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消失」的天安門母親：為兒子找出真相，成了她們畢生奮鬥的事｜林慕蓮（Louisa Lim）／獨評讀好書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中，留下記憶是危險的。即使只是一個公開的紀念行為，也能暴露出那棟國家精心建造的官方歷史大廈有多麼脆弱。中國足足花了一整代的時間來造它的骨，然後又用嚴格審查、公然造假和蓄意遺忘來補它的肉，但儘管如此依然一碰就碎。這就是為什麼區區一位5呎高的76歲老奶奶就足以構成威脅，需要動用一群國家安全機構的護衛隊──有時多達40人──跟蹤她上果菜市場或是去看牙醫。

乍看之下，張先玲就是個典型的中國老太太模樣，有一頭整齊的灰色短髮，穿著一條寬鬆的休閒褲和一件拉上拉鍊的亮藍色羊毛衫，渾身散發恬靜安詳的氣息。不過，她的外表並沒有遮蓋住那令人敬畏的性格和非凡的韌性。

張先玲是退休的航太工程師，從共產黨在她12歲那年「解放」中國的那一刻起，她的出身背景就注定了她將被社會唾棄。她出身自清朝高官家族的第8代，生活在祖傳留下的腐朽輝煌之中，其位於中國東部安徽省桐城的老家，迷宮般的傳統建築及園林足足有11個足球場那麼大。在地主被妖魔化成階級敵人的時期，張先玲的地主階級身分迫使她只能被動地參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運動。然而如今，她和身體虛弱但意志堅強的前北京人民大學美學教授丁子霖一起合作，從受害者轉變成積極行動者，轉變成道德巨人，這些存在都是要凸顯國家違反道德的行為。

這兩位女士因為遭遇相同的不幸而走到了一起。她們十多歲的兒子同樣都於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清晨之間在北京被槍殺身亡。她們成為「天安門母親」的創始成員，這是一個由六四死者親屬所組成的先鋒團體，目前已成為中國最接近政治遊說團體的組織。她們的訴求可以概括成三個簡單的詞：真相、補償、問責。每一個詞都對中共領導人拋出最直接的挑戰。

自1995年起，他們每年都會在橡皮圖章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時，寫一封公開信重申他們的訴求。直至2013年，天安門母親已經遞交了超過12份的請願書，卻一個回應都沒有收到。

再也沒有見到太陽升起

我們約在張先玲的公寓碰面。她的丈夫王範地是中國一流的琵琶老師之一。在他們一塵不染的客廳裡，王範地的琵琶懸掛在一個小角落的架子上。餐桌後面是一個書櫃，整整齊齊地擺放著書籍、磁帶和藥瓶。在與視線等高的一個書格中，放著一個小相框，照片上是他們逝去的19歲兒子王楠，他露齒而笑，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

張先玲拿來一個鞋盒，在裡面翻出了一張又一張她死去兒子的照片。接著，她拿出一張薄如面紙，很像國營商場裡臉色陰沉的店員不情不願開的那種白色收據。但這張收據的標題卻是「死亡報告書」。下面一個項目欄寫著「死者姓名」，有人在隔壁空白欄位寫上王楠的名字。「死亡原因」則是潦草寫著「槍傷在外死亡」。表格上蓋有護國寺中醫醫院的官用印章。官方機構用了簡單幾句話，就證明了一個年輕生命的殞落。

1989年，王楠從鄰近大學區的住處搭乘公車，前往距離天安門不遠的高中去上課。公車經過一群遊行的學生的時候，王楠把頭探出車窗外，興味盎然地看著學生們高舉布條。他立志作為一名攝影記者，現在是大好機會可以近身見證歷史。王楠常常利用午餐休息時間，衝到天安門廣場去給學生駐紮的營地拍照。張先玲曾試圖警告他不要太涉入其中。「你不要太積極，」她提醒道，「學生運動是沒有好下場的。」

但到了5月中，王楠已經完全投身於學生政治活動，還組織一群高中同學參加支持絕食抗議的大型遊行。當王楠帶領一群十幾歲的遊行者時，還不忘警告所有人不要喊太過極端的口號（例如「打倒李鵬！」）去攻擊那位不受歡迎的總理。張先玲認為這是王楠的典型作風。

