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風村康復者的日常生活。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此文為《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裏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

──張愛玲〈燼餘錄〉(一九四四)

這本書本來不會出現的。

我原本計劃要寫的是本英文書,而且是以當前在中國的國際麻風援助為主,這是身為人類學者的我慣有的時代關注傾向。對於中國在1950至80年代開展的麻風防治,我原本僅將之視為理解過去的必要歷史背景。然而,一位高齡90的麻風醫生突然辭世,改變了我的決定。

2013年10月21日,我得知葉幹運教授於兩天前過世。於公於私,這消息都令我震撼。該年5月初,我才收到葉教授的親筆回函,針對我寄給他我正在撰寫的一篇期刊論文初稿,提供了名詞指正與文獻建議,還附上一張我去他府上拜訪時與他的合照。葉教授在信中對我的鼓勵與容忍,充分彰顯出自由主義者的精神:

承囑要我對稿件過目,我瀏覽了一遍,認為內容很豐富,分析很到位,你為此多方參閱資料,廣泛訪談專家,很是辛苦,完成此文,可喜可賀。由於文稿的論點與措詞代表了作者的觀點與思路,我只是過目,談不上批評指正。

自2008年首次拜訪葉教授以來,他對我從無知到一知半解到追根究柢的連續拜訪,總是耐心溫和以對,有問必答,甚至讓我閱覽他保存的許多文件與照片。聽聞他離世,我感到失去一位研究上的前輩,也驚覺我所訪問的麻風醫生年紀真的大了。而我企圖從歷史做到當前的漫長研究,卻不知何時才有個底。

我開始重新思考。歲月不留人,那段歷史混沌未明,我希望在還來得及之前,讓他們指正我的可能錯誤,讀到我的書。於是,我決定將研究重新斷代,並改變書寫語言。在這轉變研究與書寫方向的過程中,亦有其他受訪者相繼過世。而我則在他們老去的同時,勉力讓這本書逐漸成形。

即使來自迥異背景,他們仍對我多所包容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卻要開始寫歷史。改變研究的範圍,並以中文書寫,其實是更艱難的挑戰,無異於展開一個新計畫。為了聚焦面對一段不易發掘的歷史,我又經歷了4年的困難摸索過程。研究諸多近期人物與在世者的歷史,面臨倫理、人情、專業、知識、材料、敘事差異等多方考量,使得我在過程中數度懷疑自己的決定是否莽撞而錯誤。

讓我得以堅持下去的最大支持,仍是來自於麻風醫生的鼓勵與他們的自由主義精神。我將期刊論文初稿寄給葉教授時,也同時寄給了江澄醫師請他指教。江醫師和另一位麻風醫生閱讀討論了我的文章初稿後,回覆我的第一封信讓我佇在電腦前思索良久:

以您等的經歷及自身處境,寫就應屬不易。……感到該文對於某些事情評價,主要是褒?是貶?總是讓人搞不清。

於是,我寫了一封長信回覆,詳細說明我做研究的方法、態度、觀點與目的。數日後,又接到江醫師的回信,我心中的大石頭瞬間卸下,令我既感慨亦感動:

因我等的年齡、所持角色立場及學術領域不同,加上身處情境之中或形成扭曲的人格。有些研究觀點的差異或看法的不同,是很自然的事。只有這樣,才能有所突破與創新。……我完全理解並同意您在信中所表述的一切,……。大可百無禁忌,不可拘泥我等陳腐之氣。

長年來,我訪問過的知識分子型麻風醫生,大多和葉幹運醫師與江澄醫師一樣,對知識觀點的不同立場多所尊重。對於我與他們迥異的政治經驗、成長環境與世代背景,向來包容。如同葉、江兩位和其他許多醫師對我的容忍與協助,種種的善意與體會,終究成為我敢於撰寫這段未曾面世歷史的動力。

當然,為我的動力加柴添火的,還有諸多我銘記在心的麻風患者和救助者的善意與協助。雖然,此書以麻風醫生為主,關於患者與救助者的著墨因而有限。但是,他們對我得以認識大千世界與底層歷史,十分重要。他們讓我理解到,即使只是旁觀他人之苦,或苦中作樂,都需要勇氣、耐力與信心。

