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已經成為「20比80」，或「10比90」的社會了。1997年經歷過金融危機與IMF（國際貨幣基金）事件後，我們的社會快速邁向M型社會。所謂「Ｍ型社會」，是指富人變得更富裕，窮人則更加貧困，而中產階級崩壞的奇怪現象。
除了由國際貨幣基金所接管的時期之外，韓國經濟一直安定地持續成長，實質出口也增加到驚人的程度。讓我們韓國人陷入絕望危機，至今仍受大眾關注的外匯存底，每天都在刷新建國以來的最高紀錄。國際貨幣基金接管時，KOSPI 指數（韓國綜合股價指數）曾暴跌至200點，雖然因美國景氣不穩定等理由而無法回到從前水準，但在2008年3月已上升到1,700點。
盧武鉉前總統表示冤枉，強調就經濟指標而言，韓國的成績是相當不錯的。但就算交出漂亮的成績單，整體社會卻更嚴重Ｍ型化。
類似「適合經營企業的國家」這種口號，表示市場權力的擴大，以及「自由」喪失了最低限度的均衡。自由失衡使得勞動市場Ｍ型化。雖然大企業勞工得到了更多所得保障，但中小企業勞工則被推向更艱難的處境。正式員工與約聘人員的差異也漸漸擴大。
律師的兒子還是律師，醫生的女兒還是醫生
所得Ｍ型化，也招致教育Ｍ型化與房地產Ｍ型化。從前有不少窮人家子女能進入所謂的「名門大學」，所以有「英雄不怕出身低」一說，但現在出身低的人卻只能極力忍耐。和一般家庭相比，高所得階層的子女進入首爾大學的比例，在1985年為1.3倍，但是到了2000年卻擴大為16.8倍。父親若從事高所得職業，子女進入首爾大學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群體20倍，而且這個差異正日益擴大。
依健保給付金額計算家庭所得水準，2007年首爾大學新生家庭所得水準前10％的新生，占全體新生的39.8％，而家庭所得在前20％的新生，則占全體的61.4％，但享有領取基本生活保障補助金的學生，在1,463名調查對象中只有25名。
1985年，大學錄取率為36％，到2005年已增加到82％，這是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會員國平均值的3倍。雖然和20年前相比，上大學的人數增加了許多，但一般家庭的子女能進入首爾大學的比例卻下降了。
就算不持續用這種方式進行統計，大眾也早已認清富裕正在世襲的現實。如今教育像是為了讓富裕得以世襲的前提要件，按照所得水準加以劃分，這種劃分教育的方式已成為社會慣例。律師的兒子成為律師，醫生的女兒成為醫生，或至少也會和醫生結婚；貧窮勞工的兒子成為靠體力賺錢的勞工，而連糊口都很難的自營業者，他們的女兒當然也會步上後塵。
不過在20年前，窮人家子女通往首爾大學的門尚且敞開，只要認真讀書就有進入的可能。我看著和我年紀相仿、首爾大學法學院出身並當上律師或大學教授的朋友，他們幾乎沒人是靠父母累積的財富才得以進入大學。雖然父母在市場做生意或開一間小店，但只要子女自己聰明，憑努力就能進名門大學，就可以成為律師或教授。
我在自身工作的人權實踐市民聯隊辦公室，偶爾會問那些常常跑來說要參與公益活動的高中生，他們父母的職業是什麼？學生的回答總是如出一轍：法官、檢察官、律師、醫生、大學教授、中小企業社長、大企業幹部……幾乎沒人回答父母在鄉下種田、從事漁業或在市場做生意。
以前至少機會均等，現在連機會全都被封鎖，簡單來說就是把窮人的夢想全剝奪掉了。只用錢來衡量人的價值，沒有錢就不能活得像個人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世界。不管經濟再如何成長，若只用錢區分一個人的身價，經濟成長的果實最後就只餵飽了有錢人而已。
差別待遇的惡性循環，令夢想更加遙不可及
80％或90％被剝奪夢想、連平等的機會都被阻斷的人，根本不像其他20％或10％的人一樣意識到階級。從有錢人階級的報紙《朝鮮日報》是最多人閱讀的報紙，就能看到窮人的階級意識是多麼具有雙重性。貧窮又受到差別待遇，連夢想被剝奪的「意識」都沒有，情況更令人擔憂。就像住在江北的人，比起把自己生活的社區裝飾成適合居住的地方，反倒更想著總有一天會成為江南居民，一副想獨自逃出去、卻只是在苦思冥想的模樣。
差別待遇是惡性循環，不會改變任何事，只會令夢想更遙不可及。雖然大學解除了排名制度得以平均化，或多或少可以讓人找回失落的夢想。夢想被剝奪的人要不繼續沉默不語，要不像有錢人一樣為一己之私發聲，宣稱「高中平準化使競爭力下降」，或是「必須開放入學獎學金名額」及「應恢復聯考制度」等，如此一來，我們的夢想才能夠走得更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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