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難民抵達機場，進入國境，他們應該住在哪裡？食衣住行的問題該如何解決？他們是否可以在當地（也就是我國）找工作自食其力？在難民身份的認定過程中，我國應該如何適切地界定、協助、管理這些處於中介狀態的人們？
上個月，我在挪威訪問承包政府難民接待住宿設施的民間企業，被安排到地區辦公室，由已從第一線退休改任顧問的前斯里蘭卡難民帶進辦公室，跟著地區經理與資訊專員逐步認識難民接待中心的各種業務，與在其中工作、生活的人們對難民遷移定居現象的看法。訪問第二天，我跟資訊專員一起從市郊的收容中心搭公車回市區，在公車上交換我與他交換對西藏難民與收容中心裡的難民的觀察，該專員忽然感慨地說：「其實，這些難民有多少錢，決定了他們能夠走多遠。」
這個想法聽起來十分合理。就西藏難民的遷移交通方式來說，有錢、跟政府部門有關係的人現在可以選擇搭飛機，沒什麼錢、資訊不足的人，還是可以靠自己的雙腳。對這些從中東遷移到歐洲不同國家的難民而言，走得越遠就是越多的花費，多等一個月就像是一萬年的拖磨。
遠行的理由，與在路上的生存狀態
這個月我回到臺灣，朋友們總是問我難民的形象究竟是如何？從國際新聞描述的文字當中，我們或許難以想像阿勒坡的溫度，炸彈爆炸過後的空氣，人們驚惶不安的動作。在國際組織的統計報告當中，我們也難以想像一個人需要累積多少智慧，才能夠跟人口販子周旋、運用手中的科技像是GPS定位系統、臉書或者whatsapp上的訊息群組、搜尋免費的wifi網路、鑽過鐵絲網奮力奔跑、在全然陌生的地方尋找相對安全的棲身之所，才能夠在橫跨歐亞的陸海長途當中順利活下來。即便在臺灣這樣非正常化的國家，我們一出生就擁有的公民身份依然保障我們，在國境內擁有政治、社會、經濟權利與一個安全的生活。拋棄公民身份的人，在取得合法庇護進入移民程序之前，都處於中介狀態。
他誰也不是，他沒有證件，他可以被任意對待，只有人權的價值能夠袒護他，只有人類的良知眷顧他。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當中以「赤裸的人（naked life or bare life）」來描述無國籍人士不擁有政治權與人權的窘境，而要成為一個當代設定下能夠得到他國庇護的「難民」，主動逃亡放棄國籍身份的移動者必須證明自己被剝奪的事實、受到迫害的事實。又由於庇護的資源有限，移入國接收難民的數量往往也有限制，其受到迫害與弱勢處境的等級，會決定難民被放進哪一種友善等級的收容設施當中，甚至是否會被遣返。因此，人類為了生存而發展出來的求生技能，也在這個過程當中被放大，其所必須承擔與日後修復的傷痛，也在求生的情境中只好被暫時擱置不理，甚至轉化成一種身份展演的習慣，像是每當見到媒體或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便滔滔不絕地講述千遍一律的逃亡故事。
社會福利條件與難民庇護政策完善的瑞典與挪威，吸引難民在進入歐洲後繼續向北，跨越數千公里。德國由於先前移入的難民已經開始定居進入新的生活，也吸引他們的家人親戚再從土耳其、希臘等地北上團聚。由於馬其頓、匈牙利等國陸續關閉邊界，難民在往北移動上面臨了一些困難。這些國家在難民的移動路線上被視為是終極目的地，而真正能夠移動到終極目的地的，相當程度取決於他本身能夠動用的資本：金錢、語言能力、文化適應力。
在挪威與希臘兩地的難民營當中，許多敘利亞難民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或者專業背景，他們本身的移動能力（mobility）較強，對於跨國遷移與融入當地環境生活也較有經驗。難民營裡除了家庭，以年輕穆斯林男性所佔的比例較高。他們通常是整個家庭最先資助離開的成員，先取得庇護資格，也比較容易找到工作，接著再用親人團聚的方式將其他家人一個個牽引至移入國。如同所有遷移研究所顯示的結果，那些真正能夠離開戰火的移民，都不是社會最底層的人群。然而從敘利亞一路走到挪威，除了自己的本事和一點運氣，其實最終決定的還是有多少現金可以使用。
維護國家安全與守護人權價值的兩難
