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完頭，我梳理著頭髮。看到鏡中的一團亂髮，很不柔順，我並不滿意。我的髮質堅硬，髮量多不易梳理，但在髮型設計師眼裡，這頭髮有非常大的可塑性，容易做出造型。
我望著鏡中這頭亂髮許久，想起過去創作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會想創作？或許只是生活太悶，有話想說。高三那一年，在準備聯考的壓力下，我在公車上想故事，寫出了一篇小說及散文，參加學校的文學比賽，小說竟然得了第一名，散文得到第三名；我總共拿到800元的獎金，興奮不已。
大學時期，我開始拍紀錄片。從大學畢業製作《心窗》，到第一部較有創作意識的《我的回家作業》，到最近的《逃跑的人》，近30多年的時間，我近乎癡迷地將攝影機轉向女性。過往，我並沒有意識到為何會有這樣的選擇，只是想到同為女性，比較好溝通，我可以跟她們很靠近，聽到很多心事。但後來發現，是我的潛意識驅使我做這樣的選擇。
勇敢的女性，也鼓舞我面對生命難處
大學在校園裡，我常看到一位視障的女學生，獨自一人走著，她頭上總是別著顛倒的蝴蝶結，吸引了我的目光，於是我的畢製拍了《心窗》。離開學校後，我進到影視製作的職場工作了幾年，後來到研究所就讀，完成了《我的回家作家》。《我的回家作業》是很偶然的創作，在家裡看到什麼，就拍什麼。看似隨興，但背後是我多年影視工作經驗的累積。
後來拍攝《春天──許金玉的故事》，是一大挑戰。因為用16mm底片拍攝，會花費許多製作費，我強迫自己做好規劃，畫出每一場次要拍攝的分鏡。在這部紀錄片之後，我去拍劇情片，一度想往這方向發展，努力寫劇本、找資金，都無功而返。我陷入前所未有的創作低潮，甚至覺得自己不會拍片。
那時，我從報紙看到一篇新住民女性的報導，我前去拜訪，做田調，寫企劃案，完成《夢想美髮店》，這也是我凝視東南亞女性的開始，而後才有拍攝8年的《逃跑的人》。
我總會被這些勇敢的女性吸引。不管是視障女學生、我的母親，或是政治受難者、新住民女性、移工女性，不同的身分與生活場域，她們有柔韌堅毅的生命態度，不屈不撓、勇敢冒險的精神，我拿起攝影機，長時間貼近拍攝。在我的鏡頭前，有時她們喃喃自語，有時放聲大喊，當她們覺得委屈，難過流淚，我也會在攝影機後跟著掉淚。我聽她們訴說著那些無人可分享的細瑣心事，記錄下她們的身影。對我來說，她們都是尊貴無比的女性。感謝她們在我攝影機前的存在，鼓舞我面對生命中種種難處。
記得在《逃跑的人》拍攝初期，我同時在籌拍另一部電影，過程並不順利。很多夜晚，我在電影公司開完會後，走去草雲工作的地方。當時她在一家餐飲店工作；打烊後，她要負責打掃、清洗所有碗盤。我走到店的後巷，遠遠看著她。在狹小空間、微弱昏暗的燈光下，她嬌小的身軀正忙著洗碗。
草雲是一個工作能力很強的女性，她在越南家鄉，是地方報社的記者。她為幫助父母，改善家中經濟來到台灣當看護。逃離雇主家後，她躲躲藏藏做了許多辛苦的勞力工作。見到她的模樣，我心疼她，如此才華洋溢的人，在異鄉他國，只能這樣辛苦工作，而我卻還能想著自己要拍電影，為這樣的夢想苦惱。凝視她的那一刻，她療癒了我。我拍攝的這些女性，她們一路鼓舞著我勇敢向前。
影視職場中的性別歧視
在拍片創作的路上，也不是那麼順遂，常常遇到「父權」與「威權」兩個狡猾的傢伙，他們攜手相伴，會伸出腳絆我一下，讓我摔個灰頭土臉，或者是橫擋在我面前，讓我不能大步向前。小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更想像不到他們對我的影響會如此深遠。
