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Unsplash

2017年,我受邀參加一個主題為「中東與反恐報導」的國際記者團,在美國各地訪問一個月。然而美國總人口中只有不到1%是穆斯林,團裡記者抱怨,大部分時間只能接觸到非穆斯林「這一邊」的說法。

不過在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居住著幾十年前開始移入的索馬利亞難民。我在當地叫了一輛計程車,司機正巧是索馬利亞裔。他說自己6歲來到美國,童年至青少年時代,「完全是個美國人」,他的語言、遊戲、教育、生活方式,跟土生土長的美國小孩沒有兩樣。「直到30歲時,忽然想找回自己的根,確認自己是誰,我找到了伊斯蘭,成為一個穆斯林。」

那場簡短的對話,對我觸動強烈。身在局外,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一些在歐美長大的穆斯林家庭孩子,明明已經融入美國社會,卻突然跑去加入伊斯蘭國(ISIS)。索馬利亞裔司機的經歷讓我忽然領悟:伊斯蘭教從不僅僅是一種宗教,它是一種文化,一種無所不包的生活方式,是穆斯林共有的身分認同。

在有限的接觸中,這位司機於我印象中,是一名溫良平和的穆斯林;但今天試圖「尋根」的西方穆斯林青少年,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在網絡或者其他途徑,遇到了別有目的的引導人,以他們的方式解釋宗教,解釋「根」和歸屬,最終指向伊斯蘭國。

現代的偏激印象,多半並非先知原意

局外人對伊斯蘭世界內部的思想、情感連結所知甚少,誤會與對立常常由此而來。正因如此,《伊斯蘭大歷史》一書作者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如此重要。他是穆斯林社群與西方話語之間不多見的橋梁。

無意外,我第一次接觸他的名字是在電視上。年輕有活力,思想鋒利表達清晰,穆斯林、宗教學者、伊朗裔美國人,經常在電視節目,包括脫口秀中用美式英語解釋伊斯蘭教和熱點事件背後「另一邊」的聲音,儼然網路教主。

阿斯蘭的生平讓人想起李安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的主人公,在不同宗教裡出出入入,都是通向同一個神的不同路徑。他出生於伊朗什葉派穆斯林家庭,15歲改信基督教,進入哈佛念書之前又改回伊斯蘭教派,還寫過學術專著《革命分子耶穌: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時代》(Zeal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of Nazareth),對基督教見解獨特。

唯是這樣的作者,才能以簡明生動的敘事,鞭辟入裡的分析,釐清伊斯蘭千年枝蔓,糾纏開合。阿斯蘭把我之前所獲模模糊糊的印象,看似互不相關的知識點照亮,連結成一條嶄新的道路,通向更上一層的理解。

有些論斷,只有以阿斯蘭的穆斯林身分來講,才具有說服力。比如,他從先知穆罕默德獲得天啟之前的阿拉伯半島社會情況說起,大膽宣告宗教絕對不是「誕生在某種文化真空之中」,伊斯蘭教是天啟,但絕不是無根的。在此基礎上,讀者能更全面地理解,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宗教運動,本質上更是一場猛烈的社會改革。同情弱者、提倡平等、賦予奴隸窮人同等權利,創造出互相扶助、紀律嚴明的政治軍事團體「溫瑪」(Umma)。這個公社在成立之後20年間統一阿拉伯半島,打敗拜占庭、征服波斯與埃及,發展成龐大的帝國。這般能量絕非偶然。重現穆罕默德早年的經歷,也就明白《古蘭經》視猶太人的摩西、基督教的耶穌同為先知,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身為穆斯林的阿斯蘭還證明,所謂伊斯蘭教「厭女」,完全違背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做法。實際上是第二任哈里發伍瑪爾('Umar)個人對女性粗暴專橫,禁止她們進入公共生活,投石致死的刑罰也始於他。這可能有點像今天人們所知儒教中三綱五常嚴苛的一面,並非百分百的孔子原意,而是經過後世不斷演化。被改變被誤解,常常是革命者的宿命。

