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如何夜行軍：那些年，我們寫下自己運動的歌｜鍾永豐／獨評讀好書

1994年春假，當土地公用一輛瀕臨脫臼的野狼125把林生祥載來時，我跟許多受過80年代台灣黨外雜誌影響的年輕好事者一樣，滿腦子肖想著魯迅的小說、布萊希特式的劇場或珂勒惠支式的木刻板畫。1998年春的地方選舉，水庫贊成派全壘打，美濃的運動情勢急轉直下，我三番兩次跑去台北淡水瓦窯坑，試圖說服生祥回鄉創作運動音樂，或許能弄出一顆文化原子彈。我亂掰了Bob Dylan、Bruce Springsteen、Billy Bragg與民謠復興運動、社會運動的淵源，又教條地敘說音樂生產方式與其社會意義的辯證關聯。生祥靜聽，偶就其中的關鍵字，要求釋疑。

我擱置習慣的左派語彙，動員所能想到的曲例，逼自己用白話解釋，同時止不住心虛：那些我從前輩聽來、從書中讀來的概念沒落地生過根，就這樣兜來兜去，何異於買辦？文化原子彈！說得很氣派，但如何起造？原料在哪裡？方法又是什麼？還有，歸根結底，設若造成了一張運動音樂專輯，又能在視聽大眾間產生什麼樣的對話效果？

關於後者，我的創作設想根據來源於兩處。其一是1960、70年代，美國、巴西、法國、日本及西德等地進步民謠與社會運動之間相互激盪的關係。這種關係中有互為工具的屬性，亦即社會運動組織者運用民謠樂人的演唱，使思想的啟蒙與行動的召喚通過感官，內化為情緒，以產生更深刻的能量。而對於民謠樂人而言，社會運動既是創作的場景與靈感，亦是表演的舞台與傳播的媒介。

其二，就1980年代之後的台灣社會運動而言，音樂的角色始終不夠鮮明，現場所用的音樂多半是老左派的革命歌、閩南老民謠或翻唱自南韓的工運進行曲。如果我們把70年代「唱自己的歌」的訴求當一回事，也許，我們該以看待社會議題的嚴肅態度面對運動現場所用的音樂。「唱自己的歌」，或可延伸為「唱自己運動的歌」。

再來，關於原料與方法問題。既是運動音樂，它當然內含社會運動所反對或主張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以及參與者的故事。具有現代意義的勞工歌曲自誕生於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礦坑與紡織廠以來，社會運動音樂大抵如此。但在音樂方法上，自18世紀末以來，向來有著一而為二的路線發展。

英國最早的工運歌曲是用現成的農村音樂填上新詞；第一代工人來自農村，用他們熟悉的曲調來吟詠集體的心聲與訴求，當然最能在既有的呼應基礎上產生教育宣傳作用。到了19世紀，專業的詞曲創作者，如英格蘭泰恩賽德（Tyneside）煤礦區的Tommy Armstrong（1849～1919），將礦區的工人音樂推上另一個境界：在文學上他們更富詩意地涵括工人生活與鬥爭的各個面向，在音樂上他們不僅止於搬用現有農村音樂，而是在創造性地運用各式曲調的美學高度上創造新曲。他們的作品具有令人讚嘆的全面性，既適於工作與運動的集體現場，也宜於酒吧、市集及家庭等個人生活現場，集激勵、教育、解疲、娛樂及團聚等作用於一身。

以我們擁有豐富的音樂與口語傳統，以及情勢上運動必須向外延伸，我想，應該向Tommy Armstrong學習，大膽地走第二條路，寫自己運動的歌。

圖為1998年，美濃反水庫抗議會場。圖片來源：天下資料，曾千倚攝

夜行巴士：從一位老農的心情開始

1998年6月，世界盃足球賽期間，我天天聽一群古巴老樂人復出的同名專輯《Buana Vista Social Club》。音樂很美妙，專輯的第一首歌〈Chan Chan〉透出滄桑的顛簸感，令我想起93、94年與美濃的老農民搭乘遊覽巴士，前往立法院陳情、抗議的歷程。當時，為了省下旅館費用，我們趁夜北上，清晨開進台北市區後，利用中正紀念堂的廁所梳洗刷牙，簡單用餐後直趨立法院。這種行程對年輕人還好，睡一覺就到了。但對60歲以上的老者，可就有點折騰了。我問過一位連兩年與我們行動的長輩，為何願意忍受如此勞累？他說，他一輩子做農，被國民黨政府哄騙了一輩子，這回水庫的議題，他不想再忍氣吞聲。

