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姐之死──王安憶的《長恨歌》｜王德威／獨評讀好書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裡的日日夜夜，都是情義無限。上海真是不可思議，它的輝煌教人一生難忘，什麼都過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牆虎，那輝煌的光卻在照耀。這照耀輻射廣大，穿透一切。從來沒有它，倒也無所謂，曾經有過，便再也放不下了。

這段對上海的懷想，出自王琦瑤的意識。王琦瑤是王安憶新長篇《長恨歌》的主人翁。1946年，年僅17歲的王琦瑤參加上海小姐選美，一舉攀上第3名。王琦瑤出身寒素，卻是天生麗質；她雖心無大志，卻也不甘平凡。誠如王安憶所謂，王琦瑤是上海千門萬戶、俚巷弄堂中常見的女兒。她（或她們）生入平常人家，但既長於滬上，自然要吸取春申風月，黃浦精華。1946年的上海由淪陷到復原，又是另外一種繁榮風貌。劇場戲院、歌台舞榭，說不盡的旖旎浪漫。但還有什麼比選拔「上海小姐」更能顯現這座城市的時髦與風情呢？王琦瑤因緣際會，飛上枝頭做了鳳凰。但是選美的風光剛剛落幕，這位上海小姐卻半推半就的成了國民政府某單位李主任的情婦。她入駐愛麗絲公寓，過起假鳳虛凰的生活。

王安憶的《長恨歌》出手便是與眾不同。小說開場白描王琦瑤的一切，以一喻百，用的是正宗19世紀歐洲寫實主義的單一贅敘（iterative）模式：像王琦瑤這樣的女子，在上海有千千百百，她們的鋒頭與墮落，不止代表了個人的際遇抉擇，也代表了這座城市對她們的恩義與辜負。王琦瑤藉選美而成他人禁臠，除了演義了自然主義的道德邏輯外，更重複了一種儀式性的蠱惑與犧牲。王安憶細寫一位女子與一座城市的糾纏關係，歷數十年而不悔，竟有一種神祕的悲劇氣息。王琦瑤的情婦生活，在亂世何能安穩？她的李主任未幾空難喪生，而共黨已逼近上海。王避難鄔橋鄉下，痛定思痛，所想所念的卻仍是上海。前引的一段話，正道破了她的癥結。

種種有關上海與女性的書寫，在40年代達到高潮。張愛玲、蘇青、潘柳黛、鳳子等，不止寫上海女性，更以女性寫上海。圖片來源：《海上花》劇照

海上花與上海小姐，女性如何描繪這場繁華春夢？

現代中國小說寫上海與女性的關係，當然不始自王安憶。早在1892年，韓邦慶就以《海上花列傳》打造了上海∕女性想像的基礎。韓的《海上花》寫彼時青樓女子，如何在十里洋場上遍歷風塵。她們的虛榮與怨懟，她們的機巧與蒙昧，令百年後的讀者，也要為之動容。而《海上花》最精采處，在於點出了這些前來上海淘金的女子，終要以最素樸的愛欲癡嗔，來註解這一城市的虛矯與繁華。世故中有天真，張狂裡見感傷，這該是海派精神的真諦了。30年代左翼作家茅盾，曾以煙視媚行的女性喻上海，寫成《子夜》有名的開場白。同時的新感覺派作家更塑造了豔異妖嬈的「尤物」意象，附會上海的摩登魅力。而鴛鴦蝴蝶派的遺老遺少，則在上海現代化之際，就開始緬懷舊時風月了。這種種有關上海與女性的書寫，在40年代達到高潮。張愛玲、蘇青、潘柳黛、鳳子等，不止寫上海女性，更以女性寫上海。張愛玲受教半世紀前的《海上花》並發揚光大，不是偶然。

在這樣一個傳統下寫《長恨歌》，王安憶的抱負可想而知。王其生也晚（1954），沒能趕上上海最輝煌的那段歲月。但生於斯長於斯，她畢竟得天獨厚。即使是緬懷40年代的一晌繁華，也一樣要讓世紀末的上海人自歎自喜的。王想像上海小姐選美，不啻是向《海上花》時代的排花榜、選花魁致敬；她鋪張當年影藝娛樂的魅豔風情，則又透露著一切聲光色相，無不稍縱即逝的先見（或後見？）之明。的確，今天的上海再怎麼妝點打扮，也不過承襲過去的流風遺緒罷了。

