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上網不是為了參加快閃活動或看斬首影片。他們上網聊八卦、購物、分享照片、交換笑話，看足球射門得分、可愛萌貓、性愛等線上短片。所有這些演化而來的神經通道，使我們對來自電子朋友聚類的推文和戳一下等串聯刺激毫無招架之力。網絡迎合我們的唯我論（自拍）、我們短暫的專注力（140個字），以及我們對實境節目名人最新消息如無底洞般的胃口。
這正是現代民主獨特特質的來源。有什麼能讓我們集中注意力，哪怕只是須臾片刻，關注令人厭倦的國家治理或治國者問題？當我們今天提到「民粹主義」，有時不過是指市井小民的街談巷議政治──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窩在沙發裡的男女，斷斷續續地在平面電視、筆電、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之間轉換，或者工作中的男女，坐在桌上型個人電腦前，但多數時候其實是在智慧型手機上與人交換調情訊息。
當網路無限擴張，人們的思考也隨之改變
已開發國家有很多人如今醒著的每分每秒都在線。超過五分之二的美國人說，他們經常性地查看電郵、簡訊和社群媒體帳號。2016年5月之前的4年間，智慧型手機在英國成人間的滲透率從52%，成長至81%。年齡介於18至44歲間的英國人， 如今10個有9個擁有智慧型手機。他們強迫性地查看裝置，無論在家、在上班，或在通勤。
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在與家人共進晚餐時使用智慧型手機。他們只在睡覺時才把裝置放到一旁，而且即便這時也難分難捨──英國智慧型手機擁有者在熄燈前30分鐘內查看手機的比例超過半數，熄燈前5分鐘占四分之一，還有十分之一是熄燈前一秒都還在用手機。同樣比例的人早晨一睜開眼就伸手拿手機，起床後5分鐘內檢查手機的人有三分之一，15分鐘內的有二分之一。美國人手機成癮的情況和英國半斤八兩。早在2009年，一般美國人每年有195天用手機與人聯絡，125天用手機簡訊與人聯絡，72天用電郵與人聯絡，55天用即時通訊軟體與人聯絡，39天用社群網站與人聯絡。2012年時，美國人平均每天檢查手機150次。2016年時，美國人平均每天花在手機上的時數為5個小時。任何對2008年後席捲歐洲與美國的民粹主義反抗的看法，若沒把這個驚人的公共領域轉變納入考量，就不夠完整。這個轉變或可被合理地形容為對私人領域的全面入侵。
對經濟期待落空的革命，無疑部分地導致了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支持者的可觀激增。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文化反彈，無疑和對全球化經濟的反抗相輔相成。不過，誠如芮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所主張，2010年代的數位群眾，和使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著迷、驚駭的1930年代群眾，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
一、群眾總是想要成長──而且永遠能夠，不受實體限制的約束。
二、群眾是平等的──但有更多的欺騙、懷疑和操縱。
三、群眾熱愛密集──而且數位身分可以乘載更多。
四、群眾需要指引──誘餌式標題使指引方向變得很容易。
那些把希望寄託在群眾「智慧」的人，天真地想像一個良善的「源自群眾的」政治，終將大夢初醒。「由於社會影響力的關係，」兩位網絡學者表示，「人們的行動變得仰賴彼此，打破了群眾智慧背後的基本假設。當群眾開始相互依賴，他們便能被利用來散播訊息給社會大眾，即便是不正確的訊息。」
讓英國走向脫歐的網路宣傳
從2017年回顧過去，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似乎是很久遠以前的事了。敗選的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馬侃（John McCain）只有4,492名推特追蹤者，以及62萬5千名臉書好友。他承認自己沒有電郵帳號，也不上網。他不僅是被自己所屬政黨造成的金融危機擊敗，也是被史上第一場社群網絡競選打敗。歐巴馬的臉書好友是馬侃的4倍，推特追蹤者更是比馬侃多了26倍。歐巴馬的網站是臉書共同創辦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的傑作，事實證明，該網站不僅是傳送信息，也是募款的重要引擎。
