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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在卡羅林斯卡學院教課,說到大藥廠絕少研究瘧疾,更完全沒研究非洲昏睡病或其他只危害赤貧民眾的疾病。一個前排的學生說:「真該揍他們一拳。」

我說:「哈,今年秋天我剛好會去諾華藥廠。如果你能告訴我該做什麼,又該揍誰,也許我可以試試看。我該揍誰一拳?某個職員嗎?」

「不,不,不,要就要打老闆。」那學生說。

「哈,好,老闆叫華塞拉(Daniel Vasella)。嗯,我稍微認識他。秋天我碰到他的時候,真該打他一拳嗎?一切就會解決了嗎?他會從此變成一個好老闆,知道該改變藥物研發的優先順序嗎?」

一個坐稍微後面的學生說:「不對,你該揍董事會成員。」

「喔,這也不錯,因為那天下午我大概會向董事會演講。好,早上我碰到華塞拉的時候先按耐住,等踏進董事會的會議室之後,再盡量見一個揍一個。當然囉,我沒辦法把每個董事都打倒在地⋯⋯我沒有打鬥經驗,現場又有安全人員,所以我大概才揍三到四個人就會被制伏吧。不過我真的該這麼做嗎?大家覺得董事們會因此改變現有的研發政策嗎?」

「不會。」第三個學生說:「諾華是一間上市公司,決定事情的不是老闆或董事,而是股東。如果董事會改變研發方針,股東可以換掉董事會。」

「沒錯。」我說:「是股東希望公司把錢花在研究有錢人的病,利潤才高。問題在於──」我看著當初提議我揍人的那個學生:「大藥廠的股東是何方神聖?」

「有錢人。」他聳聳肩。

「不對。這其實很有趣,因為藥廠的股價很穩定。股市漲漲跌跌,油價高高低低,但藥廠的股票還是穩穩帶來報酬。許多別種企業的股價是跟著經濟走,大家大肆消費就跟著漲,大家勒緊褲帶就跟著跌,不像癌症病患永遠需要治療。那麼這些穩定公司的股東到底是誰呢?」

學生們看著我,臉上畫著大大的問號。

「是退休基金。」

鴉雀無聲。

「所以也許我不必揍誰,反正也遇不到股東,可是你們會遇到。這個禮拜六過去奶奶家,揍奶奶一拳吧。如果你想找個對象怪罪,找個對象揍一揍,禍首就是老人們,還有他們對穩定股票的貪婪需求。」

「對了,還記得去年暑假你當背包客,奶奶給你一點額外的旅行資金嗎?也許你該還給她,她再還給諾華藥廠,請他們投資在窮人的藥上。或者如果你已經花掉了,那就揍自己一拳吧。」

怪罪型直覺:只找個代罪羔羊是沒用的

怪罪型直覺是替某件壞事找出一個簡單清楚的元凶。最近我就有過怪罪型直覺,那時我在旅館沖澡,把熱水調到最大,但沒反應,接著幾秒後滾燙的水把我燙得哇哇叫,我不禁很氣水管工,然後很氣旅館經理,然後很氣某個也許在隔壁房間開冷水的房客。然而沒有人該被怪罪,沒有人故意想燙死我,沒有人怠忽職守,如果真要怪誰,大概該怪我,是我沒耐心把熱水慢慢調大。

在出狀況的時候,我們似乎很自然會認為是某個可惡鬼故意為之。我們愛認為壞事必有因,是某個有權有勢的惡人在搞鬼:否則世界會無從預料,令人困惑與膽寒。

出於怪罪型直覺,我們往往誇大特定個人或群體的重要性,無法妥善依事實理解世界:我們滿心想找出禍首,一旦自認找出就只想揍那人一拳,不再設法在別處找解釋。出於怪罪型直覺,我們沉溺在過於簡單的指控,沒看見更複雜的真相,沒留意對的地方,也就很難解決問題,防止壞事重演。

比方說,把空難怪到那個想睡的機師頭上,對防止未來的空難並無助益。我們該問的是:為什麼他會想睡?我們以後要怎麼防止機師想睡?如果我們一揪出想睡的機師就不再動腦,日後只會憾事重演。為了釐清世上多數重要問題,我們不該只把矛頭對準犯錯的個人,而是要對準整個體制與系統。

好事同樣會觸發這個直覺。「稱許」和「怪罪」一樣容易。當好事發生,我們會很快歸功於某個人或簡單原因,雖然事情通常更為複雜。

如果你真想改變世界,就得明白,跟從怪罪型直覺無濟於事。

怪罪遊戲時常洩漏我們的偏好。我們常會找出壞人來驗證既有認知。現在我們來看幾種我們愛怪罪的對象:奸商、記者與外國人。

如果有不合理的價格,對方就一定是奸商?