然而王安憶的努力，注定要面向前輩如張愛玲者的挑戰。張的精警尖誚、華麗蒼涼，早早成了30、40年代海派風格的註冊商標。《長恨歌》的第一部敘述早年王琦瑤的得意失意，其實不能脫出張愛玲的陰影。王琦瑤的曖昧身分，可以看作是張愛玲「情婦」觀點的新詮。但《長恨歌》既名「長恨」，王琦瑤的感情歷險這才剛剛開始。避亂暫居鄔橋鄉下，不過是她以退為進的策略。就算政治變色，王琦瑤還是得回到上海，她的上海。一切得自於上海的創痕必須成為她繼續在那城市存活的條件，愛恨交織，死而後已：

上海的雙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煙，上海的申曲……這些零碎物件便都成了撩撥。王琦瑤的心，哪還經得起撩撥啊！她如今走到哪裡都聽見了上海的呼喚和回應。她這一顆上海的心，其實是有仇有怨，受了傷的。因此，這撩撥也是揭創口，刀絞一般地痛。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是甘願受的。震動和驚嚇過去，如今回想，什麼都是應該，合情合理，這恩怨苦樂都是洗禮。她已經感覺到了上海的氣息。梔子花傳播的是上海夾竹桃的氣味，水鳥飛舞也是上海樓頂鴿群的身姿……她聽著周璇的〈四季調〉，一季一季地吟嘆，分明是要她回家的意思。

就算政治變色，王琦瑤還是得回到上海，她的上海。一切得自於上海的創痕必須成為她繼續在那城市存活的條件，愛恨交織，死而後已。圖片來源：《長恨歌》劇照

張愛玲的空白，王安憶如何用《長恨歌》補全？

1952年，張愛玲倉皇辭離上海，以後寄居異鄉，創作亦由盛而衰，我們很難想像，張愛玲如果長留上海，下場如何。但藉著王安憶的《長恨歌》，我們倒可想像，張愛玲式的角色，如葛薇龍、白流蘇、賽姆生太太等，「解放」後繼續活在黃浦灘頭的一種「後事」或「遺事」的可能。小說的第二部及第三部分別描寫王琦瑤在50、60及80年代的幾段孽緣。她輾轉5個男人間，有的多情，有的寡義，但件件不得善終。王安憶儼然把張愛玲〈連環套〉似的故事，從民國的舞台搬到人民共和國的舞台，而其中的畸情與兇險，尤有過之。在一個誇張禁欲的政權裡，一群曾經看過活過種種聲色的男女，是如何度過她（他）們的後半輩子？張愛玲不曾也不能寫出的，由王安憶作了一種了結。在這一意義上，《長恨歌》填補了《傳奇》、《半生緣》以後數十年海派小說的空白。

《長恨歌》的第二部應是全書的精華所在。解放後王琦瑤回到上海，寄居平安里。昔時的佳人就算落魄，也依然有無限風情。在弄堂深處、小樓一角，一幕幕的情欲徵逐竟在無私無我的社會主義大纛下，繼續上演。王琦瑤結識了也是貶落凡塵的富太太嚴師母，又由此認識了嚴的娘舅康明遜，及康的朋友，中俄混血兒薩沙。這4個男女侷處在無產階級的天堂裡，卻是俗緣難了。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這幾人卻能依偎在小酒精爐旁，蔥烤鯽魚、蝽子炒蛋、擂沙湯圓，續溫往日情懷。57年反右的高潮裡，他們在鋪著毛毯的桌上打麻將。窗外雨雪霏霏，窗內雀戰終宵。在這麼險惡的年月裡，上海人「奇異的智慧」更顯得頹靡詭妙。但他們哪裡是天真無覺；謔笑之間，他們早已感到兇機處處了。

王安憶曾寫道：「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最易打動人心的圖畫，但真懂的人其實不多。沒有多少人能從她所描寫的細節裡體會到這城市的虛無。正是因為她是臨著虛無之深淵，她才必須要緊緊地用手用身子去貼住這些具有美感的細節，但人們只看見這些細節。」善哉斯言。而王顯然有意的承襲此一風格，以工筆描畫王琦瑤的生活點滴。《長恨歌》中的寫實筆觸，有極多可以徵引的片段。王的文字其實並不學張，但卻饒富其人三昧，關鍵即應在她能以寫實精神，經營一最虛無的人生情境。在一片頌揚新中國的「青春之歌」中，王的人物迅速退化凋零。