6月3日晚上，家人的朋友來公寓聚餐，主要的談話內容都圍繞在政府如何趕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媽，你說會開槍嗎？」王楠問道。「不可能！」她回答，因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混亂，中國共產黨政府也從未向自己的人民開火過。

當晚，王楠在臉盆裡用手洗了幾件衣物。睡覺前，王楠要求母親，如果明天早上出太陽的話，再把他的衣服掛去陽台。「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兒子逝世15周年紀念時，張先玲在天安門母親網站上登的一篇文章〈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中寫道：「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

如果兒子為了記錄歷史而死，我要為了記錄他的死而活著

那天晚上，槍戰開始了，張先玲起初無法置信會使用真的彈藥。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槍聲持續不斷響起，她的懷疑變成了恐懼。第二天早上，她跑去王楠的房間，才發現他的床沒有人睡過的痕跡。他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媽，我去找同學了。」

後來，她從一個鄰居那裡得知，王楠身穿軍服，在半夜的時候溜出去。他那天沒有回家。張先玲每天晚上都熬夜苦等，恐懼攻占了她的每個細胞。親朋好友相繼來陪她，安慰她，他們認為有可能王楠是被捕了。她丈夫還有其他親戚也開始在首都的各個醫院尋找他們的兒子。前後去了24間不同的醫院，都沒有找到王楠的身影。

6月14日，大屠殺10天後，張先玲接到了一通她望穿秋水的電話。她兒子學校的一名職員告訴她，有一具年齡和外貌都與她兒子相似的屍體在護國寺中醫醫院。因為其他地方的太平間都滿了，所以就被送到了這家不起眼的小醫院。她到醫院去認屍，果然是她的兒子沒錯。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前額，再從他的左耳後面出去，射穿了他的紅色頭盔。他的頭上纏著繃帶，看得出有人曾試圖幫他止血救命。

她渴望知道她的兒子是怎麼被殺的，還有是誰包紮了他的頭。然而在王楠腐爛的屍體能被火化之前，家屬要先歷經一段令人痛苦難耐的等待期。即使是人死為大，中國的官僚體制仍握有掌控權。王楠的家人等了一個星期後才獲准在6月22日火化屍體。

在她兒子的屍體被找到之後，一周內她的頭髮就全都變白了。「從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滅了，」張先玲在組織網站上的文章寫道。然後某天她突然下定決心，要重振內心的理智，把痛苦轉化為更有建設性的行動。她想要弄清楚兒子是如何度過他生命的最後時光。畢竟，兒子是為了記錄歷史而死，所以張先玲強迫自己要為了記錄他的死而活著。她原本期待這會是通往解脫的第一步，事實上卻將她帶往了另一個方向。

什麼樣的政權會殺戮老百姓，還不許救助傷者？

張先玲找到的第一個目擊證人是一名計程車司機。當天凌晨1點30分的時候，他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南長街和長安街的交叉口附近，當時士兵開始開火。槍林彈雨之際，他目睹一名年輕人衝出去拍照，然後隨即中彈倒地。他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個年輕人就是王楠。幾位目擊者跑上前去想要幫助他，但都被軍隊擋住了去路。過了一陣子，他被士兵拖到路邊。一個老太太看到他的臉，就跪下來哀求道：「他還是個孩子呢！求求你讓大家去救他吧！」一名士兵轉身對她說：「他是個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

就在這時，兩輛沿著南長街開過來的救護車被士兵攔住。一名醫生從其中一輛救護車下來，但部隊不允許他去幫助王楠以及另外兩名同樣遭槍擊的市民。最後救護車只得撤退，留下傷者在原地淌血。

她又花了8個月才找到管道了解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她得知，原來在6月4日早上，有一位吳先生打電話到她兒子學校通報死訊。張先玲循著吳先生在電話中留下的蛛絲馬跡，追查到吳先生的下落，並寫信給他，希望能與之取得聯繫。她原先並沒有期待會收到回音。突然在1990年1月的某一天，他和一些同事出現在她家。他帶來了王楠的家裡鑰匙還有他的學生證。

吳先生告訴她，他和另外兩名同事在鎮壓當晚自願提供醫療支援。他們三個緊跟在部隊的路線後面走。在凌晨2點時，差不多是王楠受傷之後半小時，他們抵達了他被槍擊的十字路口。王楠倒在路邊不省人事，心跳微弱。三名實習醫生請求士兵允許他們將他和另外兩名受傷的平民送往醫院，但遭到拒絕。他們拿剩下的最後一塊繃帶包紮王楠的頭傷，並幫他施行人工呼吸，但當時他已失血過多，最終在3點30分宣告不治。那兩名市民也死在路邊。

