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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不管是北京還是其他省會,絕對沒有一個地方像此處,能讓孩子與外界的喧囂苦痛隔絕並成長。紅牆內的巷道中不時可看到年少的身影往來穿梭,一部分的房子又像是寄宿學校。育幼院、幼兒園和學校,都是大人關心的主要話題。

孩子們在紅牆內有規律地來來去去,往往到一週將盡時,他們就成了這裡的主要居民;當這些年幼的小學生們週六下午放學時,公園空地便突然之間熱鬧了起來。不管他們是已經在外地住宿或仍被奶媽的手牽著,也不管是在飯廳,還是媽媽們忙著在紅牆內的專門商店購物時,這些孩子始終是父母話題的主軸。孩子們身邊那些出身農村,被認為品德良好、可以作為孩子們正面教材的警衛員們,也一直討論哪些父母較佳。

週六晚上就像回歸一般的家庭生活,充滿笑鬧聲。大家紛紛查問孩子學校成績;劉少奇還將他幾個最小男孩的身高刻在牆上。週日對所有家庭而言是兒童日,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強迫自己接受這些喧鬧(他通常睡到中午才起床),讓這些孩子進到原本是由他獨享的中南海游泳池玩。週日下午通常會安排散步,有時到公園,有時去圓明園,又有時會去玉泉山。這種時候往往也是展現高明家庭交際手段的時候,因為這時候爸媽們會利用機會,邀請朋友的家庭一塊活動;有時候是父親家鄉的朋友,有時候是母親那邊的,還有時候是孩子在學校認識的朋友。

暑假是難得的家庭時光,眾人最期盼的就是去北戴河。北戴河就像俄羅斯的索契,20世紀初便是以療養保健知名的度假地區,1949年落入戰勝者手中,很快就再度開放。所有別墅全年為生病或過勞的領導人服務,而在夏季的幾個月裡,則用來接待重要領導人與其家人。北戴河的接待名單主要是在紅牆內生活的領導人家庭,每年還會有較得勢的各省首長、領導人要慰勞的秘書,以及領導人想要犒勞的紅牆內服務機構負責人等加入。

北戴河假期主要的想法,是可以一邊放鬆休閒一邊兼顧工作,因而一些黨中央委員會特別重要的議程會在這裡召開。此外,這也可以讓孩子們享受與略微放鬆的父親在一起的時光,也能體會一下身為太子的特權;像是偶爾可能會遇到「穿著白色浴袍的毛澤東」之類的事,可以讓他們在回北京之後好好的驕其同儕一番!這有些像其他國家和政黨安排的夏令營,主要是能充分鍛鍊身心。女孩子們不是在比較彼此的穿著打扮,就是躲在室內玩著她們「女生的遊戲」,而男孩們則在元帥賀龍的吆喝下,組隊和在附近海灘上與蘇聯專家們較量足球。

是國家大事的工作重要,還是孩子重要?

一直以來,在權力場域中縱橫捭闔的中共主要領導人們,放在第一位考量的都是工作。取得政權的初期,這些首長毫不在意自己的穿著,除了偶爾有人會配把槍、攜帶幾本筆記簿和一些幸運物外,沒有屬於自己的私人物品。就拿饒漱石來說,1949年時,他的衣物之少,外套就那麼一件,是朱德送的皮外套。

這些領導人們的工作量很大。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許多同僚,經常工作到凌晨2、3點,這使得他們中飯前很少有其他活動,也讓他們的家庭參與的機會變得少之又少,父親缺席則成為常態。比如李先念,他通常在早晨5點30分就起床,等回家時孩子們都已經就寢。有些一家之主,像譚震林,直接睡在辦公室,只有在週末晚上才出現在家人面前,接下來週日一塊吃個中飯,然後又投身公務……一直要到之後,他們才有時間能夠好好陪伴家人。

