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外交事務的研究書寫中，資深記者對於專一主題的研究分析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著作比起學術專書更具參考價值。美國前洛杉磯時報資深記者金曼（James Mann，中文名孟捷慕），有本描述美國對中政策轉變過程的「轉向」（About Face），就堪稱是其中翹楚。他之後另一本描寫小布希政府的《火神崛起》（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2004），更是理解小布希政府國安團隊如何從原先意圖專注的大國地緣政治，因九一一事件而被迫進入反恐為核心的決策過程重要著述。這些記者的外交專作往往著重於事件發展過程的各種決策面向，決策過程的當下情境會是其描繪事件的重心。
相對於學者務求學術上的正確性，因此要犧牲許多對不確定性的容許量，記者出身的研究著作，對於當下決策過程的處理、如何展示這個過程的不確定性，以及決策者是如何從這些不確性中企圖找出或掌握可以確定的部分，是最精彩的貢獻。這是因為外交決策就像軍隊的指揮作戰，不太可能在掌握全貌下進行決策，必須習慣在嚴峻的時間壓力下，於充滿不確定的情形下進行決策與展開反應，差異只是在於如何限縮不確定性以降低誤判的可能。就如同戰爭迷霧（fog of war）一樣，外交決策的迷霧同樣存在，對決策的限制同樣嚴苛，而誤判的結果也同樣致命。這也是為何閱讀外交記者的分析時，往往會比外交學者的學術著作更能看到影響決策的背景圖像之故。
以第一手資料展開外交分析的寫作正道
國際上著名國際事務智庫的研究員，也常由資深的外交記者出任，其中有些人之後甚至會進入政府擔任資深官員，例如曾在柯林頓總統出任副國務卿的塔柏特（Strobe Talbott），之前就在《時代》（Times）雜誌任職，曾擔任美國外交事務協會（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CFR）終身榮譽主席的吉爾伯（Leslie Gelb），在他擔任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前與後，也是紐約時報的外交記者。
這些記者／學官的寫作特色，其外交觀點多是根據對第一手資料的分析而得，不論這些資料是來自官方的紀錄，或是直接透過訪問關鍵的外交決策當事人等而得，這使得其記事不淪於個人想當然耳的腦補，或是徒具理論文字但與外交事實距離頗遠的空言，其字裡行間也會呈現出較立體的決策背景，對於掌握整體圖像會有很大幫助。王景弘先生直接從第一手外交檔案入手展開的寫作策略，正是依循這個重要傳統。
固然，王景弘先生的取材主要是根據美國政府已經解密的官方文件，因此自然會有一定的限制。但在研究台美關係上，美國官方的文件紀錄十分重要，透過對官方文件的爬梳，我們會發現美國是哪些美方人士跟哪些台灣／中國人說，美國在這個過程又說了什麼、以及如何理解他／她們所接收到的資訊，及其和美國決策過程與思考背景等。
只是過去我們在進行外交分析時往往對於美國官方資料的研究比較稀缺，王景弘先生這幾年的工作，不管是《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台灣》、《台灣會生存下去》、《強權政治與台灣》、《1949大流亡》以及其他著作，這一系列戮力爬梳美國國家檔案局有關台美關係資料的著述，對於戰後台灣史，特別是戰後的涉台國際政治史，已經提出非常重要的學術貢獻。
但這本對杜勒斯與台灣地位的分析專著，對今日的台灣有另一層關鍵貢獻，在協助處理今日風雲詭譎的台灣情勢與台美關係上，會有非常重要的幫助。
正在逐漸升高的第四次台海危機
近日台海戰爭的討論甚囂塵上，不管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說台海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還是美國前任與現任印太司令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說中國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很可能在5到7年內發生，或是澳大利亞內政部次長公開表示，澳大利亞已經有心理準備要在台海進行對抗中共，捍衛自由的聖戰等，相對於台灣人民感覺生活一片靜好，世界主要大國都十分憂心台海局勢。
特別是在2021年10月1日到10月5日中國連續出動150架次軍機擾台後，擔心台海可能發生戰爭的國際憂慮更是爆表。未來幾年台海是否會出現第四次危機（前三次分別是1954年金門九三砲戰、1958年金門八二三炮戰、1996年3月的台海飛彈危機），已經成為國際戰略界高度關注的議題。
在這樣詭譎的台海情勢下，閱讀王景弘先生的最新力作《杜勒斯與台灣命運》，就會對今日的台海狀況有濃濃的既視感。王景弘先生將重點放在杜勒斯如何形塑了二戰後的台海情勢與台灣的國際地位，並描述杜勒斯在這個過程是如何保護了台灣免於被國共兩黨共同的一中主張併吞，且為之後當美中進入雙邊交往，華府不再朝向兩中而採取一中政策後，還是保留了台灣可以獨立自存空間的可能性。
