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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我正式加入了英國的發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IDS是一個全球智庫,座落在Sussex University校園內,主力在於探討平等與永續的發展策略。從1966年至今,這個組織見證了英國與其前殖民地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夥伴關係。儘管這裡的QS排名全球第一,從事發展學研究的學者卻經常自嘲,「發展學」是一個不存在的領域。因為在該領域活躍的有經濟學、社會學、人文地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廣義的社會科學學者,各自帶著不同的傳統與典範切入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問題,作為某個地域與特殊議題的專家。

非常簡單地說,「發展學」是在探討這個世界上不同的人所面對的各種不幸,如何提昇各種控制變因,通過政策或社會創新改變生存條件,從而使人們(以及人以外的物種與環境)過得更加幸福。

例如,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後,除了媒體上經常出現、攜家帶眷徒步跨海逃往歐洲的難民,也有許多年輕學子隨家人移居中東,像是約旦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待就是數年。其中不乏來自中上階層家庭的年輕人。他們不需要憂心生活開銷,但戰爭同樣使得他們家破人亡,不知何時能夠返歸故里。他們在顛沛流離中適應不同的環境,同時又仍要持續教育過程與職涯發展。對於自己身為國家未來的下一代,他們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一路帶著創傷經驗成長,對於世界局勢與和平的希望抱持熱誠與批判。

我在發展研究中心的碩士班學生當中遇過多位這樣的敘利亞籍學生,他們多半就讀跟和平、衝突與發展相關的碩士課程。英國政府以及多所大學也會給能在英國就讀大學與碩博士班的年輕人特殊獎學金,讓這些家庭背景不一、可能經濟來源不夠穩定的學生們能夠安心學習。

從經驗衝突到解決衝突

瑪利亞的家族原居阿勒坡,是敘利亞基督徒,父親經營小生意,戰爭爆發時她正在念中學。阿勒坡自古以來是一個商貿繁忙的美麗城市,但戰爭一夕之間,改變了原本和諧的族群關係。

瑪利亞的父親在戰爭開始後不久,就將她和哥哥送往約旦的英語寄宿中學。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在距離戰爭全面爆發只有數千公里的鄰國,每日透過新聞媒體和電話,了解家庭與地方上最新的情況。瑪利亞的家族四散世界各地,過去鄰里相依的社會關係,如今變成的全球離散的網絡。

瑪利亞與哥哥和家人分開了數年,在家人決定全面撤離原鄉之前,瑪利亞已經失去了跟阿勒坡的連結。她在寄宿中學生活與大學生活過得精彩,但她內心並不快樂。未曾經驗過的戰爭在她內心累積憤怒,內心更有複雜的成長與身分認同問題。她毅然投入地下社運組織,進行政治抗議,多次因此被捕,甚至在獄中遭受凌辱。作為一個女人,在社會秩序全面崩塌的衝突現場,她將自己的脆弱性隱藏,追尋一個更大的目標活著。

當我認識瑪利亞的時候,她一頭短髮,身上是輕便的羊毛裙與劍橋包,正在找未來一年的住宿。我給了她一些交通方面的指引。後來我們再次在朋友的聚會上碰面,瑪利亞甩著一頭長捲髮,慷慨地做了三道家鄉菜和眾人分享。瑪利亞以衝突中的性別關係為題撰寫她的碩士論文。整個秋天,她都泡在圖書館,用自己的經驗和書本上的理論,和他人(多半是西方研究者)的論點對話。

再見到瑪利亞,是她準備要啟程離開的時候。25歲的她和兩個同學決定自組公司,為國際發展項目擔任地區專家,提供方案規劃與研究調查。她不擔心失敗,對於創新工作模式躍躍欲試。瑪利亞說,碩士課程和學校生活帶給她沉澱與反思,她不斷在尋找一個介入個人身世與生命意義的方式,她認為她所創造的工作是敘利亞需要的,也是她想要的。

