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沒有孩子落於人後」教育為何失敗？｜傑瑞．穆勒（Jerry Z. Muller）／獨評讀好書

美國十二年國教對於量化結果的要求，在公家教育機構中變成了「沒有孩子落於人後」。這是小布希在2001年所推動的主要立法法案，獲得了兩黨共同的支持，其正式全名是：「一條以公信力、彈性與選擇來填補成就差距，不讓任何孩子落於人後的法案」。

「沒有孩子落於人後」為的是突顯一個問題：儘管動用了國家層級的力量來讓不同學區的支出維持相同，但學校中不同種族學生的表現，還是持續呈現明顯的差異。支持改革的人認為，這個法案能夠扭轉老師與校長缺乏責任感的狀況，並製造出動機，讓老師、學生與學校藉由調整行為來改善結果，「達成系統所設定的績效指標」。

這個法案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醞釀，並經過多次的遊說才成功，而背後推動的則是相當特別的跨領域聯盟：關切人力品質下降的商業團體、因為不同種族出現成就差異而倍感挫折的人權團體，以及那些認為公立學校教育失敗而看不下去的教改人士。他們疾呼需要制定一套國家標準、考試和評量的方法。這種評量制度的好處被吹捧得過了頭，簡直堪稱烏托邦。全國商業聯盟的威廉．寇爾柏格聲稱：「建立一套國家的標準系統，再輔以評量，如此便能夠確保每一個學生在完成義務教育時都具備了閱讀、寫作與算數的能力，並且能在學校的一般共同科目上表現出世界級的水準。」

在最早推行的「沒有孩子落於人後」法案之下，許多州開始每年對所有三到八年級的學童進行數學、閱讀與科學的學力測驗。這項法案主要是希望能讓所有學生在2014年時達到一定程度的「學業能力」，並確保每一所學校中所有種族的學生──包括黑人和拉丁裔──都能在每年出現「足夠的進步」，朝向學業能力標準的目標邁進。法案中也針對那些無法讓指定種族學生達到「足夠進步」的學校，施加了一系列的罰則與制裁。

然而，就在施行超過十年之後，「沒有孩子落於人後」法案力推的公信力條款所能帶來的好處，依然曖昧不清。小學生的測驗分數實際上只有些微進步，速度並沒有比法案施行之前要快，而對中學生測驗分數所帶來的影響，甚至更為有限。

太過看重成績，反而帶來頻繁作弊

「沒有孩子落於人後」法案著重於「測驗」與「公信力」所帶來的後果十分錯綜複雜，也放大了許多指標固化所特有的缺陷。

在法案的推行之下，標準化測驗的分數成了一種數值指標，並以此來判定成敗。這對教師和校長來說是個非常大的賭注。他們是否能夠加薪，甚至能否保住飯碗，全都要靠這個績效指標來決定。這就難怪教師（在自家校長的鼓勵之下）會將課堂時間挪用來加強測驗的科目數學和英語，壓縮了其他科目的上課時間，像是歷史、社會、藝術、音樂和體育。而教授數學和英語時，則是把重心全部集中在考試所需要的技巧上，而不是更廣泛的理解能力，學生經常學到的都是應付考試的方法，而非實實在在的知識。

就如同在HBO影集《火線重案組》中所描繪的情景，許多課堂時間都被用來練習考試的題目，這怎麼看都很難說是能刺激學生學習的方式。也因為學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如何根據短短一小段文章中的題目，來回答選擇題和簡答題，因此他們在閱讀和寫作長篇文章的能力變得更差。

問題並不在於採用標準化的考試，只要經過適當的調整，考試可以成為評量學生能力和進步程度的有用工具。測驗可以評量出學生每一年的學業表現有何變化，具有非常實用的功能，也能夠幫忙找出教學表現不佳的老師，並請這些不適任的老師離開教育系統。但是，正是因為過於強調將這些測驗做為評量學校績效的最主要標準，才會製造出錯誤的動機，包括不惜犧牲學校本身更遠大的目標，也要將全副心力用來準備考試。

在德州與佛羅里達州的研究顯示，許多學校將程度較差的學生重新分類到「有學習障礙」的類別中，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在評量的範圍內了，於是學校的平均成就程度便得以提升。又或者乾脆大家一起在考試中作弊，所以會出現老師替學生竄改答案，或是把分數很低的學生的考卷丟掉──這些都是在各大城市真實發生並記錄有案的狀況，包括了亞特蘭大、芝加哥、克里夫蘭、達拉斯、休士頓、華盛頓特區等城市。也有可能是市長和州長藉由降低測驗的難度或及格的分數，來讓目標更容易達成（也就是變相提高及格率），如此一來便能展現出教育改革的成功。