基於對人權的尊重而開放國境的國家，官僚體系在面對這些移入國境內的難民時，可能採取各種策略，往往也在行政便利性、倫理信仰、國家利益、技術上的限制等種種變因當中摸索一套合情合理的機制。首先，審核移入者的背景資料，需要相當程度上對他們來自的國家、文化、現實情勢有所了解；在晤談的過程中，必須有合適的通譯以確保訊息收集的過程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再者，必須有一種對於人權的理念，或有效的管理方式，去說服官僚系統在處理某些棘手案件上不因繁瑣而便宜行事。對於那些無法當面了解的情資，與其它國家資料庫的聯繫至關重要，畢竟從維繫國家安全與穩定難民收容制度兩方面考量，收容難民若對移入國（我國）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除了政治責任之外，也可能釀成新的災難。
對應大量難民潮與其後續所轉化的移民問題，許多國家目前採行各種方案，仍然無法彈性對應現象的衝擊，因而引發危機。面對無法控制的難民數量，考驗一個國家的經濟與財政情況如何因應支付人道貢獻所負擔的成本，並且對本身的公民社會負責。2015年底因為難民數量大增而投入稅金、擴大接收基礎的北歐政府，在2016年遇到實際抵達的難民數量大減，是否要改以專機方式前往希臘接收難民？或者被動削減預算？也成為道德與實務上的兩難。
而那些本身已處在經濟危機當中沒有餘裕的國家，花費預算於一群不具公民（選民）身份的外來移民上，對政治人物而言只會造成負擔。接收難民的問題從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表態，也必須從國家與社會的可負擔能力（affordability）上考量，在這個脈絡上廣義地說，有多少錢，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難民接收制度能夠走多久。
現實是，當國與國還在協商誰出錢、誰出人、誰出土地的時候，生存在中介狀態，難民在有如監獄的營區中承受不確定的未來，甚至是濫用權力與性暴力的受害者，其生命已經在中介狀態遭受深重的摧殘。那些受到人口販子欺騙的南亞與非洲難民，在香港等待了超過十年的時間，尚不能取得合法的難民身份。然而因為證件失效或國內戰亂尚未結束，或者本身已沒有經濟來源再前往其他地方尋求庇護，被迫居於漫長的等待中。他們的未來被一個未知的結果所決定，儘管生命不會因為戰爭造成的暴力而受到直接損害，人的精神未必不會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萎靡，這樣的收容制度，又何嘗人道？
臺灣將扮演一個什麼樣的難民收容國？
根據我過去一個月以來在挪威與希臘兩地隨機採訪，對難民的認識當中，臺灣為單一語系漢主流文化的國家，加上國際地位不明確、長期承受中國統戰壓力，對目前主要從敘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塞內加爾、卡麥隆等地移出的難民來說，除了作為一個方便的轉運點，甚少會有難民想要流亡到臺灣並定居於此。然而臺灣地理位置介於亞洲與北美之間，遠離戰火且富庶和平，有小規模的伊斯蘭社群，又實行民主。未來難民法正式實施之後，也有可能通過難民群體本身的消息網絡傳播，臺灣將成為難民遷移路徑上重要的一站，甚至是終點。
日前難民法初審已經通過，我們準備分擔這個國際上的燙手山芋，接待流徙於世界的赤裸人群。難民法的通過，不啻為停滯許久的臺灣外交帶來新的操作空間，它同時也預視了這個社會需要思考新的問題：誰有可能是下一批來到臺灣的難民？我們（政府與人民）在心態上、軟硬體設備上都準備好了嗎？一部沒有詳加考慮與規劃的法條與行政辦法，將會使得這些極端脆弱的生命再次受到傷害，也有可能對臺灣社會本身造成損害，製造爭議。
我們不能夠從錯誤中學習，因為在人的問題上，犯錯就代表有人要為此付出代價、承受傷害。生長在臺灣，我想我們比這世界上的其他人還要更了解，經歷過戰爭、失去或不曾擁有一個正常國家的人，有多麼脆弱。
（本文寫作田野調查部份經費由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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