而又有什麼情境比追逐愛欲，更能凸顯王安憶筆下人物的虛無寄託呢？王琦瑤命犯桃花，首當其衝。她與康明遜交遊，由飲食而男女，幾次纏綿，竟懷有身孕。這樣的驚險，卻由小女子一人毅然，也夷然的扛負下來。與她有過恩情的男人，一一為她所（利）用：這是上海女子的本能了。混血兒薩沙不明就裡的被套牢成為禍首，40年代的追求者程先生則適時出現，權充她及嬰兒的守護人。反倒是康明遜置身事外，漸行漸遠。愛其所不能愛、不當愛，這三男一女糾纏不休，勾心鬥角，且啼且笑。殊不知文化革命的大禍已然掩至，一切恩恩怨怨，至此一筆勾銷。

王安憶處理王琦瑤及康明遜間由情生愛、由愛生怨的過程，極具功夫。如前所述，50到60年代的上海，飽經蛻變，何能容忍昔時遊龍戲鳳式的情愛苟合。王、康兩人卻要化不可能為可能。剝奪了一切階級口號的偽裝，他們有了情愫。但這感情卻是極不安穩的；康向王承諾「我會對你好的。」「這話雖是難有什麼保證，卻是肺腑之言，可再是肺腑之言，也無甚前景可望。」這感情也是極自私的，「他們也不再想夫妻名分的事，夫妻名分說到底是為了別人，他們卻都是為自己。他們愛的是自己，怨的是自己，別人是插不進嘴去的。」張愛玲〈傾城之戀〉裡的愛情觀，於焉浮現。只是王安憶走得比張愛玲更遠。她儼然要以上海的緩慢傾圮，來襯托又一對亂世男女的苟且偷歡。而這一回，他們再無退路。王琦瑤愛過怨過，卻不能有白流蘇般的妥協結局。新社會絕容不下她這樣的行徑；她與所愛仳離，原是再自然不過的定理。王安憶對人世的大破壞大威脅，因而有了不同於張愛玲的見解。

王安憶自承多受張愛玲語言觀的教益：「張是將這語言當作是無性的材料，然而最終卻引起了意境。」但王對張的「不滿足是她的不徹底。她許是生怕傷身，總是到好就收，不到大悲大慟之絕境。所以她筆下的就只是傷感劇，而非悲劇。這也是中國人的圓通」。王安憶也許不能理解張愛玲「參差對照」的美學；對張而言，人生「就是」哭笑不得的傷感劇。她的不徹底，正是她以之與五四主流文學對話的利器。但王安憶對張愛玲的反駁，畢竟別有所獲。《長恨歌》第三部情節急轉直下，應與王探尋另一種情色關係有關，而且與書首的上海意象，遙相呼應。

王安憶處理王琦瑤及康明遜間由情生愛、由愛生怨的過程，極具功夫。圖片來源：《長恨歌》劇照

王琦瑤之死：情欲與物欲糾纏的命運結局

80年代的上海又成繁華都會，遙望當年風貌，豈真是春夢再生？像王琦瑤這樣的前朝「遺姥」，熬過30年的波折，終得重現江湖。她既新且舊，不古不今，兀自成為小小奇觀。王安憶藉王琦瑤熱中時尚風潮，點出30年風水輪流──政治的起落不過是服裝的幾進幾出罷了。張愛玲的服裝神話，依稀可見。然而王琦瑤儘管駐顏有術，到底敵不過時間：她亭亭玉立的女兒成了歲月殘酷的證人。而更可悲的是，上海的新一代女性幾乎失去了母親輩的鑑賞力與世派。她們趨時追新，無非是人云亦云；失去了深厚的底子，再怎麼裝模作樣，也顯得傖俗。王琦瑤是孤獨的。女兒的同學張永紅是她唯一的知音，這一對老少成了最奇特的組合。但張永紅有肺病──已經過時的「流行」病，而王琦瑤自己也逐漸散播著屍氣。

