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暹羅到泰國：我們是以史為戒，還是以史為「械」？｜黃宗鼎／獨評讀好書

今年是泰國啟用其英文國名Thailand的第80週年。《從暹羅到泰國》一書在此時出版，可說適逢其時。

1939年，曼谷政府將英文國名自Siam（暹羅）改為Thailand（泰國），大泰民族主義隨之張揚，與1989年緬甸軍政府將英殖民時期之國名Burma改為Myanmar，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發達大泰民族主義，二戰初期的曼谷政府開始在領土及人民兩大國家組成要素上大作文章。就領土而言，大泰國囊括了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及西雙版納等地域的大泰族生活區；就人民而言，廣義泰人不僅包含寮人、柬埔寨人等所謂（湄公河）「左岸泰國人」，還兼容了緬甸的撣人、克倫人與孟人。

為了讓大泰族生活圈以及廣義泰人等主張具有正當性，1938～1944年的曼谷軍人政府與知識界乃重新書寫歷史。歷史（prawatsat）一詞於拉瑪六世（1910-1925）時自西方引介而來，使得原來僅供皇家閱覽之秘典聖訓，由是進化成振興泰人民族意識的教範。

泰國「軍人民族主義」史觀

《從暹羅到泰國》提到的「王室民族主義」史觀，可以說是泰國現代史學書寫的主流意識。這種以鞏固王族統治為要旨的泰式歷史書寫，是以丹隆拉差努帕（Damrong Rajanubhab即本書所稱之丹龍親王）學派為基礎，強調以歷史證成泰國的一統性與特殊性。而作為本書核心觀點的「國恥論」，則出自大泰民族主義學派。活躍於1940年代初期的泰國披汶政府，無疑是大泰民族主義學派的催生者。

「國恥論」可謂「王室民族主義」史觀的變體。這兩大國族歷史敘述的主要差異，在於敘事視角的不同。當大泰民族主義張揚之際，敘述泰史的視角從「王室民族主義」的君王一方，轉至「國恥論」的軍人一側。有鑒於此，我們或可將「國恥論」稱作「軍人民族主義」史觀。而「軍人民族主義」史觀的興起，與1932年暹羅爆發軍事政變、改「絕對王權」為「君主立憲」的背景也有直接關係。

積極營造「國恥論」的披汶政府，只管為大泰國族「選定創痛」，並不管這些創痛是否確切。究竟1855年暹羅與英國簽署的《鮑林條約》，乃至於當中的治外法權條款，對當事國來說是否真是不平等條約？作者提出的幾點事實，包括17世紀的大城王國早就提供歐洲商旅這樣的權利、暹羅境內歐洲人數量不多、拉瑪四世蒙固王不認為治外法權有損王國威望，乃至於外人造訪反倒突出曼谷特殊地位等，在在說明「國恥論」者將治外法權看作暹羅國難，已然過度解釋。

相對來說，《鮑林條約》反而為暹羅帶來一些「外溢效果」，如暹羅藉此強化了與屬國間的主從關係、分奪了附庸國原有的外交自主權，並開始運用誹謗訴訟作為統治工具等等。

法國侵逼下泰國的政治環境與文化實況

本書將歷史記憶作為論述主軸，倘若還要關照整體時空環境，實在難以周全。為使讀者理解20世紀初期以來泰國統治者銳意「治史」的背景，筆者將法國殖民勢力侵逼之際暹羅／泰國於印度支那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文化實況，略作補充如後：

1.所謂「印支政治民族完整性」並不存在：暹羅與法國的矛盾，在1863年柬埔寨被納入法屬印度支那後不斷升級，並於1893年法屬印度支那再取南掌（寮國）時達到高峰。泰國政府在1940年指控法人巴維（Auguste Pavie）藉由捏造假邊界及惡意的種族區劃，破壞印度支那的政治民族完整性。不過，透過非泰人的記述，我們能看到另類說詞：南掌國王溫坎（Oun Kham）在獲得法駐南掌副領事巴維庇護之餘，經由巴維向法國輸誠，盼將南掌獻與法國，讓南掌擺脫作為暹羅屬國的不幸。