於是我想把這段故事寫成一首歌，從一位老農民的心情與目光，回顧他的農業生涯，並依此回顧，形成他的政策觀點。但這位年近70歲、與我父親同年的農民會用什麼樣的語言結構述說這故事呢？他會用又粗又黑的俚諺表達憤怒，這是一定的。但我也沒忘記，父親那一輩以上的農民很完整地領受耕讀傳統的熏陶，對文字禮教充滿敬崇，再大的怨懟，也不會一路粗鄙到底的。那，又要如何表現美濃農民的文氣呢？

我想到「棟對」。棟對位於祖堂兩側，棟梁的正下方，記載家族的歷史，通常右聯講大陸的遷徙過程，左聯說來台後的開基立業。我家祖堂的棟對，右聯是「世系溯河南始鍾離渡江南居白虎徙蕉陽基肇龜形族大徐溪謀燕翼」，意思是說我家這一系最早的祖居地在河南潁水，先祖鍾離渡過長江，住在一個叫白虎的地方，再遷至蕉嶺南麓，先在龜形村奠基，後在徐溪壯大族裔，並像燕子那般，謀求更佳的棲所。左聯「宗支傳嘉應寓嶺縣移台島定美濃遷龍肚堂開河壩丁多潁水振鴻圖」，意思就簡單多了，指祖先從嘉應州蕉嶺縣徙往台灣，定在美濃，又遷至龍肚，建祖堂於河壩寮，之後呢，我們潁水這一系，人丁興旺，有點出息。

從語句上看，這棟對的基本敘事構造是二－三，起始與轉折是二，陳述與收尾用三。這個構架提供了寫作；我把這位老農民的故事寫成〈夜行巴士〉。取此標題，也向陳映真先生的重要小說〈夜行貨車〉致敬。

〈夜行巴士〉（記一位老農的心情）

連夜趕路遊覽巴士它漸行漸北，
頭顱暈暈目珠愣愣我看著夜色。
烏雲食月一次又一次，
讓我想起那從前的從前。

苦做硬做田地大出產，
奈何愈種愈淒慘。
丁多地少兄弟爭出外，
留我這房養父母。
骨節痛淨力道衰弱時，
新事記多變舊事。

在都市食頭路的弟弟同我講：
什麼做水庫美濃就變作大金庫。
哀哉！我說後生，
你是憨狗想吃羊睪丸嗎？
這些政府若當真有搞頭，
耕田人家早出頭了。
不用等到我現在六十出頭，
轉業太慢死太早。

東方翻白太陽一出萬條鞭，
台北市的樓房挺挺撐著天。
想我這一輩子就快沒效了，
但這次我不想再窩囊。
今天我一定要去，
跟這么壽政府講：

水庫若做得，屎也食得。

我把〈夜行巴士〉歌詞傳真給生祥。他打電話問音樂想法，我解說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曲子〈Chan Chan〉予我的導引過程。幾天後生祥隔著電話彈唱新曲；他的解讀與轉換能力讓我驚訝。那些字句竟能變成這麼厲害的音樂！我心裡嘖嘖稱奇。曲式定稿後，生祥接著編曲，我則繼續把鄉民在立法院前的心理歷程寫成另一首歌詞〈我等就來唱山歌〉。

立法院前唱山歌

當年北上的反水庫鄉親泰半是65歲左右的「末代農民」。他們在50年代初土地改革後接掌農務，接著在「以農養工」的現代化過程中受盡盤剝，如今後繼無人，所以被農業史研究者稱為末代農民。我們進行籌備工作時，根本不敢提抗議，只能訴諸溫和的「請願」。彼時情治單位的反應已不足懼，反而是擔心農民餘悸猶存，對集體行動卻步。

1993年4月16日晚上11時，幾部遊覽車載著美濃老農民，興致昂揚地從家鄉出發。一夜勞頓，第二天清晨到了立法院，他們顯露疲憊、卑屈怯生的神色。帶隊的組織者秀梅一看苗頭不對，趕緊集合大家講話。她說好不容易募集車資，來到台北，等一下就這麼無精打采進到會議室，不僅前來聲援的專家學者與立法委員會覺得我們「沒氣頭」，聲勢不足，連那些要做水庫的官員也會認定我們軟腳。