時序到了1985年，距離上海小姐選美已有40年了。57歲的王琦瑤和她的忘年交張永紅依偎在人潮洶湧的上海街頭，是怎樣一幅景致？她倆的時髦是反時髦的時髦；她倆的勢利是最不勢利的勢利。但作為40年代海派精神的守護神與接棒者，這兩人畢竟心餘力絀。85年的上海喧譁嘈雜，進退失據。王琦瑤饒是再精明算計，也有時不我予的感傷。而最「要命」的是，她又戀愛了，而且是愛上個歲數小她一半以上的男子。

《長恨歌》最後一部分寫王琦瑤的忘年之戀，貫徹了王安憶要「寫盡」上海情與愛的決心。王琦瑤一輩子所託非人，到了最後，不惜放手一搏。女兒早已結婚留洋，她再無所畏，唯願數年歡娛。這一回，她才是全盤皆輸。她一手調教的張永紅隱然成為她的對手。她的患得患失哪裡敵得過對方的全無機心，當王安憶寫到王琦瑤捧出珍藏40年的金飾盒──當年李主任的餽贈──收買（或譏諷）小情人的心意時，真是情何以堪。這是王安憶不同於張愛玲之處了。張愛玲的人物，包括那視財如命的曹七巧，才是「更徹底」的悲劇人物。王安憶的王琦瑤闖不過情關，她所有的精括算計，透露著世俗男女的謹小慎微。而當她妥協時，沒有（如白流蘇者）看穿一切的犬儒，而有別無退路的尷尬。

我也要說，這樣的安排至少在《長恨歌》的架構中，有其作用。張愛玲小說的貴族氣至此悉由市井風格所取代。小說最後的關目，歸結到那金飾盒。這是王琦瑤生命最「實在」的部分，連她的女兒都無緣得享。《金鎖記》中的曹七巧靠累積財富來移轉她受挫的情欲；王琦瑤一輩子從未大富大貴過，只有出，沒有進，金錢的意義截然不同。金飾盒確是她的命根子，不能與她的情人相提並論。小說最後，王琦瑤為了保護錢財，而非愛情，死於非命。這場兇殺，驚心動魄。兇手是誰，在此賣個關子。要強調的是，在處理情欲與物欲的糾纏上，王安憶的路數與張愛玲起點相近，但結論頗有不同。所引生的「大悲大慟」其實更留給我們一絲不值的遺憾與悵惘。

向上海告別！生如浮花浪蕊，死如片廠幻影

《長恨歌》有個華麗卻淒涼的典故，王安憶一路寫來，無疑對白居易的視景，作了精緻的嘲弄。在上海這樣的大商場兼大歡場裡，多少蓬門碧玉才敷金粉，又墮煙塵。王琦瑤經選美會而崛起，是中國「文化工業」在一時一地過早來臨的訊號；但她的沉落，卻又似天長地久的古典警世寓言。是在巧妙的糅合了既舊且新的敘事技巧與人物造型中，王安憶有意證明自己作為「上海」「女」作家的自覺與自戀──她何嘗「不可能」成為又一個王琦瑤？出現在小說的開端與結局的一個意象，因此宜於作為我們討論的結束。

在小說的首部裡，王琦瑤曾受邀遊覽一個電影片廠。穿梭在數幢布景道具間，她赫然看見一具女屍，仰躺床上，頭上一盞燈搖曳不止。40年後的那夜，當王琦瑤被勒死在床上，「在那最後的一秒鐘裡，思緒迅速穿越時光隧道，眼前出現了40年前的片廠。對了，就是片廠，一間三面牆的房間裡，有一張大床，一個女人橫陳床上，屋頂上也是一盞電燈，搖曳不停……她這才明白，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於他殺。」這是文字向映像致意的時刻，也是幻想與回憶重逢的時刻。「上海小姐」的死亡是40年前就演練好的宿命；上海一切的璀璨光華注定要墮入黑白膠片的滑動中。墜入永不醒來的死亡中。正逝去的王琦瑤「看」到了40年前自己替身的死去。行年40的王安憶選擇了王琦瑤作為自己的前身，向幻想／記憶中的上海告別。但這一切不是戲麼？但願這一切都是戲吧。海上一場繁華春夢，正是如電如影。浮花浪蕊的精魄，何所憑依？天長地久，此恨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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