「誰執政、誰合法」的千年難題

《伊斯蘭大歷史》給我最大的啟示,是重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先知穆罕默德歸真之時,沒有指定明確的繼承人,也沒有留下如何繼承的制度,是不是由此埋下至今未能解決的一個問題:伊斯蘭國家、社會中,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從何而來?正是由於合法性沒有獲得公認的解決方案,千年以來,穆斯林社群不斷陷入「誰能代表真主聲音」的爭鬥,內耗極大。

先知之後,溫瑪曾經在聽取部族大多數人的意見情況下推選哈里發,但很快到了第四任哈里發就止於內戰。在遭遇殖民、異教戰爭的衝擊之後,誰代表正道,不斷「被解釋」成符合各種團體需求的樣子,造就了今天很多人頭腦中那個激進好戰、食古不化的伊斯蘭教形象。

先知穆罕默德集神權與世俗管理權於一身,並無爭議,而在他身後,「誰說了算」這件事導致了遜尼與什葉的大分裂、宗教團體(如瓦哈比派[Wahhabism]或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s])與世俗政府的互相絞殺,守舊派(基本教義派)與西化人士間的敵對(新與舊的價值分野與對立)。何梅尼回歸政教合一,地位幾近先知,但是他在對外戰爭中慘敗,輸出革命偃旗息鼓,國家更無發展,白白生靈塗炭。

另一個極端,當然是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徹底剝離神權,國家飛速發展,但是幾十年之後,他的政黨漸漸腐敗,民粹主義者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an)東山再起時,打著伊斯蘭的旗幟回歸,安慰底層人心。

西方解決統治「合法性」的辦法是選舉。政府並無神授,維持社會穩定、激發社會活力的,是個人與政府、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契約。契約的擬定方式便是選舉。為數眾多的穆斯林國家,今天也是由選舉產生政府。但問題在於,「神權」的一部分並沒有成功轉移到世俗政府的職權中,那些國家裡的或者跨國的宗教團體,仍然「有權」(往往是來自底層窮苦人們的背書)指出某個世俗政府並未按照真主的意志行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刺殺薩達特(Anwar Sadat)總統是政治事件,最後也要歸於宗教說辭。而沙烏地王室靠瓦哈比派上臺,目前最要提防警惕的,也是來自清教徒式宗教團體的責難。

現代化與現代性

今天伊斯蘭世界最令人不安的反差,恐怕是極高的現代化,與極低的現代性。當然,這不是在說所有穆斯林國家的普遍規律,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整體來看的話,海灣國家物質富裕程度相當高,卡達曾經位列全球人均收入之冠;沙烏地阿拉伯武器展,伊朗的AI足球比賽,重申穆斯林擁抱先進技術的傳統。1979年奈波爾在德黑蘭街頭目睹革命情形,反西方宣言都是通過西方製造的收音機、磁帶發布的。追溯到鄂圖曼帝國時期,為了定位朝拜的方向、開闢新的海航路線,通曉天文地理機械的占星師也是第一流的科技人才。

但是,現代性仍是未完成的故事──如同沙烏地阿拉伯女性剛剛獲得駕車的權利。「擁抱現代化,拒絕現代性」絕非僅限於穆斯林世界,幾乎為第三世界共有。原因之一,或許是「現代性」進入東方,都伴隨著西方殖民或戰爭的痛苦過程,對傳統文化的劇烈衝擊。無論是英國在印度的巧取豪奪殘酷鎮壓,還是美國出兵伊拉克踏足聖地,都為穆斯林社群中宣講「反西方反現代價值」者提供彈藥。

李歐梵教授曾經寫道,他去印度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主題是「Alternative Modernity」(另類現代性),最後與會者都認同可以把Alternative去掉。每一種文化都寄望找到源於自身的「現代性」,但去掉現代性中的「西方性」並不容易。

未來將怎樣?伊斯蘭世界能否與西方和平共處?還會有更多恐怖襲擊嗎?這些問題無人能夠預知,但阿斯蘭指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變化。隨著電視與網際網路的傳播力興起,解釋《古蘭經》等經典的權力正在分散,「合法性」多元化,甚至落到完全不受宗教機構約束的個人手中,於是,會有埃及電視傳道人卡列德(Amr Khaled),瑞士出生的穆斯林知識分子拉馬丹(Tariq Ramadan)。但是阿斯蘭毫不諱言,賓拉登(成書時伊斯蘭國尚未興起)也是權力分散的結果。賓拉登並沒有獲得任何宗教機構授權,卻自成一套對宗教的解釋和行為體系。