微笑背後難以言說的無奈

穆罕默德是個笑口常開的大個子,在離開敘利亞之前,他熱愛踢足球,跟哥兒們閒逛,在學校裡注意心儀的女孩子,偶爾思考自己未來想要從事什麼樣的職業。穆罕默德的父母親都是醫師,當他們全家搬到中東之後,家人為他安排了昂貴的私立學校教育,準備留學英國的考試。穆罕默德的世界被書本和線上遊戲塞滿,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屋子裡。因為外頭除了購物買東西,沒什麼有趣的娛樂。學校裡大部分的學生也跟他一樣。生活中的煩惱變成了申請學校和簽證。離開敘利亞之後,他的世界一夕改變。

到了英國,穆罕默德發現,只要在自我介紹時提及自己來自敘利亞,就會被好奇與同情的目光圍繞,常常讓他感到不舒服或者不知所措。最令他尷尬的是,當人們問起敘利亞的戰事與政治情勢,他發現自己所知不多,他更熟悉的,其實是線上遊戲裡的戰爭與全球競賽。

也是到英國念書後,他才開始進一步了解敘利亞的情況。他和已經在倫敦工作的哥哥分處不同城市,因為孤單,他參加了一些同鄉的聯誼會,不定時一起聚聚。經由這些同籍但個人背景南轅北轍的朋友,他才更進一步地了解自己的國家。複雜衝突問題下一些思考的理路,足以連結他自己的經驗與觀察,成為他自己的見解。他開始不避諱自己來自敘利亞,並且樂於了解那些對於敘利亞情勢關心的人們,對戰事抱持什麼樣的立場。

我認識穆罕默德的時候,是個奇怪的場景。穆罕默德受邀到一個大學生支持難民的場合放映一部紀錄片,並擔任與談人。對於如何再現衝突與傷害,不同的視角以及對於正義的信念,總是讓人對於該怎麼做有不同的觀點。觀察穆罕默德以及其他曾經直接或間接擔任志工的人們如何敘說,也是一項有意義的學習。與我同行的朋友不同意該活動傳達的立場與訊息,我則認為座談會本來就會夾帶意識形態,未必是為了宣傳。

在座談結束後,有多名聽眾上前向穆罕默德致意。西方女孩熱誠地表達了自己的反戰與人道立場,談及她對發生在敘利亞的衝突感到難過與痛心,情急處潸潸落淚。我注意到穆罕默德臉上無奈的微笑,依舊誠懇,但十足無言。見此,我同行的朋友白眼已經翻到天邊,穆罕默德還在溫柔傾聽,他不願意失去一個支持者,為了那些他還在戰火中努力生存的同胞。同行的朋友決定上前「拯救」可憐的穆罕默德,拉他去喝杯咖啡。

如何面對自身的不幸

面對不幸的方式,如果只被同情主導,最後的結果往往並不指向幸福,而是某種預設的權力關係。在這組權力關係中,權力大的人有能耐給予同情與憐憫,而被同情的人因為想要得到某些資源,只好低姿態接受。然而換位思考,當自己是貧窮與身處於衝突中的一方,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同時受到尊重。

在發展工作中,給予與拿取的基本機制是不會變的,這是一種交換與取捨,關於國際關係與地方政治結構。瑪利亞和穆罕默德都是走出既有權力關係,然後重設自己人生的人。我想起台灣國內目前重視的國際服務與國際參與,以及長久以來和友邦發展的合作關係。面對台灣自身的不幸,我想我們需要超越衝突的想像力,重新認知我們所處的權力關係,並且探索新的國際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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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落腳,都是重建家的過程。

林汝羽,臺北天母中產家庭出身,念過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有十二年語言與通識課程教學經驗。我的興趣是將知識觸類旁通、鍛鍊說故事的技藝與徜徉審美。研究關注遷移、暴力與民族主義,主要地理區域為南亞與東亞。喜歡人與人相遇的過程,並在書寫與對話中探索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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