多數人除了將家中發號施令的角色讓給太太,沒有別的選擇。就像粟裕曾說過的一樣,他認為和妻子的組合是「政治夫妻」,兩人只決定家裡大事,不管柴米油鹽之類的瑣事。他規定當他不在家時,其他人不許隨意進出夫妻倆的房間,不過如此一來那間房間卻反而成為了孩子們玩耍時想要探險的標的。

只有一種情形可以讓這些領導人放下工作,就是「組織上」基於為其健康著想,要求他們一定得休假。太太們也十分在意丈夫的健康情況,她們也會敦促孩子們留心這批老戰士的健康。1949年,當毛澤東要擇選軍事幕僚長時,就碰到了相關的困難,因為大部分的主要將領不是生病就是體弱。1950年,任弼時因心臟病早逝,這讓大家驚覺健康的重要性,從此以後,他們才認為首長們在工作時也應該適當休息。

在這之後,每位領導人都配有指定醫生;在朱德孫子的回憶中,醫生的到來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每個家庭討論最多的話題,常是學校和男主人的健康,政治話題則是小心避免,沒得商量,媽媽們通常都會嚴格監督。例如劉少奇家,就絕對不在「小耳朵」們面前談論工作上的事,一旦得知某個孩子將聽來的小道消息到處亂傳,劉少奇一定發火。至於鄧子恢,他被逐漸抽離主管的農業工作時,也絕不對孩子透露毛澤東對他的批評。

「養孩子,不過就像帶兵打仗」

大家記憶中不那麼一樣的,是各家父親們的嚴厲,或是說專制程度。王震就常常愛說:「養孩子,不過就像帶兵打仗一樣。」而似乎有許多當父親的領導人把這句話做到了極致。當時共產黨內的許多父親都像彭德懷的副手黃克誠一樣,給人完全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印象。他們只在乎孩子守不守規矩和成績好不好,一旦老師不滿意,當爹的就會怒不可遏,只差(但真的能讓人相信嗎?)沒動手狠揍一頓。王震的其中一個孩子就曾經透露,他被父親這方面的要求嚇到過;王任重還只是個省級幹部時,毛澤東很欣賞他的文化素養,不過他卻會毫不猶豫地翻看女兒的私密日記。

事實上,許多當父親的領導人對自己孩子特別嚴厲,甚至多所猜疑。他們在這方面的表現常常很粗魯,比方說林楓的遺孀(郭秋明)堅稱他先生只喜歡書本和孩子,但他們的女兒回想起來,卻認為她父親並不喜歡她,而媽媽會這麼說,是因為怕他。

劉少奇一直想要做個好父親,他時時留意家裡,並盡量知道小孩的學習情況──這也是他和他太太始終爭辯不休的事情。他常常在週末晚上召開「家庭會議」,不過在這些父親中,他並非唯一這麼做的人。劉少奇和毛澤東採取放任的態度不同。毛澤東曾經在1953年就預先表示他不會緊迫盯人的控制孩子(事實是他幾乎沒照顧過自己的孩子),而劉少奇卻會設法閱讀並思索要如何教育子女。他的做法並不複雜:訂好各階段目標,9歲學會游泳、11歲會騎腳踏車、13歲就要會照顧自己,以便於在15歲時就能離家自立。看到孩子寫錯字和不守規矩時,他一定會立即糾正。

在這方面,劉少奇也毫不猶豫地反駁毛澤東的放任主義:「對孩子而言,既要嚴厲,也要放手,端視需要而定。」實際上,他對女兒劉愛琴的看管的確嚴格,不但要管她穿的服裝、讀的書、從事的娛樂和零用錢的花用,甚至在她申請加入共青團時也加以阻撓,讓劉愛琴放棄往這方面發展的企圖。然而,劉少奇對再前一任妻子(王前)所生的女兒卻是疼愛有加。