這些實習醫生提議將遺體送往醫院，讓家屬可以指認屍體。軍隊再次拒絕了他們，甚至威脅要逮捕醫護人員。在離開王楠屍體之前，吳醫生將他的學生證藏了起來，以便確保之後可以讓他的父母知道兒子的下落。清晨6點，吳醫生打電話到王楠的學校通報死訊。

死者遺體被扔在事發現場，剛好在一所學校大門口附近。這所學校現在被稱為北京161中學，位於長安街，鄰近中國最高領導層所在的中南海。張先玲從學校的夜間守衛口中拼湊出接下來的事情經過。夜間守衛說，天剛亮，一群士兵就來敲學校的大門。他們借了鐵鍬，然後在學校門口的花壇挖了一個淺淺的墓穴。那天早上，王楠的屍體就和另外兩具無名屍一起被任意埋葬於此。

6月4日早上開始下雨，之後連續幾天都有陣雨。6月7日，一股惡臭從之前埋的淺坑中散溢出來，死者的衣服也開始從新翻的土堆中露出來。學校聯絡了當地警方和衛生部門，衛生部門派人挖出了三具屍體。因為年齡和身上的軍服、軍用皮帶，王楠被誤認為是一名士兵，所以他的屍體被送往了醫院，沒有被當作身分不明的暴徒立即火化。張先玲很感激這個小小的幸運，讓她在餘生中免於真相未明之苦。

但令她震驚的是，她的兒子躺在大街上奄奄一息，開槍的士兵卻拒絕讓他接受治療或其他援助。「即使兩軍交戰，也沒有不准救護傷員的，」她在文章中寫道，「而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政府不僅動用機槍、坦克殺戮老百姓，還不准救護傷員，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當受難者的家屬選擇噤聲

兩位天安門母親創始人的外表差異很大，性格也南轅北轍。丁子霖體虛瘦弱，渾身散發著悲傷的氣息，手腳不靈活地在公寓裡走來走去，這裡也是她兒子蔣捷連的最後安息處。和張先玲的兒子一樣，蔣捷連也對這場運動充滿熱忱，協助組織自己學校的學生上街遊行支持大學生。

在人生的最低谷，丁子霖和張先玲找到了彼此。她們透過一個來自九三學社的官員搭上線。九三學社是一個共產黨認可卻有名無實的政黨，其成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兩人的丈夫也是成員之一。這個以營造政治多元化假象為目的而存在的「橡皮圖章黨」，促成了天安門母親組織的成形。天安門母親持續不斷地發展，成為中國政府控制之外最早、最知名的草根組織之一。

一開始，這兩個家庭只是一起彼此療傷。但漸漸地，這兩位女士開始找到了一個新的目標。1991年，她們接受香港記者的首次採訪，講述了她們的兒子死去的經過。她們的行動非常勇敢，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次有人公開六四死者的詳細情況，而且兩人都很清楚公開說明之後的下場。這兩個人後來都被警告噤聲。

儘管丁子霖幾乎是在事件後就馬上開始了調查工作，但其他的成員仍是拖到1991年，聽到國務院總理李鵬在電視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後，才開始行動起來。有人向李鵬提問，政府是否會公布1989年遇難者的名單，他回答，「死者家屬不願透露死者姓名，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反政府暴動。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意願。」張先玲聞言勃然大怒。她立即致電給電視台的值班經理。「我聽了李鵬的回答，」她告訴對方，「那純粹是謊言。我的孩子在六四遇難，我不認為有損形象，我要求公布名單。」她向值班室留了自己的聯絡方式，但從來沒有人回電。

自那時起，這些母親陸續追查到202名受害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這段艱難而緩慢的過程前後遭遇了沉默不語、閉門羹以及北京的城市拆遷等各種障礙。好多次母親們好不容易拿到姓名和地址，但找到當地時，卻發現整個社區已被夷為平地，居民們四散不知去向。