永遠無法拉近的成就差距

或許對支持美國教育採用指標評量的人來說，他們最關切的一點就是不同族群在學習成就上的差距。這也是支持「沒有孩子落於人後」法案的前輩，以及這個法案本身之所以成立的主要動機。學校愈來愈被人認為應該是個「拉近學習差距的機構」。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經過幾十年不斷收集並公佈這些指標，結果卻顯示，基本上這個狀況並沒有什麼改變。相較於白人學生，黑人與拉丁裔學生的學習表現還是維持在同一個程度上。儘管四年級與八年級生的學習程度有些許波動，但整體上最終結果──也就是中學最後一年，十二年級生的學習指標──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全美國的學生都要在四年級、八年級與十二年級時接受閱讀與數學的測驗。專家認為這個測驗是比較值得信賴的學習表現指標，因為它們的「賭注較低」，與其他測驗不同。這麼說好了，學生、老師和學校的美好前程並不會受到這個測驗結果所影響，也因此老師不會有動機想要調整應考人選、只教考試會考的內容，或是竄改考試結果。

但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每年出版的年度報告中，在參與測驗的十二年級學生之中，白人與拉丁裔的閱讀成就差距，在2013年與1992年相比，完全沒有任何改變，而白人與黑人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甚至更大。至於數學方面的結果也顯示，白人、黑人和拉丁裔同儕之間的學習差距，依然維持不變。

教育學者柯爾曼題為「教育機會的均等」的《柯爾曼報告書》出版之後，大家知道：學校的教學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來就讀的學生。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其父母的社會、經濟及教育成就息息相關。所謂的「好學校」通常收到的都是那些比較聰明、好奇心較強，也更懂得自我克制的學生。這些特質都是成功的要素，而且基本上都是透過家人之間耳濡目染。各方面都較為成功的父母親，他們的孩子通常也比較容易擁有較高的學業成就。因此，改善孩子的受教機會，並不代表就能在學習品質上達到更好的成果。

就如同政治學家班費爾德（Edward Banfield）在上個世代就曾提過：「所有教育系統都偏好中產階級或上流階級的孩子，因為身為中產或上流階級的孩子也就表示，你所擁有的特質能讓你成為可教之才。」改善學校的品質是可以提升整體的教育成果，但是這麼做，通常只會更加深而非消弭孩子之間的學習成就差距，特別是家庭人力資本程度不同的孩子們。

孩子的成就，不能單純被當成績效管理

這樣的結果可能會導出一個結論，認為教育不可能消弭成就差距，而原因並非學校可以控制的；然而，我們對學校進行的評量卻持續不衰。

英語和數學成就測驗的分數，或許確實在學生對這些考試科目的理解程度上提供了有用的評量，但學校要教的不只是英語、數學和其他科目，還要激發學生對這個世界產生興趣，並且養成各種習性和能力（自我控制、堅持不懈、與他人合作的能力）。這些都能夠提高學生在成人世界中獲得成功的機會。這些非知識性的個人特質同樣也會在學校中慢慢被培養出來，但不會反映在以考試成績做為績效表現的指標之中。

事實上，我們愈來愈重視對學生進行閱讀與數學測驗，甚至從幼稚園就開始，很可能會讓學生犧牲那些不屬於學術範疇的活動，像是充滿創造性的表演與藝術活動。它們也對個人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卻很難被評量出來。此外，雖然讓學生接受優秀的老師指導可能會讓他們在學習上有更好的收穫，這些收穫卻比較容易隨著時間慢慢消逝。反觀那些從非知識性活動中學到的東西，對一個人的影響其實更為長久。人格發展很重要，所以一些立法人士也試著將「人格評量」加入公信力系統之中！

試著利用評量指標，將學校變成「消弭成就差距的機構」所要付出的代價，並非只有金錢。眾人忽視了學校需要教導學生歷史、公民等課程的重要任務，只想著集中心力改善學生的閱讀與數學成績（特別是學習表現不佳的學生族群）。這或許在表現不佳的學生族群身上，是很有效的教育策略（像是增加上學的天數，並縮短暑假的天數），然而延伸其他學生身上卻會造成反效果。同時教育資源也轉移了，不再投入到讓那些更有天分、才華的學生擁有更好的學習環境，然而，這些學生很可能才是掌握國家經濟表現的關鍵人物。

強調要對成就差距進行評量，以及要求消弭這個差距的壓力，還會造成其他更麻煩的影響。其中一個就是，老師和學校會因為無法完成這個超過他們能力的任務，而必須面對嚴重的譴責，但是他們之所以無法做到，大部分的問題都不在他們身上。再加上老師還得面對進退兩難的困境：是要追求教育的多重目標，還是要教導孩子如何應付考試？是要完成自己的職業使命，還是要遵從狹隘的標準，好讓自己有薪水可領？無論他們選擇的是哪一條路都注定會失敗。結果就是造成一波經驗豐富老師的退休潮，同時，那些較有創造力的學生也不再進入公立學校，轉而投入私立學校的懷抱，因為私校不會受到評量公信力制度的箝制。

因此，那些沾沾自喜、堅持要以學習表現評量結果來給予獎勵，並認為這麼做才能夠消弭成就差距的人，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是犧牲了那些真正想要好好教育孩子的老師。並非所有可以被評量的東西都可以獲得改善──至少，不是靠評量來改善。

好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