一個「來不及」的感傷故事

我並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然而,在長年的研究過程中,我經常遇見基督宗教的善心人士與患者。他們讓我看見一種我們可能擁有的共同信念,那便是對普世人性的信仰。我總是誠實地跟受訪者說,我沒有宗教信仰,而且充滿了理性的懷疑。雖然至今我仍然沒有宗教信仰,但我的眼光常會被表現人性的信仰之心吸引過去。

這個跋也是我對譚建平神父(Fr. Thomas A. Peyton, 1931~)的承諾,雖然他大概已經無法看到我的承諾成為白紙黑字。

2009年6月15日,我拜訪香港明愛中心(Maryknoll Center)的美國籍譚神父,請教他和澳門的陸毅神父(Fr. Luis Ruiz, 1913-2011)自1980代末開始在中國從事麻風扶助的經歷。我們密集地聊了5個小時。譚神父當時已78歲了,說得一口道地的廣東話,但我的粵語能力幾近為零,我們只能以英語交談。我翻閱神父的相簿,看到他年輕時在加州家裡農場留影的照片,看起來很有「貓王」的樣子。我問他:「你退休後要回美國嗎?」神父的表情有點驚恐,他被我的問題嚇到了:「不回去,死了也要在中國!」他心中的中國,便是華人所在之地。

之後,我們未曾再見。2016年9月,我聽聞譚神父被送回美國療養。我請問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杜神父:「可是譚神父跟我說他不要回美國?」杜神父有點傷感地說:「沒辦法。譚神父老了,有阿茲海默,得有人照顧。……他也不會知道了。」

我來不及了,我想。9年前拜訪譚神父時,我告訴他我想寫本關於中國麻風病的書。離開前,神父對我說:「建議你寫完後,在後記寫你從麻風學到了甚麼。」我回說:「好,我會的。」

我不僅從麻風患者身上學到生命的韌性,也從醫師與救助者身上學到可貴的人性。在漫長的研究與書寫過程中,我發展出了一種信仰,我不知道它與宗教是否相似。我將自己當成一座橋樑,練習彎腰、承擔與跨越,因緣際會扮演起連結過去與現在、隱微與清晰、底層與公眾之間的研究書寫者角色。我有幸被人接納、聽其述說、見識歷史、體驗生活。既然幸運如我,無論有再多困難,我都得負重盡責地把這本書寫出來。

那些承擔與照亮生命的人

我以自身串起對歷史的理解,將人類學研究歷史中人及其情緒的方法帶進來。透過跑田野,漸次體會麻風患者與醫師的艱辛,贏得醫師的信任與真心話,傾聽其成為麻風醫生的故事,感受病人的委屈。我以田野工作者的身心靈與他們的喜怒哀樂交流,輔以人類學進出田野的主客觀交錯與換位實作,理解並構築這些情緒,以撰寫一場防疫運動。這不僅是個關於知識、政策與統計的研究,更是以人為主的情緒與勞動網絡探究。

多年來我得以理解、構築這個網絡,有太多的人得感謝,每個人都在不同的階段或以不同的方式協助過我。因為研究時間拖得太久,有些人或許都已忘卻曾經對我有所協助,但我大多銘記在心,若有遺忘,實我魯鈍之誤。

(略)

行文至此,我自當感謝家人與摯友,我何其幸運擁有他們的容忍與照顧。我專注於工作時廢寢忘食的德性,有時連我自己都不免自我唾棄,何況旁觀親友。同時進行歷史與當前的研究,跨時與跨界都不容易,謹藉漢娜.鄂蘭對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頌讚以為座右銘來自我勉勵:「對他而言,責任並非負擔,也無關乎道德的驅動力,那是一種在彰顯現實、釐清混沌、照亮黑暗時,自然流露的內在喜悅。」我有緣提問探索,更有幸理解那些承擔與照亮生命的人。

謹以本書獻給關注社會底層、因而付出高度情緒勞動的所有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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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作者:劉紹華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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