秀梅非常機伶，她籲請會唱山歌的長輩站出來，圍成一大圈，並把俗稱大聲公的行動擴音器交到他們手上。很神奇的，第一個拿到的長輩沒有推託，大聲公隨即就傳出山歌子調，接著輪唱，愈唱愈悲切。我看見幾個攝影記者目眶泛紅地猛按快門。唱到尾聲，一位趕到的美濃仕紳，聲淚俱下地痛陳國民黨政府對農村的欺壓，整場的氣氛緊繃欲裂。秀梅接過大聲公，嘶啞地問大家，我們現在進去跟他們說，我們不要蓋水庫，好不好？眾聲應，好！

以此歷程入歌，是為首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的標題曲：

〈我等就來唱山歌〉（記一九九三年立法院行動）

叔婆伯母父老兄弟
我等走出美濃山下
我等來到繁華無聊
沒勁沒趣的台北
大街路上
過路人這麼多
沒有人要跟我等相借問
樓房這麼高，看不得出去
車子這麼多，看到人著驚

O. S.【通過大聲公】
鄉親，大馬路我等好好走
配棍的警察這麼多，不用怕！就當作自家子弟
立法院這麼尷尬，沒關係，就當作自家合院
來！我等就來唱山歌，好嗎

來！我等就來唱山歌
【眾聲應答】好！我們就來唱山歌
我等唱給它目珠晶晶
【眾聲應答】有！
我等唱給它心頭順順
【眾聲應答】有！
唱到高樓變青山
【眾聲應答】有！
唱到大路變河流
【眾聲應答】有！

彼時立法院，國民黨席次過半，要有勝率，除須聯合各反對黨，還得爭取國民黨內較開明的立委。出發前的籌備會上，秀梅廣邀美濃各黨派代表人，向他們闡述反水庫說帖，請他們一到立法院，務必把各黨立委帶出來。所以，當我們提出地質與生態上不宜的科學論證，以及產業及水資源政策上不該的理由，也就得到經濟委員會的跨黨派支持。他們決議擱置預算，並要求主政單位重新評估。

跨黨派支持延續到1999年5月28日，立法院大會對美濃水庫預算進行最後表決。那天的表決進行了兩次，第一次是92比90，我們贏。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一看苗頭不對，趕緊喊休息，進行政黨協商。趁著空檔，國民黨團祭出黨紀，召集缺席的立委，並對投反對票或棄權的開明派立委施壓。一個半小時後再次表決，我們倒輸兩票。但由於我們所展現的強大輿論與政黨支持，日後執政黨未再提出美濃水庫工程預算。

當時的支持力量除了主要的民進黨，還包括因不贊同李登輝的本土化路線而剛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黨。新黨的骨幹多為台北外省二代政治菁英，其批判李登輝向本土派系與資本傾斜之際，提出了關懷小市民的政黨訴求。在90年代末，新黨可是僅次於民進黨的反對黨。兩者的民族認同南轅北轍，卻因有著共同的對手，常在某些不牽涉各自核心價值的議題上聯手對抗國民黨。

十數年後，國、民兩大黨以外的小黨在愈拉愈窄的認同政治中淪為歷史泡沫，時代硝煙靜息。多年後新黨當時的召集人郝龍斌告訴我，當年他們會站在我們這一邊的關鍵原因。他說整個90年代的社會運動，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對立激化，上街抗議的社會團體動不動就把政府官員或持不同立場的立委妖魔化，這時我們在立法院的反常表現引起他們的好奇。為什麼？他們的好奇誘發我的好奇。郝龍斌說，他從沒看過一個團體像我們那樣，不辱罵公務人員、不衝撞警察，總是禮貌而堅定地表達訴求。簡單說，就是把人當人看。

現代人的「山歌體」臨摹

圍圈唱山歌的農民有男有女，幾乎都來自歌手林生祥的村子──竹頭角。竹頭角緊貼著美濃山的東北端，是全鎮地勢最高的村子，直到70年代末才完成現代灌溉系統，因而是經濟上較弱勢的村子。30年代，後來成為日據時期台灣重要小說家的鍾理和（1915～1960）隨父來到尖山腳下開闢農埸，深受竹頭角一帶農民口語文化及山歌吟唱所吸引。日後，他不僅養成隨手記錄農民口傳文學的習慣，更常在寫作時援用。在被譽為台灣現代文學史經典的晚年作品中，鍾理和不僅大量使用客家詞彙，以貼近農民的世界觀，更精采的是他常在起承轉合處，畫龍點睛地挪用農民謠諺。

