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進入6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民進黨籍召委陳其邁瞬間成為風雲人物。他充分運用輪值召委優勢，主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於6月6日初審通過，緊接著，6月8日的議程，國民黨儘管甲級動員杯葛，陳其邁卻在確認議事錄之後，藉由民進黨立委提出散會動議，立即以主席身分宣告散會，短短10分鐘結束當天會議。國民黨即使全員備戰也已回天乏術。於是乎，一時之間媒體充滿頌讚之聲，紛紛讚嘆「民進黨玩透議事規則」、「陳其邁善用議事技巧」，為立法院爭議性法案之處理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
「辯論」和「公開性」是議會的基本原則
6月13日，內政委員會輪到國民黨籍的黃昭順擔任召委，她試圖以「突襲」方式，於散會後重回委員會，逕自宣布完成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修正草案初審。
6月15日，社福及衛環委員會審查「紅十字會法修正草案」，綠營立委則以集體缺席的「技巧」，造成人數不足而流會。
綜觀當今立法院的朝野互動，議事技巧的耍弄幾乎已完全剝除了實質議事的空間，所謂「議事規則」，不再是國會審辯法案的程序、守則，而是淪為規避進入實質討論的幻術魔法。朝野樂此不疲，玩弄議事規範的奇技淫巧，浸浸然成為立法院的主流。
議會是當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我們要問的是：於今立法院的玩法，究竟要將台灣的民主帶往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常說，「權責相符」，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法則。那麼，我們不妨就從國會議員的特權來追究其相應之職責。立法委員有一項很凸出的特權，那就是「言論免責權」。中華民國憲法第73條和第74條皆在刻意保障立法委員言論之不受拘束、人身之不受威脅。既有特權，就必然有其法理之起源。而追究其法源，似乎就來自憲法學泰斗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所定義的：「辯論」和「公開性」是議會的基本原則。
「一切具體的議會制安排和規範，首先是通過辯論和公開性獲得自身的意義。」這是施米特的說法。議員的免責權，正在確保辯論可以公開，可以細密，可以徹底，可以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脅，既不受國家暴力的威脅，當然也不受黨派私利的威脅。也因此，他非常重視的一個信念是：所有議會成員不是黨派的代表，而是全體人民的代表，不受各種指示的約束。這樣的信念也反映在德國威瑪憲法第21條，「議員為全體人民之代表，惟服從其良心所主張，並不受其他請托之約束。」如是精神在聯邦德國基本法第38條亦具體呈現，「議員是全體人民的代表，不受委託和指令的約束，只基於其良心任職。」
公眾事務變成一個可疑的階層從事的可恥勾當
簡而言之，「辯論」和「公開性」是議會制度意義之所在，而議員之職權則是基於不受委託和指令拘束的「良心」。若不是基於上述的信念，言論免責權的設計便無從理解。施米特指出，「只有當議會嚴肅接受公開辯論並加以落實時，才是真正的議會……辯論即意見之交流，其目的是通過論證某事為『真實』或『正確』而說服對手，或被人說服而認為某事為正確或正當。」
亦即，言論之免責，來自辯論之需要。而辯論是一個探尋真實的過程，透過辯論，可以說服對手，卻也要有被說服的準備，不管如何，辯論可以讓人們更接近事實，找到更正確或正當的法理或決策。
不幸的是，我們的立法委員依據憲法享有言論免責權，卻完全無視於言論免責之法源。我們立法院的運作，曾經是以密室協商做為主調，「公開性」早已受到質疑。2016年新會期以來，雖然密室打開了少許窗口，陽光卻仍不足以驅除詭譎疑雲；而在議事場上，崇尚的是變詐機巧，以技巧之鑽營取代實質之言辭辯論。沒有辯論，何來「真實」之追尋？議員服膺的是黨派的指令，是集團的權益私利，忘了自己是「全體人民的代表」，更無視於自我內在之「良心」。什麼樣的良心呢？就心理而言，是言行和內在生活的一致性，就道德層面而言，則是對「真實」之愛，真實的價值高於權力，高於黨派私利。
施米特早在他的時代就看到，缺乏基本信念的議會制度，將使得人民的希望徹底破滅，「公眾事務變成了黨派及其追隨者分贓和妥協的對象，政治完全不是菁英的事業，倒成了一個可疑的階層從事的可恥勾當。」「狹小而封閉的政黨或政黨派系的委員，關起門來做出決策，大資本家利益集團的代表在極小的委員會裡取得的一致，比起千百萬人民的命運，甚至可能比任何政治決策更為重要……」
施米特當年對於議會制度的疑慮，於今我們在台灣看得非常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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