2.「天下」（sruk）是浮動的：本書提到幾個本區域國際關係的案例，包括1940年法國提出法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際，曼谷順勢要求法國保證歸還寮國與柬埔寨；1942年披汶政府製作民族統一地圖，將馬來亞吉打這類藩屬說成是泰王國治下的政治單位；泰國政府依照「國恥論」，將大東亞共榮圈看作是一個具有文化階序的結構，其中泰國雖在日本之下，但又是在荷屬東印度及英屬緬甸之上。筆者以為，這些主張無不延伸自19世紀暹羅於印度支那所建構的國際體系「曼荼羅」（Mandala），以暹羅為核心，柬埔寨、南掌及馬來半島上的蘇丹諸國，皆屬體系最外圍的「一等勐」（Muang），是僅負擔進貢義務的半獨立王國。值得注意的是，「曼荼羅」並不以封閉界線來區劃領土，所謂的「天下」是浮動的，因此後世泰國直接把寮國、柬埔寨當作固有領土，無疑是逾越了過往事實的詮釋。

3.關於保護民（屬民）界定的歧異：書中提到，1907年法國同意廢止法國亞洲屬民豁免權之前，刻意透過保護登記制度，創造日後干預暹羅內政的手段。但筆者以為，法國保護登記制度的作法，與法屬印度支那於國籍認定上採行「屬地主義」有關。在法屬印支的越南地界，也發生了具有中國血統的明鄉、儂人因「被登記」為法國保護民，而導致中法齟齬的類似事件。

4.基於「教為政用」的根本矛盾：佛教信仰是大泰民族主義的主要成分，是政治菁英所謂泰化不可分割的要件。就在來自西方的天主教會被貼上「第五縱隊」標籤、被看作是殖民主義先鋒之際，曼谷下令將教會學校改為公校，並要求天主信眾皈依國（佛）教。文中提到1884年朱拉隆功王在華富里的天主教社區看到一戶人家門前揚著法國國旗，甚為駭異。無獨有偶，1832年越南明命皇帝發現其鑾駕衞、警蹕、鑾儀等司弁兵（類似總統隨扈）有從爺蘇道（天主教）者時，同樣大為可怪。這說明傳統印支王國雖未政教合一，但「教為政用」的常態現象，以及這類王國與西方殖民者的根本矛盾所在。

過度歷史詮釋的三類問題

古來政府詮釋歷史，或為團結國族意識，或為強化統治正當性，於是各憑角度，各據說法，原也無可厚非。只是歷史一旦遭政府過度詮釋，其成品動輒駭人聽聞、遺患後世。

過度詮釋歷史大抵會產生以下三類問題。其一是背離當事者認知，蒙固王的「朝貢誤解說」是為一例。蒙固王主張，暹羅以往對中國的呈禮純出自友誼，與朝貢無關。筆者以為，此種詮釋多少是晚近民族主義之症候。以台北故宮現藏暹羅進貢金葉表文中「鄭昭以國長尊中國大皇帝」以及「進貢係照賓服舊例」等敘述來看，早年暹羅王朝於朝貢意涵的認知，與中國並無二致。

其二是扭曲當代認識。如本書所示，泰國教科書自1930年代起將寮國與柬埔寨視作固有領土，又於1939年讓泰國柬埔寨邊界的考帕威寒（Khao Phra Viharn）山神廟出現在泰國教育部印發的歷史古蹟地圖上，此等強植歷史記憶之行徑，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為南海諸島建構歷史主權約莫同時。自南海諸島被詮釋為中國固有領土以來，任何挑戰是類說法者，往往會招來「破壞領土完整」或「戕害國家利益」之類攻擊。然而據筆者考證，南沙群島並非中國固有領土，其正式納版時間為1947年，前身為日治時期高雄州的新南群島。

其三是淪為廉價政治宣傳工具。如本書言及二戰期間，披汶政府為強化泰日合作的正當性，於是強調大城王朝曾接納流亡的日本基督徒，以及大城軍中曾經存在日本武士（2003年拍成電影《大城武士》）等歷史。但到日軍敗象露出後，泰政府又開始與共榮圈劃清界線。至於泰國最終沒有以盟國敵手身分遭受制裁，則與美國人協助改寫泰國戰時歷史、視泰國為被占領國有關。凡此種種，無不陷歷史詮釋於廉價宣傳工具之境地。

80年前暹羅菁英的大泰國之夢，與習近平所倡議的偉大復興中國夢，同樣建構於國恥之上。獨裁者好史，鮮少以史為戒，而是以史為「械」，以歷史製造創傷、武裝國族，捍衛其統治合法性。今日泰國的「軍人民族主義」依然蓬勃，若問民主真正到來之日，應是歷史詮釋解放的時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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