我的父母沒有規範我的學習發展，我的相機與攝影機，都是父親買給我的。讀大學時，擔任系上攝影棚的助理，笨重的攝影器材，男生要扛，女生也要扛，男女都是一樣的。但在畢業後，進到影視環境工作，才發現職場上的性別差異，處處對女性有歧視，「父權」與「威權」無所不在，我第一次見識到這兩個傢伙。
當時，我在廣告製作公司上班，我是製片助理，常常要進片場拍片。片場裡，男尊女卑，大部分的男性擔任有權力的工作，女性只能屈就在小助理的工作，這和我受的教育完全不同，我很不服氣。我還聽到這樣的說法：女生不要碰器材，會衰；拍片若不順，也會怪罪到器材可能被女生碰到；聽到這些說法，我更不服氣。記得有一次下大雨的夜晚，我騎機車去處理服裝的事情，在等候紅燈時，大雨打在臉上，我仰望天空，臉上分不清是雨水或淚水，像極了勵志電影的場景，我告訴我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改變這種狀況；我要拿攝影機，我要當導演，我要看看，這樣到底會不會衰？
之後，我到南部的藝術學院，就讀紀錄片研究所。這所新創立的學校，吸引了許多學子報考，也匯集了各界名師。在學校裡的湖畔餐廳，中午時常有各所師生聚集，高談闊論對「藝術」與「創作」的看法，那些名師很會說，總能天南地北的扯，嘴裡常說出性騷擾的言語，讓人不知如何應對。
離開學校後，我多了一些見識與體悟，才慢慢明白，那些名師的思維裡是父權，他們不尊重女性，在一群年輕女學生面前，以父權建立威權，然後塑造出權威，假「藝術討論」之名，行「性騷擾」之實。這父權思想也滲透到整個學校，形成一個共犯結構，沒人會去質疑與指責。既使發生了「性騷擾」，還是被「藝術討論」之名，漠視與輕忽，甚至還要被質疑是太過保守。我也深受這兩個狡猾的傢伙影響，雖然質疑這些師長們的言論，但我不敢去挑戰，我的自信心被打擊，甚至產生自我懷疑。
在自我創作的路途上，這些被我拍攝的勇敢女性，是我默默告解的對象，我與她們成為互助體，因而變得更堅強，想像著要一起對抗這兩個狡猾的傢伙。
有一次，我擔任一個評選會議的評審，同場有一位評審是我的師長。在評審提問的時候，師長又滔滔不絕地佔據所有話語權，坐在他旁邊座位的我，覺得非常厭煩。我桌子一拍，說：「老師，現在換我說了。」那一刻，我彷彿向那兩個狡猾的傢伙，重重打了一拳；從此以後，我不會讓他們再阻擾我。
台灣的性平教育推展這麼久，我以為年輕世代都應該有性別平權的意識，在這職場上，應相互尊重彼此的性別、彼此的專業，但事實不然；言語上或肢體上的性騷擾事件，仍是層出不窮。我學生也曾告訴我，她與同學拍作業的過程中，男同學一直開玩笑，說些性騷擾的話語。我當下聽了，非常生氣，我跟學生說：「下次拍片，帶著牙刷跟牙膏，去送給那位男同學，叫他把嘴刷洗乾淨後，再來拍片。」我覺得挫敗，這男學生的言行是從哪裡學來的？
小時候，一個影像常出現在我夢裡：古代的女俠拿著長劍，飛上吊橋，追打壞人。我想，古代的俠女拿著長劍，現代的俠女應是拿著攝影機；我很享受拿攝影機拍片的感覺。
還會想要繼續創作拍片，因為不服氣，因為生氣，因為還有很多事情，應該要更好；因為，我不是一個柔順的人。
好書推薦：
書名：她的電影意識史
出版：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發行人：易瑋鈴
策劃：羅珮嘉、陳慧穎
主編：陳慧穎、謝以萱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