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11年流亡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的人口統計調查，約有11萬多名政治難民博巴居住在印度。博巴難民和印度國內的其他難民不同，不僅擁有自由移動與工作的權利，登記居住在39個復康定居營區（Rehabilitation Settlement）的博巴難民，定居點所在的10個邦政府還提供難民房屋與土地，讓他們從事農業或者手工業生產的方式掙得生活所需。中央政府並在定居點以印度稅收建立與營運藏人中央學校（Central Tibetan School），為博巴難民提供免費教育。
除此之外，某些邦政府，例如三個大型農業定居營區所在的Karnataka邦還給予難民和一般低收入印度公民一樣的糧食配給卡（ration card），讓他們能夠以極低廉的價格購買必須的米、麵粉、Dal（普遍提供印度人飲食中蛋白質營養的穀物類型總稱）等生活必需物資。
土地與房屋的分配是以每一組單位32 gunta（40 gunta = 1 acre）的耕地、一間兩室平房（一室可容納3人，一室2人）、和8 gunta的廚房與衛浴建築面積組成。難民以5人為單位住進印度政府免費興建提供的磚造瓦頂平房，一名成年人可耕地的配額大約是1英畝，法源依據該邦政府的核准命令，或者根據法定文件RTC（Rights, Tenancy and Crops）來證明自己的使用權，每年按照該邦的法規繳交土地收益稅（Revenue and taxes）。早期來到定居營區的未必都是家庭，有許多人是單身，或者是一對夫妻，那麼就與人數較龐大的家族併房。只有在定居營區設立的當時加入的才能分配到房屋與耕地，晚來加入的人是分配不到的。
也有另一些人即使在定居營區出生成長，成年後仍然分不到耕地。這是因為過去五十多年來定居點的人口逐漸成長，根據藏人行政中央內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的規定，老一輩死後的土地按長幼順序繼承，因此一個包含了奶奶、爸爸、媽媽和5個孩子的大家庭，若老大到老三沒有人放棄繼承，老四和老五按照規定註定分不到土地，必須另謀生計。例如Bylakuppe營區的土地原本只足夠3,000人定居，現人口已超過12,000人，加上難民身份與國際連結容易，無地難民是大量博巴難民偷渡出國、渴望移居西方的其中一個推力。
務農、賣毛衣的難民經濟
這些可耕地並非既有的農地，通常位於印度農村與森林的邊緣，博巴難民開墾後將林地整理為耕地。雖然土地地力肥沃，因為距離主要河流太遠，用慈善捐款興建的蓄水水壩也依靠降雨量，大多數的耕地都還是以雨水灌溉，因此耕種的項目選擇與收穫次數受到很大的限制。儘管各定居營區都成立了生產合作社幫助農民統一購買種子肥料等、集中各家收穫量與盤商議價，並且集資購買拖拉機供合作社社員使用。生產合作社也提供社員儲蓄，再利用這些資金轉投資於城市經營飯店、旅館等產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且為社員家庭提供子女獎學金等福利。然而合作社能經營的項目與職位還是有限，農業定居營區主要還是依靠農業，只是如今樣樣都需要現金，農業收入早已不敷家戶支出。
由於無法突破雨量的限制，多數難民定居營區的耕地以玉米為主要作物，印度中部的定居營區耕地則另外還種一些少量的Dal，印度東北的營區則種一些水果。定居營區的乳品營銷合作社主要供給定居營區自用，甚少外銷。以玉米為例，農耕活動穩定後每英畝每年的產量大約是2,500公斤，每公斤的市價僅在8到12盧比之間，這導致難民必須另謀生路以賺取更多現金收入。
早期難民沒有做生意的資本，在定居營區內靠外援建立起手工藝生產中心，製造羊毛地毯等奢侈品外銷，或每年冬季利用4個月時間離開營區，前往印度各大一線城市或二線城市做毛衣生意──最早是自行生產手織毛衣，後來多半是從印度著名的紡織品生產中心Ludhiana批來毛衣、披肩（有時還貼上Made in Tibet的貼紙），在城市裡的圖博市場（Tibetan Bazaar）或租借街道旁的暫時攤位販售。不管是農耕或賣毛衣，大多數人都需要看天吃飯。這種不確定性也構成了人口外移，利用人際網絡或者偷渡集團前往已開發國家賺取較高工資的另一項推力。
多賺點錢吧，才能快快強大起來
可能是由於難民身份的不安全感，也可能是早年大家都認為族群必須很快地強大健壯起來才能返回家園，多數的博巴難民給人的印象都是拼命工作、努力掙錢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特別是剛開始搬到定居營區，必須從砍樹、燒地、撿柴、攢錢給長大中的孩子買衣服買鞋，小心計算著這一頓與下一頓能否餵飽一家人的前20年。從一家人的大合照當中你通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年紀最大的孩子身材通常比最小的孩子矮小許多，年紀最大的孩子也通常沒能在學校待太久，他們把讀書的機會讓給了弟弟妹妹。