某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找藥廠針對安哥拉的瘧疾藥物合約投標,請我負責審查,我一看就起疑,覺得數字很怪,滿腦子想說我即將揭露一樁弊案,揪出想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奸商。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以10年為單位採購藥品,請各藥廠投標。時間長,採購量大,藥廠通常會開出很低的價格。然而這次有一家瑞士盧加諾的家族小藥廠叫做瑞福製藥,開出令人難以置信的低價:甚至比成本還低。

我得過去一探究竟。我飛到蘇黎世,搭小飛機到盧加諾的小機場,原本認為會見到一個衣著寒酸隨便的藥商代表,結果卻是由豪華轎車載到此生所住過最豪華的飯店,還打電話回家跟老婆低聲說:「是蠶絲被耶。」

隔天早上,他們載我到工廠查看。我跟經理握手,單刀直入的問:「你們從布達佩斯買原料,做成藥,放進藥盒,藥盒再裝箱,然後由貨輪運到熱那亞,結果藥價怎麼還有辦法壓得比成本更低?匈牙利人給了你們優惠嗎?」

「我們付給匈牙利那邊的錢跟別人一樣。」他告訴我。

「而且你們還派豪華轎車接我。你們哪來這麼多錢?」

他露出微笑:「我向你說明。幾年前我們看到機器人會改變這個產業,於是蓋了這間工廠,發明了世上最快的製藥機,其他生產也高度自動化,大藥廠的工廠跟我們比就像是工匠的工作坊。我們向布達佩斯買材料,禮拜一早上6點那些氯化奎寧由火車載到這裡,到了禮拜三下午,安哥拉的一年份瘧疾藥已經裝箱準備好上船,禮拜四早上就到了熱那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人員檢查之後簽收,當天錢就存進我們在蘇黎世的戶頭。」

「拜託,你們開的價格比成本還低耶。」

「沒錯,匈牙利人讓我們可以晚30天付款,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只要4天就把錢付給我們,所以我們有26天可以把錢放在戶頭裡生利息。」

哇,我簡直說不出話來,完全沒想過有這一招。

先前我滿心想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好人,藥廠是懷著奸計的壞人,但原來我對小企業的創新力量非常無知,到頭來他們也是好人,只是有找出便宜方案的超強本事。

記者是故意誤導大家的嗎?

現在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流行指責媒體沒有說出實情。甚至我在前幾章也似乎流露這種感覺。

不過我們與其指著記者,更該問:為什麼媒體會呈現這種扭曲的世界?記者真的想這樣做嗎?還是有別種解釋?

(我無意探討刻意製造的假新聞,那完全是另一個議題,和新聞無關。順帶一提,我不認為假新聞是導致種種扭曲世界觀的主犯:我們不是才剛誤解世界,而是一向誤解世界。)

2013年,我們把蓋普曼德基金會無知專案的結果放在網路,BBC和CNN立刻頭條報導,把我們的問卷題目放在官網上供民眾自行做答,還收到數千則試圖分析為什麼大家答得比隨機亂猜還差的留言。其中一則留言引起我們的注意:「我敢賭沒有記者能通過。」

我們對這點子躍躍欲試,想付諸實行,但問卷公司說不可能拿去考記者,媒體高層不會讓記者接受測驗。這我當然理解,沒人希望自己的權威遭到質疑,而且萬一外界知道堂堂大媒體所雇的記者答得比黑猩猩還差,未免太丟臉。

當別人對我說不可能,我更躍躍欲試。那年我會參加兩場媒體大會,決定帶著我們的答題裝置。20分鐘的演講不夠問所有問題,但能挑幾題來問。結果看來,這些記者和紀錄片導演並沒有比大眾更懂,自然也就輸給了黑猩猩。

關於世界上未來兒童數、疫苗接種率和女性受教育的狀況,各組人答對的題數大都比隨機猜測更低。

如果這代表記者和紀錄片導演的普遍狀況(而我沒理由認為別組記者就能答得更好,或換其他題目就能答好),那麼他們不是壞蛋。記者和紀錄片導演會誇張報導一個分歧的世界、「大自然在反撲」或人口爆炸危機,在陰鬱的鋼琴伴奏下以嚴肅語氣侃侃而談,但他們並不是在說謊,不是在刻意誤導我們。他們不見得包藏惡意,指責他們並無意義。多數向我們介紹世界的記者和紀錄片導演自己都被誤導了,所以別把記者給妖魔化:他們跟所有人一樣對世界有著大誤解。

我們的媒體也許自由,也許專業,也許追求真相,但獨立報導不代表能呈現真相:即使每則報導本身完全真實,我們仍可能因記者對報導的選擇而產生錯誤認知。媒體不是中立,無法中立,我們也不該期望媒體中立。