在華府闖蕩多年的年長白人退伍軍人，竟被才當過一屆參議員的年輕自信非裔美籍「社區組織者」打敗。只有少數人注意到兩個令人不安的競選特色。首先，社會網絡的趨同性，似乎導致人們在討論政治時分化對立，而且個人觀點在持共同偏見的「同溫層」裡變得更加極端。其次，臉書是極有效的政治動員工具，特別是用來動員地方的非數位網絡時──不過這點直到2010年期中國會選舉，才被正式地證明。
卡明斯了解這些可能後果。卡明斯是「投票脫歐」組織（Vote Leave）在2016年英國歐盟會員身分公投獲勝的功臣。在英國政治階級裡幾乎獨一無二的卡明斯向來熱中歷史，這是他在牛津的主修，同時也對複雜性與網絡感興趣。在預算（1千萬英鎊）與時間（10個月）有限的情況下，卡明斯不僅得對抗「中央集權階級頂端的決策者」，他們幾乎全都反對「英國脫離歐盟」（Brexit），還得對抗自己這一方的任性政治人物。沒有人看好脫歐。
卡明斯論稱，使他們險勝的諸多關鍵包括「將近10億次的目標式廣告」、實驗性投票、「聰明透頂的物理學家」數據科學團隊，以及一支「寫著『土耳其／國民保健署／3億5千萬英鎊』的棒球棒」──典故出自基本上不真實的口號，「但實驗顯示最能夠有效」說服民眾投票脫歐。對卡明斯而言，Brexit 絕非右翼民粹的勝利，因為他的宣傳活動刻意結合右翼和左派元素（如果土耳其加入歐洲，將為英國帶來更多穆斯林移民的威脅，以及如果英國脫歐，國民保健署會得到更多預算）。
簡言之，Brexit是網絡（以及網絡科學）對英國統治階級的勝利。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與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從事傳統的政治宣傳，將所有火力集中在脫歐的經濟風險，卡明斯則利用他的「選民意向搜集系統」（Voter Intention Collection System）與臉書傳播病毒式訊息，強調為「拿回控制權」，付出一些經濟代價是值得的。卡明斯回憶道：「我們做很多不同版本的廣告， 加以測試，然後把效率較差的丟掉，以持續不斷的疊代過程，強化最有效率的廣告。」 據說這些技巧是美國對沖基金管理人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的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傳授給卡明斯的。
拿到網路聲量，就等於拿到權力？
Brexit是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預演彩排。正如在英國，美國的政治權貴也理所當然地認為依循傳統方法就足以勝選。儘管花費了數億美元在傳統廣告上，傑布．布希（John Ellis "Jeb" Bush）和希拉蕊．柯林頓的競選團隊，卻難以與所屬政黨的大部分支持者建立任何連結。薩莉納．齊托（Salena Zito）在靈光乍現的句子中提到統治階級把川普「當玩笑，而不當一回事」，但之所以有夠多選民把他當一回事，是因為川普陣營以自我組織和病毒式行銷組合為基礎的無尺度網絡，擊敗了希拉蕊層級分明但過度複雜的競選。
希拉蕊的競選並不缺乏網絡，反而幾乎是因網絡過量而受創。希拉蕊擁有一個「由捐贈者、朋友、盟友和顧問組成」的網絡，一個從她先生從政全盛期流傳下來的「超級募款網絡」。希拉蕊陣營有「希拉蕊時機成熟」（Ready for Hillary）委員會，另外還有「無償顧問和專業懷疑論者組成的廣大網絡」。一切錯綜複雜遮蔽了一個簡單事實，候選人在與關鍵選民產生連結的成效上，不如她最具威脅性的對手。
雖然電視對一般選民而言仍舊比較重要，社群媒體顯然在2016年的選舉扮演關鍵角色。約半數美國人使用臉書和其他社群網站取得選舉新聞，50歲以下選民使用此管道的比例尤其高。約三分之一社群媒體用戶對政治主題加以評論、討論或發文，儘管社會普遍認為社群媒體的討論和其他管道相比較不講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選舉最後階段（政黨代表大會之後），某位候選人的社群媒體曝光度明顯勝過另一位。
川普的推特追蹤者比希拉蕊多了32%，臉書支持者多了87%。選舉前幾天，川普共集到了1,200萬次的臉書按讚，比希拉蕊多了400萬。川普在更重要的臉書「興趣」標準上大勝希拉蕊──而且是在每一州都占優勢。（密西西比州民眾對川普的興趣是希拉蕊的將近12倍，就連紐約州的民眾都覺得他比她令人感興趣3倍。）中西部的關鍵搖擺州全都透過臉書散發明顯訊號。推特數據得到的結論也大同小異。自2016年5月11至31日，川普在推特的每則發文平均被轉推近6,000次，希拉蕊的推文則僅僅被平均轉推1,500次。最重要的是，川普的競選，就像英國脫歐宣傳，充分利用臉書廣告──測試廣告效果，嘗試數萬種不同版本，找到最能打動受眾選民的廣告。