日據時期台灣重要小說家的鍾理和，大量使用客家詞彙貼近農民的世界觀，他也常在起承轉合處，畫龍點睛地挪用農民謠諺。圖片來源：Wikipedia

不論在歷史中國或現代化初期的台灣，文學的向下尋源從來不絕如縷，但要對主流的文化價值形成干預性的作用，甚至產出新的創作方法論，通常得通過文化或社會運動。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啟發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波的民謠蒐集與研究的風潮。五四文學健將如董作賓、朱自清及胡適等，均曾致力於民謠的收錄與分析工作，並以民謠的觀點，輔以嚴謹的文學素養及學術精神，重新爬梳長期遭受儒家倫理觀點扭曲的文學民謠關係史。

許是政治立場作祟；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所推行的國語文教育並未排除五四白話文學運動，但拿掉了與民謠及下鄉運動關聯的部分。於是我們中學時所讀，出自羅家倫、朱自清及胡適等大家的文章及相關評介，提了他們對文學古典化與形式化的批評，卻略掉他們如何從民謠及平民文學入手，尋找現代語文出路的企圖。

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廣場聚集北京13家大學逾3000名學生。圖片來源：Wikipedia

台灣真正具有運動意義的民謠工作始於音樂學者許常惠、史惟亮所成立的「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1967年夏天，他們組織了一群文化自覺意識強烈的知識青年，下鄉收錄台灣各族民謠。他們的精神、態度與方法，啟發了後來的民歌運動。80年代初我上大學，正好碰上他們出版田野錄音的成果。在某個疏離城市的夜晚，我聽了其中的客家山歌專輯，鄉音繚串，被撼動得痛哭流涕。

那麼，既然專輯名為《我等就來唱山歌》，就真得寫一首客家山歌體歌詞，向立法院前輪唱山歌的農民義舉致敬。傳統的客家山歌是七言絕句的樂府詩格式，一段四行，也通常是第一、二、四行押韻。就28個字，形式簡單，應該很容易的，我想。但沒料到，從起筆至定稿，足足熬了8個月，吃足苦頭。

反覆吟哦，試從聲音的角度琢磨文字，慢慢在視覺性的理解外長出聽覺；原來平仄與韻腳是基於旋律與節奏的要求。因此，不管文字堆疊出的意義為何，釀不出起碼的音樂性，作曲的人就難以為繼。平仄倒不困難，只要有足夠的農村語言生活經驗，隨便一個農民熱烈交談的場合，你便可聽到態度、語氣、意象與平仄之間的精采轉換，更何況我還經歷過幾年的農戶訪談。

對我而言，難在於押韻。首先是先天上我的音感極差，又缺乏語言學的訓練，再加上客語工具書的闕如，不得不使用試誤的淘金方法，依國語辭典的注音組合，再把發音轉為客語，逐字比對。有時自以為找到了意義佳又押韻的字句，旁人一聽，立即指出前後細微的聲母差異。文字海裡笨拙泅泳幾個月，勉強解決三段歌詞中的前兩段，但最後的押韻，真讓人腸枯思竭。最終的選擇，竟是不得不然的尷尬。

這首名為〈山歌唱來解心煩〉的山歌體臨摹中，開頭我引了傳統的客家「山歌子」調，接著第一段描寫「怨懟止於行動」、「唱山歌以自我加持」，第二段扣結眾人的團結與家鄉的地景，第三段召喚對不當政策的無所畏懼。起初還很得意；在作為總結的第三段中，我為第一、二句找到兩個押韻字──「條」、「調」，且其韻腳「iau」罕見於客家山歌，選擇非常少。

客家人把尋字押韻的工作形容為「湊句」。試了一個多月，找遍了手上所有的山歌與客語研究資料，最後僅湊上一個極不雅的字──「屌」。生祥覺得很有力道，且不違農民語境，但我擔心讓家鄉的朋友感到粗俗，甚至冒犯客家文化工作者。我偷偷地做了些民意調查，幸好皆曰無不可。這首詞先是引用「山歌子」曲牌的前兩句歌詞──「山歌毋唱心毋開，大路毋行生溜苔（青苔）」，接著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