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台塑事件爆發之前，我這邊幫忙很多越南漁工。他們偶爾會跟我說在越南中部Hà Tĩnh（河靜省）那邊蓋了一個很大的工廠。他們說，這個工廠蓋了以後，那邊的魚越來越少，他們也不曉得為什麼。他們不少人離開那個地方，申請到台灣當漁工。我聽了以後覺得蠻好奇的，但是當時媒體上也沒有報導。
直到2016年農曆過年前，有一群被仲介公司帶到澎湖馬公的越南漁工和仲介發生糾紛，仲介公司不爽，就不給他們工作，把他們帶到一個離市區比較遠的偏僻地方。那些漁工跟我聯絡，我協助他們向台灣政府單位申訴。等到那些漁工回到台灣，來到我們這邊之後，我發現那群人裡面有大概7、8位是從河靜過來的。當年的4月份，在河靜當地的教友與神父的抗議下，台塑污染事件就爆發了。
越南移工揭露台塑污染真相
這些漁工當時也跟我說了一些關於污染的細節。那時候還沒有人出面做什麼，而且我自己也需要更瞭解情況。2016年5月1日勞動節，移工團體在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遊行，有些移工對於台塑的事情感到憤怒，希望我們把這個議題也帶到遊行現場抗議。
後來越南那邊一直有相關的消息出來，我這邊也就開始收集資訊。大概是2016年8月份左右，我去參加司法改革聯盟，認識了一位EJA（Environmental Jurist Association，環境法律人協會）的秘書長Echo女士，跟她談了以後，她說好啊，那我們一起來推動這件事情。我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合作的。我們會一起開會討論如何配合，如何把台塑污染環境這件事情凸顯出來。我們辦了不少活動，包括在台塑舉辦股東會的如意大飯店抗議。後來也有一個在美國的台塑被害者協會跟我聯絡，我們就一起合作到現在。
剛開始的時候，EGA執行長張玉瑩律師跟我們說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國外，從來沒有一個類似的案件在台灣這邊起訴成功，但是我想我們能做的就是抗議啊。後來美國的台塑被害者協會聯絡我們之後，也協助我們聯繫一位幫不少非洲國家對抗跨國公司污染的加拿大律師。那位律師後來也來了台灣，跟我們一起開會，大概開了兩、三次。最後我們說服了台灣這邊的律師，同意在台灣成立一個律師團。其實我們本來很想向法扶申請律師來打官司，但是因為這個案件是在國外發生，法扶沒辦法提供協助。
這件事情蠻辛苦的，因為是一個在台灣這邊缺乏先例的案件。但我想先回過頭去講2016年台塑集團在越南公開承認造成污染之後，我們就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並且請可以作見證的移工也出席記者會，經濟部也有派一名代表過來。這位代表很坦白地跟我們說，不是他們不想介入，當事情發生時，台灣政府就派人跟越南政府聯絡，希望協助幫忙調查事件起因，但是越南政府拒絕。
2016年時，我也嘗試跟越南那邊聯絡，然後也有居住在附近的教友和神父幫忙把水、死魚和泥土寄過來台灣這邊檢驗。不過我們去總統府遊行以及在立法院開記者會之後，參與行動的移工的越南家人就被越南政府點名、恐嚇，到現在也是一樣。所以，如果你們之後去看他們遊行，他們都是戴口罩，因為他們不想被辨識出來。
跨國司法訴訟的困境
事件爆發之後，台塑公開承認並承諾賠償5億美金。問題是，5億美金這個數字是怎麼產生的？要做什麼？你如果要賠償的話，那你也要說明被害者實際的損失究竟是多少？突然就有5億，不曉得要如何分配，而且因為是共產黨獨裁國家，都是他們自己決定，沒有真正瞭解民眾的損失。
關注這件事情的教友和神父就認為這樣不對，沒有公平、正義。他們就抗議，抗議之後就被打壓，然後被關。在越南中部的教會，特別是義安、河靜、廣平幾個地方的教會，對公平、正義有很強烈的關注。教友在神父、主教的支持下發動很多抗議，而河靜污染的抗爭是規模最大的。
越南共產黨掌握這件事情之後就把主教撤換掉，例如，有一位很有名的Father Anthony Đặng Hữu Nam（鄧友南神父）以前很積極參與這件事情，現在已經被撤銷神職人員的身份。在這個過程中也有5、6位神父來到台灣。但很多人都被調到其他教區，現在也很難再繼續組織工作。目前的抗爭行動主要就是在台灣和美國。
我們現在主要推動的是跨國司法訴訟。台灣的司法體系原先會覺得我們管不到，而且越南政府其實也不想要台灣干預這個事情，所以這是一個先例。我們曾經嘗試過請兩位台灣的律師飛到越南中部，跟被害人接觸，然後透過視訊委託，我們這邊有錄影、錄音，但是台灣這邊的法院也不接受。後來我們請在台灣的漁工擔任委託人，才讓台灣的法院同意可以在台灣對台塑的母公司進行訴訟。
當時有7,870位原告，但是因為委託上的一些問題，最後只有台灣這邊的7、8位漁工同意委託律師團來進行訴訟。可惜的是，那些在台灣委任律師團的漁工現在也不敢再繼續了，因為他們的家人在越南被政府騷擾。不過我們還是要繼續推動。美國那邊的協會也把這件事情帶到美國國會，台塑舉辦股東會時，剛剛獲得2023年高曼環境獎（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的美國環境維權人士Diane Wilson也特地來台灣，找機會在股東會上跟股東們說明台塑的污染事件。
跨國司法訴訟真的很難，目前台灣的最高法院已經把這個案件退回高等法院。我們同時也在跟台灣的相關單位談，看看是否以可能把這個委任的程序簡單化，讓在越南的被害者也可以完成他們的委任程序。
越南政府鎮壓下，重新省思社會運動的本質
參與台塑環境污染的抗爭跟我過去參與的運動不太一樣，主要是因為我不熟悉環境議題。老實說，如果不是跟越南有關，我不確定我是否會有相同的毅力來參與。而且這是一個法律的議題，對我們的人力也是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因為越南政府抹黑我。我在台灣這邊是扮演了一個橋樑的角色，但是在越南，因為政治上的鎮壓，蒐集資訊、證據真的很困難。越南政府也恐嚇所有參與這個運動的人。越南公安就把運動參與者放在網路上的照片印出來，然後就去指認，對於參與運動的律師則是以逃漏稅的罪名懲罰，這對於運動造成很大的困難。第三個挑戰就是經費。如果沒有美國的協會補助我們聘請行政人員與翻譯的費用，以及一些律師的義務協助，我們沒辦法繼續推動這個抗爭。
不過讓我很欣慰的是，這次的運動跟越南當地的連結比較多，我想這是因為環境的影響很廣泛，跟每天生活的連結也很直接。越南政府打壓得比較厲害，就是因為擔心人們開始關注環境議題之後，就會開始關注人權等等。就台塑的這個事件而言，你必須跟受到影響的民眾接觸，瞭解他們實際的狀況，然後給予合理的賠償，這才是民眾所期待的。我個人的立場也是一樣，像我在台灣，我幫忙移工，考慮的首先就是他們的損失是什麼？能夠看見他人失去的東西，或許也是一種同理心。畢竟不管是什麼運動，最終要關注的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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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文雄、林淑芬、廖宏霖、劉吉雄、張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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