考慮到矽谷在選舉初期就表態支持希拉蕊，這真是諷刺至極的狀況。谷歌員工捐了130萬給她競選，相較之下，川普只得到26,000美元。艾瑞克．史密特的新創公司Groundwork為希拉蕊競選團隊提供數據支援。祖克伯本人毫不掩飾他對川普觀點的鄙視。但他和史密特費盡心血建立的網絡，如今卻被用來提倡他們倆及其同僚所憎惡的觀念，同時幫助川普競選團隊募資。
從線上到線下
即便谷歌和臉書有辦法禁止川普，他們充其量也只是把更多流量導向其他網絡，像是4chan和8chan等匿名訊息版。4chan和8chan是「另類右翼」運動的誕生地。右翼酸民後來自誇是他們和他們的網絡，透過類似佩佩卡通蛙和侮辱「綠帽」（cuck，按：指對共和黨和主流保守主義的侮辱）等網紅「廢文」，將川普送進了白宮。
川普競選團隊和另類右翼網絡間無疑存在密切協調：在川普大廈（Trump Tower）的一支團隊，將TheDonald的subreddit作為4chan和主流網站間的渠道。希拉蕊正是被人透過這些管道，抹黑為「史上最腐敗的候選人」，而她的競選經理則被指控參與了以一間華盛頓披薩餐廳為中心的不存在的戀童圈。
對矽谷大師們而言，2016年大選最難以忍受的面向，是看著他們的網絡被用來傳播不實情節──也就是川普再三抱怨的「假新聞」，雖然他自己也散布大量不實謠言。9月，臉書轉傳起川普獲得教宗背書的假消息。11月，谷歌不經意地把川普已贏得普選票的錯誤聲明變成熱門搜尋。這也助了川普一臂之力。在選前3個月的所有假新聞報導中，反川普的報導在臉書分享了800萬次；反希拉蕊的報導則是3,000萬次。在11月11日前10天期間，14萬密西根州抽樣用戶推文的連結中，近四分之一為假新聞。
2016年大選是美國史上票數最接近的其中一次──比Brexit公投的結果還要接近。倘若三個搖擺州（密西根州、賓州和威斯康辛州）不到39,000人的選民把票投給希拉蕊而非川普，她就能同時贏得選舉人團和普選票。史學家將沒完沒了地爭論在數不清的變數中，究竟哪個具有決定性，彷彿若只改變一個變數，其他的一切仍將維持不變。儘管如此，若沒透過網路平台駕馭社群網絡，川普永遠不可能成為美國總統，是個具說服力的論點。
在前網際網路競選時代，他要和希拉蕊匹敵肯定很困難，因為他缺乏電視廣告消耗戰所需的金融資源。我們可以說，儘管他的組織似乎一團混亂，社群網絡使他能夠更有效率地從事競選，但這麼說等於忽略了關鍵重點。美國選民地圖顯示，川普贏得了「川普之地」──支持他的郡占了85%的美國地表──希拉蕊則是贏了所謂的希拉蕊群島。她的支持者大量集中在東西兩岸的主要大都會地區，他的支持者則是散布在非首府城市中心、城鎮和鄉村社區。這顯示其中存在某種矛盾：希拉蕊理當在網絡化選舉中占有優勢，因為她的支持者聚集得比較密，也比較年輕。Brexit也有同樣的矛盾：較年長的選民為反歐盟競選贏得勝利，他們主要來自英格蘭和威爾斯「諸郡」，而非大城市。
倘若社群網絡是民粹主義政治的關鍵，比較不常上臉書的群體，像是住在鄉村的長者，怎麼會比較傾向投票支持民粹主義者？解釋如下。卡明斯和川普競選的操盤手史蒂芬．K．巴農（Stephen K. Bannon）在利用社群媒體上，無疑比他們的對手更有效率。但倘若他們散播的網紅內容沒被進一步傳到普通人相遇的非電子論壇，像是英式和美式酒吧，民粹主義政治宣傳絕不可能成功。在那裡，友誼是真的，不是假的（像在臉書上）。但倘若那些網紅模因內容不能引起共鳴，這一切終究不會發生。
在網際網路這個巴別圖書館， 我們讀到的很多內容是不能相信的。因此，扎根最深的社群網絡依然是在地且促進社交的。2016年的政治競賽不是在巴別圖書館分出高下，而是在英語酒館。謀事在網際網路；成事在沙龍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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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葉品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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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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