有些領導人在父親這個角色上與其他人不太一樣。像鄧力群,他就沒有過於要求孩子的課業。李先念則是嚴格與寬容並濟,專斷和自決兼施,讓他的孩子「只要確定能做好,什麼都可以去做」。楊成武對孩子只有三項要求:要有較高的思想覺悟和好的道德品質、必須學有專長,達到大專畢業以上、努力工作,「多為人民做貢獻」(也就是成為領導幹部)。羅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長一職,自1949至1959年止,長達10年)除了在週日抽出一段時間外,很少去看他的孩子;按他的說法,那段時間他是在「接待」他的孩子,就是說帶他們去從事一些像是拌拌嘴、散散步、打打乒乓、釣釣魚之類,他們喜歡的活動。曾任四川省委書記的李井泉則幾乎不管小孩的課業和生活,他認為那些都是他們自己的事。還是有些父親,像陳賡和陳毅,比孩子們的娘更希望他們懂得自由;有元帥詩人稱號的陳毅,還常向孩子誦讀自己的詩作。

並不輕鬆的小孩生活

有沒有可能用一個真實的圖像,將1950年代這批孩子的世界表現出來?這件事只怕不容易,不僅因為這些回憶都會經過美化,而且他們都忘了一些現在眾所周知的事:當時這些孩子無論是物質或是心理上的生活條件,都有別於一般人,這些條件讓他們在看待他人時有偏見,或是蔑視。

也許在這裡我們該強調,在1950年代,這批太子黨能較頻繁接觸到不屬於他們這些政府新貴小孩的人只有兩類:在小學或是中學中得到補助的普通學生和一般市民,以及紅牆內為首長服務的警衛員和秘書的小孩。

一旦我們提到這些,就必須知道這些太子黨和紅牆內年輕住客們的日子,也不像這個權貴集團掌權者設想的那般輕鬆。先說學校,對其中有些人(像大部分失去父母和父母因為工作而無法照顧的孩子)而言,他們就像被拘禁在這裡一樣。其中最幸運的,不過是那些可以經常在週六中午回家,到週日晚上或是週一早上才回學校的人,至於其他人,只能在學期與學期中間較長的空檔,才能回去和家人團聚。學校的伙食粗糙,床板也硬,等到了週末回家時,這些小學生們總是身體疲憊。此外,這些孩子心理上也承受極大壓力,因為回家後,父母往往要針對成績做諸多檢討與要求。

這些孩子因此沒什麼時間玩耍。一星期有兩到三次,一些男孩與女孩會溜進首長和夫人們參加的舞會。元帥朱德誇張的舞步和劉少奇每次都會邀請妻子跳第一支和最後一支舞的習慣,讓這些孩子仰慕不已。到了1950年代稍晚,還會播放電影,但通常是給年紀較長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看的。此外,還有個大公園,是年齡較小的孩子們帶著玩具玩耍的地方。最讓人興奮的是出現從蘇聯來的稀奇玩意兒時;李訥就曾在1950年和媽媽去蘇聯旅行時,帶回兩輛小自行車。

在往後的十年間,紅牆內逐漸有了二極體收音機和相機。其中最吸引這些孩子目光的,是停在近處的蘇聯摩托車和轎車。有時候孩子們也喜歡玩一些稍微嚴肅,甚至有些政治意味的遊戲:像是在胡耀邦近北京市中心的大房子裡,他們會玩些角色扮演遊戲,像是「攻占柏林」、「八路軍的勝利」之類。

一起長大的「小同志們」

一般而言,這些孩子在家裡都是聽從母親,遵循鉅細靡遺的號令,並且在這些身為家長的領導人們略有壓力的影響下生活著。在生活規矩上,男女有別是其中一個基本觀念,而這個觀念對女性不甚友善;沒有兒子的家庭,無論如何也要生出一個來。於是,就有領導幹部在連生四個女兒後,還要再添一個兒子。由於大家對男生有著較大的期待,男性也因此在家裡較有發言權;在某位將領的家中,就只准男生玩打仗遊戲,而且不准女生回嘴兄弟們的嘲弄。