記者的作答結果慘不忍睹,跟墜機一樣慘,但責怪記者無濟於事,就像責怪想睡的機師也無濟於事,我們該做的是設法了解為什麼記者對世界抱持扭曲的認知(答案:因為他們是有著誇大直覺的人類),設法了解哪些系統性因素鼓勵他們做偏頗與誇大的報導(部分答案:他們如果無法吸引消費者注意就得回家吃自己)。

有了這種認知之後,我們就知道要求媒體改變報導方式根本完全不切實際,也並不公平。我們不能期望媒體反映現實。你不該期望媒體給你一個基於現實的世界觀,就像你不會拿幾張柏林的街景照片就當作有了導航系統。

難民和走私販

2015年,4,000個難民乘著橡皮艇想逃到歐洲,卻淹死在地中海。大眾看到難民兒童的屍體被沖上度假海灘的畫面,既驚恐又憐憫。真是一場悲劇。我們在歐洲或其他第四級國家過著舒服的生活,此時開始想:怎麼會發生這種事?誰是罪魁禍首?

我們很快就明白禍首是殘酷而貪婪的走私販,一個個鋌而走險的家庭付每人1,000歐元的錢給他們,只求在橡皮艇能有個位子,卻落入死亡的圈套。既然禍首有了,我們不再想下去,改為看歐洲救生艇在洶湧大海上搭救性命的畫面,替自己尋些慰藉。

然而為什麼難民不是搭舒服的客機或郵輪來歐洲,卻要先循陸路到利比亞或土耳其,再把性命寄託在顛簸不穩的橡皮艇?畢竟所有歐盟國家都簽了日內瓦公約,只要是來自戰火蹂躪的敘利亞難民就能依公約條款尋求庇護。我開始拿這問題去問記者、朋友和從事難民接濟的人士,但他們無論再聰明善良都答得很怪。

也許他們買不起機票?但我們知道他們每人花1,000歐元買橡皮艇的位子。我上網查到很多從土耳其到瑞典或從利比亞到倫敦的機票都不到50歐元。

也許他們到不了機場?不對。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在土耳其或黎巴嫩,要到機場很容易。原來他們買得起機票,機位也還有剩,到了機場櫃台卻被航空公司人員攔了下來,沒有辦法登機。為什麼?因為2001年的一條歐盟指令告訴會員國如何遏止非法移民。根據這條指令,如果航空公司或郵輪公司把任何沒有適當文件的人載到歐洲,得支付遣返那個人回原本國家的所有費用。當然,這條指令也說只有非法移民適用,任何想依日內瓦公約到歐洲尋求庇護的難民不在此限,但這樣說並無意義,原因是航空公司櫃台人員哪有那麼神通廣大,在45秒內能知道某個人是不是符合日內瓦公約的難民?連大使館要查明都得花至少8個月,櫃台哪辦得到?因此,這條指令乍聽合理,其實不然,航空公司實務上只好不讓任何沒有簽證的人登機,而難民要拿到簽證又幾近不可能,原因是歐洲國家在土耳其和利比亞的大使館無法處理這種簽證申請。結果敘利亞難民理論上依日內瓦公約有權進入歐洲,但實際上無法循空路,只得走海路。

那為什麼他們要搭那麼恐怖的船呢?歐洲的規定其實也是背後原因。依規定,歐盟會在船隻抵達時予以扣押,所以一艘船只能載一趟。即使走私販心有餘也力不足,無法採用1943年靠幾天把7,220個猶太難民從丹麥載到瑞典的那種漁船。

我們這些歐洲國家的政府宣稱會信守日內瓦公約,難民只要是來自戰火蹂躪的國家就能尋求庇護。然而移民政策卻讓這種宣稱淪為不可行的笑話,直接催生這個走私販有利可圖的市場。這不是什麼秘密,要看不見其實很難。

我們直覺上想找人怪罪,卻絕少照一照鏡子。我想聰明善良的人往往沒得出這個令人愧疚的可怕結論:正是我們自己的移民政策導致難民在大海殞命。

給「怪罪型直覺」的求真習慣

為了扭轉怪罪型直覺偏誤,你要忍住尋找代罪羔羊。懂得察覺到自己在怪罪於他人,然後想到對個人的指責,往往導致看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釋方式,且對防止壞事重演並無助益。

尋找原因而非戰犯:當壞事發生,別找特定的個人或群體來怪罪,而是想到這背後可能不是有誰故意為之,轉為把精力放在釐清環環相扣的各個原因或整個系統。

尋找體制而非英雄:當有人自稱促成某件好事,你要想一想是否即使沒有特定的誰做些什麼,這件事仍會發生。你要給整個體制一點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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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真確: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的美好
作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奧拉.羅斯林(Ola Rosling)、安娜.羅朗德(Anna Rosling Ronnlund)
譯者:林力敏
出版:先覺出版
出版時間: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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