這便回到此書於我思考最多的問題:伊斯蘭世界內部,正當性究竟何來?即使在溫和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印尼,我曾見到反恐保安的手機螢幕保護程式是賓拉登頭像。這並不代表保安認同恐怖襲擊之反人性,但賓拉登敢跟世界老大作對,他在穆斯林社群中的正當性來自於英雄主義,而不是他能給這個社群帶來多少穩定與幸福。伊斯蘭國則描繪他們將回歸先知時代的社會型態,溫瑪與哈里發,儘管偷偷篡改了內容。

誰能在穆斯林群體中倡導多元性?

不得不說,我的個人體驗是,阿斯蘭在論述「伊斯蘭民主」、「政教分離」概念時,有時已經切到關鍵,卻遊刃而走,令人產生抓住他辯個究竟的衝動。比如,當他說到70%的美國人稱自己為基督徒,所以政教徹底分離並非民主的前提。然而,西方社會固然是主要由信徒(基督徒)組成的社會,但政策制定者、菁英階層中,無神論者比比皆是。或許他們仍承認自己是教徒,並堅守宗教中的基本美德,但他們幾乎不會向中世紀那樣徵求教會的意見做出政策。

同樣信奉一神教的國家以色列,今天之所以強大,並不僅是因為有耶路撒冷(且飽受爭議),更是因為有特拉維夫(Tel Aviv-Yafo):一個世俗、多元、科技創新之地。儘管如阿斯蘭指出,大部分穆斯林國家已經實現政教分離,但是要把二者剝離乾淨極其困難,只能是「多少程度上涉入政治」。

西方無神論者大多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如托克維爾所言,大革命催生了一種「新的人類」,以理性為指引,徹底擺脫宗教。這也解釋了2015年巴黎《查理週刊》事件的悲劇:言論自由當然應該堅持,然而無神論的執著,同宗教激進分子的執著,恐怕是同一種狂熱。東西兩個世界的偏執就這樣撞擊在血泊之中。

阿斯蘭認為美國沒有徹底的政教分離而成功,源於其「多元性」。伊斯蘭教曾經是,今天也需要實現「多元性」。我想這是非常理想的未來,然而眼下的情形卻並不樂觀:誰能在穆斯林群體中倡導多元性呢?沙烏地阿拉伯改革剛剛起步,土耳其正在搞民粹不需要多元性,約旦像是最理想的阿拉伯國家,可是體量太小,受周邊大國牽制多,無法產生深遠影響力。

以「阿拉伯之春」主力,阿拉伯世界的中產階級論,他們顯然是理想的改革者,「現代性」的追求者:反對專制,要求平等與自由。但是他們並沒有能力迅速自我組織,在各種舊勢力圍剿之下敗下陣來。「阿拉伯之春」所及,幾乎所有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都可以看到,舊政倒下之後,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宗教組織,可見他們在民間的能量之大。

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曾經勾勒理想中的國家政治、組織、生活。現代西方政治,某程度上被認為是試圖接近這一理想國的努力。先知穆罕默德的溫瑪,是伊斯蘭版本的理想國。一代又一代穆斯林,在歷史潮流中,都希望能夠回到先知的公社,從根源中汲取力量。然而問題是,溫瑪形成的背景環境,恐怕與今日大相逕庭。

阿斯蘭極具洞見地指出,伊斯蘭就是語言。「真正的民主只能從內部培育,以一般人熟悉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並以本地人能夠理解並欣然接受的語言來表述。」可那究竟是怎樣的語言?波斯語、土耳其語,還是阿拉伯語?一個土耳其人的布道,可能根本不會引起阿拉伯人的注意,更何況是闡述他們的理念。

這語言由誰來講?唯有真主,同時接受這一邊,或那一邊的眾聲喧譁。

     

好書推薦:


書名:伊斯蘭大歷史:穆斯林的信仰故事與改革之書
作者: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
譯者:魏靖儀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18/08

(作者為前《端傳媒》國際組主任,著有《拜訪革命》。)

瀏覽次數:2720

編輯推薦

延伸閱讀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4.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