第一代出生在定居營區的博巴看起來跟附近的印度農民非常相似：黝黑粗糙的皮膚、細瘦有力的手腳、行動時身體的韻律與姿態。在南印大地，即便是從肥沃農區的Gonpo或Dege地區來的農夫也要面對這跟家鄉完全不同的氣候與土壤，更別說是來自牧區的游牧人──成為難民後為了生存所從事的農耕活動與飲食習慣改變了博巴的樣貌。當年騎著馬跨過山口從錫金進入印度的康巴漢子，現在已經變成駝著背的老人，一年四季穿著塑膠拖鞋和過寬的西裝長褲；那為圖博打過仗的戰士，現在在定居營學校裡安靜地看門。
為了求生存，或者滿足對更好的物質生活的嚮往，在定居的生活型態軌跡上，他們又不得不再一次流動，子女的養育與教育只好暫時託付給祖父母。個別家戶的收入改善卻未造就整體的發展，更多的是各家先富起來，在富強壯大的進展上考慮不及整體的社區利益，甚至是藏人行政中央的規定。RTC最初簽訂的對象是邦政府與個別家戶，那些移民國外的博巴外國公民違反藏人行政中央的規定，將土地轉讓給沒有土地的博巴難民。藏人行政中央沒有警察，沒有偵查權和懲罰的機制，藏人行政中央設在定居營區的行政辦公室只能執行流亡藏人法庭的裁斷，然而這種根據口頭協定造成不同階級博巴之間的糾紛綿延不斷。或者那些早已有了豐厚收入的博巴家庭仍然留著家裡的女眷在定居營區守著老人和小孩，缺乏勞動力耕作的土地便轉租給印度人耕種，因為轉租給博巴只能收取每年每英畝500盧比的租金，但若是轉租給Kerala邦的薑農卻可以收取70到80萬盧比的年收，這也同時引發了Karnataka當地農村民眾的抗議。
富裕與新生活之外，是否還有故鄉
由於藏傳佛教與達賴喇嘛的國際影響力，流入圖博難民定居營區的慈善收入往往超過當地的農村（雖然投資在寺院上的往往比改善常民生活還多，某些仁波切還是會進行所得重分配來捐款修路、改善學校與飲水設施），或者由於博巴比起他們的印度鄰居總有更多管道可以賺錢，而且是賺大錢，使得當地印度農村的政客與有心人士分外眼紅。在一般人際交往的層次上，不若北印的達蘭薩拉，南印的定居營區與附近的農村居民多數是和睦的。但當難民復康作用的土地被難民當成了商品買賣，當難民的定居營區逐漸蓋起了一些華麗如飯店設施的住家，當某些難民學起印度富人從貧窮的邦帶來童工在餐廳裡工作或在家裡做老人看護，族群間的貧富差距與對公民（citizen）與長居民（denizen）身份的想像又掀起了爭議與對立……，這其中，最脆弱的仍然是那些沒有土地又走不出去的博巴難民。
藏語的稱謂跟華語類似，將家族稱謂沿用到陌生人身上：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稱哥哥姊姊，和自己父母親年紀相仿的就稱Amala（媽媽）和Pala（爸爸），年紀小的則稱男孩和女孩，「la」是一種敬稱。在微雨的Bylakuppe丘陵地上，廢耕的田野連綿排列到橡樹林的邊緣。鄰近的Coorg咖啡園、香料盛產地和渡假區給這個藏人定區營區帶來了人潮，金碧輝煌的藏傳佛教寺廟則吸引了眾多來自Kerala邦、Tamil Nadu邦的旅行團，和在Bangalore工作利用週末自駕遊的科技新貴，做遊客的生意變得有利可圖。雨水溼潤了土地，土地上不長作物讓人憂鬱，如今那些勤勞的博巴在哪裡？定區營區裡華麗的兩三層舒適家屋可能是海市蜃樓，印度政府有權因應開發計畫（例如成立經濟特區）收回土地，讓博巴難民另遷他處，僅僅補償相同面積或更大的土地，不包含地上建物。當年坐在紅磚瓦屋簷下忍耐著雨季漏水的自由鬥士們，親手種下的菩提樹已經長到了三層樓高，濃密的柏樹遮住了房屋的窗眼，草原上夏季野餐的帳篷如今搭在了自家花園。博巴開枝散葉，去到了地球上的許多國家，卻一直沒能回家。也有博巴已經將印度當成了自己的家，他們說：就算有一天我們能回去了，我也不想要走了。
南印那麼熱，Amala的chupa裡面早就不穿襯衫，沒有人再穿羊毛做的藏袍。除了老一輩的藏人還是每餐無肉不歡，糌粑的青稞早已換成了炒熟的小麥和玉米，更多人每餐只吃roti（麥餅）、Dal和subji（素食配菜）。Pala在小區裡的雜貨店前面，和同伴坐著肥料袋的卡墊，重重地把Sho的骰子殼拍在塑料鞋墊代替了髦牛皮所做成的圓墊上，裡頭填的不再是自家收穫的羊毛，邊緣裝飾著印度工廠所生產的藏式花紋布料。只有舊錢幣還是圖博的，只有貝殼還是來自遠方。博巴在南印看過的太陽比在圖博看過的還多，在南印聽過的飛鳥比在圖博的還清楚，南印的天空和圖博的不是同一個顏色。藏人難民學校教的是標準化之後的藏語，新世代已不太會說康巴和安多的語言；當不同地方的博巴聚在一起，談笑使用的藏語夾雜許多印地語。那麼還有什麼是家鄉的？除了頭上髮辮紮的紅絲繩，除了耳上掛的金耳環，除了那些逐漸被遺忘的故事，那顆近60年來從未停止思念的心。
Amala穿過一樹盛開的火紅鳳凰花，駝著背慢慢地走過來用藏語問我：Bhumo（女孩），妳要去哪裡呀？我想問60年前的那個女孩，妳可知道妳要去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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