞死的那一刻開始，成為這群失去家國的、流離失所的華人往後的家鄉。
另一首致贈祖父的詩作〈航向邦加島〉，是這樣寫的：
當移民官正在荷屬東印度的證件上
記下他右太陽穴的傷痕
並註記一個
令他惶恐的日期：
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男孩閉上眼 試圖在心裡
刻劃出未來的家園
創傷，不管是個人的、家族的創傷，亦或是整個族群的、國家的創傷，都緊緊地繫在邦加島華人的一舉一動間，而這些疤痕也牽動著往後的政治，與每個人的內心世界。1906年創立的勿里洋中華學校，在1965年「930事件」爆發的隔年閉校。冷戰中的印尼，在親美政權反共的大旗下，同時展開對文化的清洗，華文書籍禁止流通，華人被迫改「印尼名」，然而或許因為邦加華人與原住民緊密的關係，讓「排華」沒有成為邦加華人定義歷史的描述。但那些在奧運轉播上，聽到「祖國」國歌會盈眶，並且勤奮地在自家牆上、筆記本上臨摹練習寫中文字，努力地對中國想像──功夫、廟會、中文劇──的邦加華人，是否也如同父執輩一般，未曾放棄與時間頑強抵抗的希望呢？
移民文學始終在處理身分認同的議題，湯順利的作品便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曾這麼提問：「你的家鄉在哪裡？」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對他個人而言，卻難以回答。是中國嗎？是邦加嗎？還是印尼？這種身分上的迷惘與焦慮，成為其創作最主要的能量來源。透過書寫街坊鄰居、親友那裡聽來的或他們親身經歷的故事，書寫他們的身分，來思索自己的認同；書寫他們對故鄉的想像，以尋找自己的家鄉。
世界的客家
跟著作者在邦加島繞了一大圈，我以往在台灣慣以理解客家的方式，難以完全複製用以理解邦加島的客家人，不管在血緣、習俗、慣習，甚至語言上，都在提醒著我，遷徙是跨越界線與世代的，過程中勢必因為社會情境的不同而產生質變，直至今日，所發展出的認同也應是更為多元的。
筆者過去一年服務於「移民工文學獎」，理解到文學已不僅只係經過排列組合的文字串，而是一種必須超越國界、語言、文化、族裔的媒介，讓讀者有機會產生共感，也讓某些價值被看見或重建。湯順利做為客家裔印尼公民，以印尼文書寫邦加島客家人的故事，重要的或許不是急著將這些文本歸類在印尼文學、印華文學、移民文學或客家文學……之中，正視這些文本背後複雜的歷史與文化的積累，或許才是最重要的。四海為客的「客家」，最珍貴的不正是這樣的「世界性」嗎？
《幽靈船》一書，共選錄湯順利的11篇短篇故事及4首新詩作品。從祖父的故事啟程，看祿芬頭、木瓜頭兩個客庄人對故土的遠望，所有的現實都是賭上性命的抉擇；〈先民的山水〉裡終生漫遊的異鄉人，在異鄉的神怪傳說裡繼續探索著世界；又在〈鄭十一〉悲愴的低鳴中，望見殖民、戰爭與獨裁下，客家人的落地生根；而最後在祖母登船離鄉的不安與期待中，思索邦加人的身分。
文末要特別感謝中華民國文化部文化交流司「翡翠計畫」，與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全球客家串流計畫」，兩個計畫促成這本集子的誕生。印尼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島嶼國家，多元的文化基底，厚實了印尼文學的能量。希望這本書能讓國人看見印尼的令一面，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的印尼文學作品被翻譯。
（本文編修自《幽靈船》導論）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9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