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不平等：綁住女性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 ｜溫絲黛．馬汀（Wednesday Martin）／獨評讀好書

有研究顯示，相較於妻子發現先生偷吃，如果是先生發現妻子紅杏出牆，離婚機率較高。其他專家告訴我們，女方外遇特別容易使婚姻或伴侶關係破裂。要是考量這個社會長久以來對偶外性行為抱持的雙重標準，相關發現十分合理。

除了獨立宣言提到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雙重的性標準也是美國人的基本信念。派翠莎．史考特．德茲（Patricia Scott Deetz）與詹姆斯．德茲（James Deetz）在探討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歷史的《他們生存的年代》（The Times of Their Lives）提到，在普利茅斯及其他清教徒首度開墾貧瘠農地的地方，人們過著虔誠生活，以極度扭曲的方式嚴懲通姦。

1639年時，在達克斯伯里，有一個叫羅伯特．曼德姆的人，他的妻子瑪麗被控與「印地安人」提辛有染。瑪麗被處以鞭刑，還被迫穿上繡著「通姦」的衣服。她要是不服從，臉將被打上烙印。但瑪麗如果是男的，命運將完全不同，因為在17世紀那段期間的殖民地，男性就算已婚，依舊可以和未婚女性上床，就算被告，罪不會那麼重。相關處罰是鞭刑或坐牢3天，罰款10鎊。不過，如果是與已婚婦女上床，那算通姦：「通姦被視為破壞婚姻的結合，理由是女方已婚。先生則不受相同的約束。」

德茲夫婦解釋，和別人的老婆上床除了有損道德，還侵害了丈夫的財產權（某些歷史學家指出，這種看法源自中古歐洲，後文會再提到這件事有悠久的傳統）。瑪麗．曼德姆這樣的女性是財產，不只先生會在意，全社區都會幫忙看著。她們要是犯錯，等於是丈夫的財產被侵占，丈夫、上帝、律法容不下這樣的事。男性要是和這樣的女性有染，除了違背行善的個人誓言，這名男性如果有妻子，也是破壞了與妻子的誓言。此外，他等於破壞了鄰居的財產，不尊重社會契約。不過，不論是否已婚，男性某種程度上比較有放縱的自由。

不要冒險離婚，因為你將失去一切

近250年後，理查．馮．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認為有必要寫下《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一書，以清教徒會感到自豪的筆法，替性的雙重標準辯護：「相較於丈夫不忠，妻子不貞在道德上問題大上許多，法律永遠應該施以更嚴厲的懲罰。不貞的妻子不但使自己受辱，也使自己的丈夫與家人受辱，更別提會有生父不明的問題。」這種虛偽的概念內建在我們腦中，我們至今依舊活在這種看法的陰影裡：女性出軌遠比男性出軌還要聳人聽聞，天理難容。

不少我在美國訪談的女性告訴我，她們跟男人不同，外遇「會一直跟著（她們）」。我請她們解釋那句話什麼意思，她們說話的語氣，好像那是世上最明顯的事。的確有過多女性死於嫉妒的丈夫或情夫之手，某些國家依舊對一時控制不住情緒的情殺案件法外開恩。不過，我訪問的女性通常擔心名譽受損，或被抓包後會離婚。這樣的恐懼可以看出女性如何抉擇一夫一妻制，以及男性的伴侶如何抉擇性專一。不過，在要不要冒險出軌這方面，異性戀男女的選擇有著一個重大的差異。

即便是在全球擁有「無過錯」離婚制度（無需證明配偶有過錯或出軌之情事，提出雙方有不可化解之歧義即可離婚）的地區，離婚也會帶來情緒與經濟上的創傷，最受影響的大多是女性。雖然許多人都有刻板印象，想到掏金女騙丈夫錢的畫面，但婚姻破裂時，女性在經濟上遭受的打擊，通常遠超過男性。

社會經濟研究所2008年的研究發現，27％的女性離婚後陷入貧窮，是男性的3倍。背後的原因通常是女性為了帶孩子，先前離開職場或不曾出過社會。然而，即便是婚前、婚後、離婚後有工作，離婚仍然平均導致收入下降兩成（分居女性的貧窮率是驚人的27％，是分居男性的近3倍）。

此外，此一收入下降效應是長期的，影響深遠：整體而言，女性離婚後，收入一般不曾回到離婚前的水準。澳洲報告發現，離婚女性的資產比已婚女性少9成。

女性不笨──她們看見數字、統計資料，以及姊妹、女性友人、女性同事遭遇的現實人生，將一件事謹記在心：離婚很貴。看來錢的考量會讓人不得不遵守一夫一妻制，而並非因為想要選擇性專一。

這個社會如何看待出軌媽媽？

對莎拉來講，離婚是犧牲一切。她得靠自己付房貸、做家務，放棄小小的奢侈花費，例如讓孩子參加他們喜愛的暑期住宿營。她將得過著較為窮困的生活，孩子尤其會受影響，她因此無法提離婚，也無法冒外遇可能被抓到的險。她覺得要是被抓到，丈夫絕對會離婚。

換句話說，莎拉決定不外遇，原因不只是她壓抑自己。莎拉碰上人類學家所說的「桎梏」──生態與環境現實決定了我們的選項與人生障礙。一般而言，桎梏包括掠食、疾病、獲得卡路里的困難等因子。當然，莎拉不怕被美洲豹吃掉，又有疫苗讓她和孩子能遠離病原體。她生活在工業化的西方，不必打獵，也不必採集食物，到雜貨店就能買到吃食。儘管如此，在性自主這方面，莎拉依舊同時面臨內部與外部的龐大桎梏。

莎拉在考量外遇的事情時，害怕「搞砸」與丈夫的關係只是其中一個顧慮。莎拉提到，萬一社群（例如：孩子學校裡的其他家長）認為她有外遇，那會特別丟臉。莎拉拿起一片吐司，開了個玩笑：「我將成為那個衣服上繡著『偷情媽媽』的人。」她相當確定親朋好友與離婚法庭法官，有可能對「出軌的妻子與母親」抱持偏見。要是她被控通姦，監護權聽證會可能對她不利，即便她居住的州採「無過錯」離婚法條，理應能使她不至於遭受偏見。

此外，莎拉和許多美國女性一樣，只擁有很脆弱的社會安全網。她的父母住在美國的另一頭。萬一丈夫試圖趕她出門，莎拉沒有娘家可以依靠（莎拉有許多朋友，但帶著孩子和朋友一起住，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美國文化以核心家庭為主，又高度重視隱私權）。

莎拉解釋，為了以上種種原因，她「想要」留在乏善可陳的婚姻裡。雖然幾乎是不自覺的，莎拉在心中計算過離婚的利弊──人類學家稱這種考量為「生活史的權衡」。算一算之後，莎拉決定不要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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