隨著時間過去，擔心政府報復的情緒以及有關六四的禁忌已成為更強大的詛咒，一些家庭寧願放棄自己的孩子也不願承認他們在那天晚上被殺的事實。張先玲碰過一個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是老師，兒子在六四去世後，他們就搬到了廣州。她一直希望這家人能證實他們兒子的詳細情況，但男孩的母親拒絕發言。

「她的態度還挺好的，但她說，『我們不想提這件事兒了，我們過得挺好的，不想說這些事情了。』然後他父親說，『什麼事兒？』我聽到他在旁邊問。他母親就說，『她問那個誰誰誰的事兒』──她兒子的事兒。結果這父親馬上把電話奪過來說，『你少管這些事情，我們現在過得很好，你少給我們添亂！』就把電話掛掉了。」

那一天起，真相成了危險的事

像這樣的回應其實反映了後天安門時代普遍的社會壓抑。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坦克和槍彈奪去了人們的安全感，讓人們以為唯有停止談論過去才能自保，他們轉而支持物質利益至上，並成為掩蓋真相的沉默幫兇。遺忘，是老一輩中國人練就的一項技能；歷史之網被拉得很寬，有時候中間幾十年發生的事會整段消失不見。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圍城心態造就了一個封閉偏執的世界。

張先玲舉黑手黨為例，「黑社會裡的人可能也是這種心態。他們已經很怕了，知道這個厲害。你要是說出來的話，吃飯的飯碗可能就難保了。這還是輕的，重的沒準兒性命也難保，所以他就很害怕。所以這種苟且偷生的思想就戰勝了他們的正義感。」

六四事件是個很巨大的禁忌，僅僅只是提起一些相關的事，就讓張先玲和丁子霖時不時成為眾矢之的。有一次，張先玲假借歸還手帕和錢財的理由，追查到一個年輕死者的下落。她設法取到了居委會的說法，證實他是「那個被槍殺的人」。但當她找到公寓時，死者的兄弟卻開始責備她，對方憤怒地大吼：「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子，多少年前的事兒你還來找我，你什麼意思啊？」

每個人都害怕麻煩，害怕混亂，這讓中國領導人找到一個漏洞，順利地合理化這些鎮壓暴行。後來，他們更利用人們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讓許多人相信暴力是必要之惡，尤其回顧過去這30多年，共產黨讓中國創造了兩位數的經濟成長，這似乎讓鎮壓更有了合理性。

1999年，天安門母親向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個類似檢察官的機構）提交了一份法律請願書，指控國務院總理李鵬犯下「反人類罪」。至今他們從未收到官方回應。同年的6月4日，一些母親開始在北京西部郊區的萬安公墓舉行悼念儀式。一些六四遇難者的骨灰埋葬於此。多年來，大多是由穿著制服的警察開著警車把張先玲和她的丈夫載送到墓地。在墓地，成員已經學會分辨混雜在人群中的幾十名便衣警察，這群警察唯一的工作就是監督十多名哀悼者。

即使是悼念親人這樣非常個人化的行為，也因為政府的禁令而變得政治化。1998年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張先玲成功地在學校外的人行道上她兒子去世的位置，舉行了屬於她自己的小小悼念會。第二年，她被禁止離開公寓。十多年後我見到她，她對我說了一個如夢似幻的場景，說自己想要用那樣的方式在兒子逝去的地方為他哀悼。「我想在晚上8、9點的時候去。如果他們不看著我的話，我就晚上拿一束花，到那個地方去奠酒。就是帶點酒去撒一下，然後把白色的玫瑰花瓣灑在那邊。」

然而事與願違，因為總是有人在監視她。有人在學校入口附近安裝了一個閉路攝影機，就正對著學校門口埋著她兒子的花壇。這是一個專門為她而設的監視錄影器，以防她再次試圖哀悼她死去的兒子。「那是有內疚的人的行為。」她說。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此玻璃心，連這樣簡單的紀念行為也會被認為會威脅到中國內部的穩定。母親的喪子之痛極具力量，在當局眼中是一種威脅，所以為保護其他民眾不受到她們悲慟的影響，必須要集中管控她們的哀悼。這一切張先玲都看在眼裡，她用簡單幾句話生動地總結了目前的處境，「這樣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居然會怕我這麼一個老太太。說明我們這一群人的力量有多大呀，因為我們代表了正義，他們則代表邪惡。所以他們怕我們，不是我們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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