但即使如此,爸爸的小女兒們仍然會懷有對父親的感念,劉少奇最小的幾個女兒就是如此。更何況,在某些家庭的追憶中,部分一家之主還有些普世父親對子女的樣子。多數父親都希望女兒能從事一份專門職業,而且要她們念茲在茲,提早做準備。即便在家裡對女孩子的要求、壓力沒有像對男孩子來得大,我們倒還沒發現表明父母們不讓女兒讀書的明顯案例。像是薄一波、陳毅、鄧小平等人家裡的女孩,都可以隨意去學音樂或上繪畫課。

總之,在學校讀書的那些年,生活對這些孩子而言並非那麼好過。對一些有幸能到北戴河度假的孩子來說,那段假期是回憶中最好的時光。那裡的夏天比起北京要來得輕鬆,父母的看管也放鬆許多,沿著海灘可以自在的遇到許多人,偶爾還會見到一些平常在家裡連提名字都要小心翼翼的大人物,或可以親眼看一下江青是不是真的一隻腳只有四根腳趾頭……。那裡充斥著家人間彼此開的玩笑和吆五喝六的聲音,而這種優閒只有在父親們被叫去開政治會議時才會被打破。此外,在那邊也可以交到新朋友,從其他省份來的,或是別校來的住宿生。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愛苗悄悄的在稍年長一些的孩子之間滋生……。

在這種環境和以往曾經是同學、鄰居,或是在某個週日下午曾共同踏青因而相識的基礎上,更產生了一種同志間相知相惜的情誼。對年紀較大的孩子來說,以往的共同記憶更加深了彼此的友誼;朱敏和許多人,例如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蔡暢的女兒李特特,都曾經在莫斯科讀過書。同僚間的孩子或是同班、一起上鋼琴課的同學,在這裡也很容易再相聚。

另外有些孩子們的連結,則是大人們有意安排的。比方說,有張三個女孩子合影的相片就看來有些不真實,應該是一個想取悅她們的秘書人員拍攝的;這張照片裡有周恩來認養的姪女周秉德、李訥和李敏(毛澤東沒有花心思去了解的兩個女兒),她們旁邊還有一個人笑得更率性,是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他對李敏相當有好感。他們彼此的關係,也被父母們看在眼裡。

在那個時代,即便私人關係也多少帶有小小的政治意味,只消一個輕微不滿,不論有多隱而不見,都會成為被疏遠的因素,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林彪(他在韓戰時稱病不願帶領赴韓作戰的部隊,惹惱了黨內領導層)在北戴河的別墅位置偏遠,這也減少了其子女和其他領導人小孩接觸的機會。這造成林彪的孩子林立衡和林立果喜歡去家庭成員眾多的羅瑞卿家中玩,希望能沾到幾絲開朗和活潑的氣氛;當時許多媽媽們在談到這對姊弟時,語氣中都帶有一些心疼和惋惜。

眾所周知感情最好也最為父母們讚賞有加的朋友圈,就是僅限男性參加的足球隊。這支足球隊由賀龍元帥負責,和蘇聯專家組的隊伍比過好幾場比賽,敗績頻頻,但最後一場賽事在一些專業球員助陣下,終以勝利坐收。此外也有一些籃球比賽,賀龍的兒子賀鵬飛、陳雲的兒子陳元,在賽場上的表現都相當出色,彭真的兒子傅洋尤其優異。

在北戴河的夏日時光留給了他們關於那時代的一些遺憾。在那段時間,他們可以同時碰上毛澤東、江青和劉少奇。也是在那段時間,他們可以像父母一樣,一起構思共同的遠景。往後,當他們有機會再談到這段往昔,談到這種純然的同志情誼時,卻僅存懷念和省思。

那個年代百廢待舉、教育威權充斥,而且自絕於世界潮流。舉目盡是虛假的教育,但卻讓這些孩子能對爾後發生的,日漸暴烈以致撕裂整個國家的一連串衝突有所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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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作者:杜明(Jean-Luc Domenach)
譯者:何啟仁
出版: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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