從1951年參與對日和約的談判，以及1952年開始擔任國務卿到1959年因病退休為止，我們可以發現杜勒斯擔任國務卿的期間，正是冷戰初始，建構台海戰略均勢與形塑台灣國際地位的關鍵期。重要的是，這段期間除了經歷了二戰對日和約的簽訂、也出現韓戰爆發與第七艦隊正式協防台海、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1954、1958年的兩次金門炮戰，中共血併一江山、中華民國從大陳撤退，以及為數不少國共在台海的空戰事件。這些事件杜勒斯或是在現場親身目睹，或甚至是主導美國政策的關鍵人物。
協防台灣的涵蓋範圍與方式，與中美同防禦條約的相關性
有關如何處理今日台海局勢向危機升級的處境，台灣要與美國發展出什麼樣的對應安排，特別是現在針對是否要維持戰略模糊、還是改以戰略清晰策略的辯論，甚至是雙重嚇阻的考慮等，王景弘先生的這本書對當年兩次台海危機的討論，提供了對今日決策的重要歷史參照。
有一說認為，1954年毛澤東發動九三對金門砲戰，是為了防止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起，希望透過對外島砲戰的發動，阻止美國與台灣簽署防禦條約。但之後的發展是，這反使蔣介石說服還有所猶豫的美方，有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的必要，也因此使得台澎與金馬的國際地位差異被凸顯，帶出了美國固然防禦中國攻台，但也不希望國府「反攻大陸」的雙重嚇阻策略。
換句話說，當時的雙重嚇阻是嚇阻中國攻台，也嚇阻蔣介石對中國的冒進攻擊。跟一些華府親民主黨論客在90年代末創造出「不獨不武、雙重嚇阻」，不加區別的把軍事威脅與政治主張放在天平兩端的不倫不類政策，差距頗大。
至於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至今對於毛澤東為何發動這個莫名其妙的砲戰眾說紛紜，但一個明顯的結論是，這個八二三炮戰有測試《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涵蓋範圍的意味，但也因此使得美國提出即使防禦條約涵蓋範圍不包括金馬，但如果攻打金馬被認定是與攻打台灣相關，美國依舊會對此回應的政策態度。
在王景弘先生的新書中也顯示杜勒斯注意到中國當時只有大砲轟擊，沒有出動飛機，更沒有試圖派軍隊進攻金門，因此美方認為中方雖然當時提到佔領金門後就跟著要解放台灣，但因為以上跡象，所以得到中共對金門炮擊的目的主要是發送政治訊號，沒有軍事侵占的意圖。也因為八二三炮戰，使得原先艾森豪政府的「戰略模糊」政策失去說服力，認為正是「戰略模糊」導致中國意圖以砲戰來測試美國的決心與意圖。
對台灣的防衛策略規劃者而言，需要預期，或合理期待美方可以協助台灣做到什麼程度時，理解美國思考其對台對應的框架與背景，包括美國本身具有什麼力量、對台灣國際法地位的定位，美國利益的定義及其對美國區域盟邦的關係等，就會變得很關鍵。鑒於台海情勢日益緊張，因此50年代有關《中美同防禦條約》的方方面面，以及分析美國在1954、1958兩次金門炮戰是採取什麼態度在思考與對應，就會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參照。
舉例來說，美國因國際地位而在協助台灣防衛的態勢上對金馬與台澎作出區別，是否這個作為在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依然被沿用？
此外，日本於舊金山和約中以不同段落提出放棄台澎與放棄西沙及南沙，似乎顯示日本（與美國）不將西沙與南沙視為台灣的一部分（當然這與日本當時取得台澎及當時奪取西沙、南沙，在時間與對象都彼此不同等有關），可是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並未明確提出放棄東沙，但又實質上放棄了東沙，加上東沙在日治時代是被劃歸高雄州的管轄，是否我們可以據此明確主張，在舊金山和約中，東沙是被視為是台灣的一部分，因此日本放棄東沙的作為是連繫在日本對台澎的放棄中的。如果是這樣，是否代表美國當年也是將東沙視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涵蓋範圍呢？那在今天當中國對東沙發動攻擊，就應該視同是對台澎的直接攻擊。台灣對此不僅有權反擊，如果當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依舊存在的話，美國也會協助台灣對東沙的防衛，或是協助台灣對中國佔領東沙的反擊。
雖然《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已經廢約，但之後在台灣關係法確有明載美國對類似事態會採嚴重關切態度（雖然沒說會如何嚴重關切），這個啟動「嚴重關切」的地理涵蓋範圍，很可能與當年的防禦條約相差不遠。這使得回顧1950年代的外交政策討論，在今天就變得十分重要，在此推薦大家閱讀王景弘先生這本有關杜勒斯的著作，相信大家也會與我一樣，在本書中除了閱讀歷史知識的興味外，更會發現濃濃的外交既視感。
（作者為台灣智庫執行委員。）
好書推薦：
書名：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
作者：王景弘
出版：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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