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光看疫情的資料的話，跟台灣比，荷蘭的「抗疫」是絕對不及格的。到6月初，荷蘭因為疫情而死亡的人數已經接近6,000人，根據自願獻血檢查抗體後得出的結論是約5.5%的人口已經感染過新冠肺炎。而離武漢更近的台灣，死亡人數確仍然停留在個位。
這當然有一些客觀原因。荷蘭在歐洲大陸的十字路口上本來就是人員來往的中轉站， 荷蘭也有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經濟、也不太可能直接切斷人流往來。荷蘭媒體最近也做了系統檢討，一點也不客氣的把政府最近幾個月的所有「過失」列了出來。不過好在過去幾個月最差的情況沒有出現，醫療系統和整個社會大致都正常運轉，沒有出現癱瘓。
但是跟經濟和社會發展水準都差不多相當的德國比，荷蘭每百萬人數中死亡的數字還是很可怕的。今天這一數字在荷蘭是350左右，而德國是100，比3倍還多。而在疫情剛剛開始的3月，這一數字是20和2.5（德國媒體DW在3月20日的數據），更有8倍之差。糟糕的對比，讓人一下想起荷蘭平均ICU床位在全歐洲排名倒數的事實，立即有人繪聲繪色的描繪出荷蘭ICU人滿為患，病患得不到救治而死的假消息。
當然，在政通人和、媒體發達的荷蘭，沒多少人會相信這些假消息。倒是一個華人醫生的一點分析，讓很多外人覺得有點震驚：「與其說新冠導致的死亡率，不如說是新冠相關的主動棄療率比較高。畢竟荷蘭人特別看得開，是最早承認安樂死的國家之一。年近八旬已經動過多次手術、或者癌症、心臟病之類的患者，自己都會主動要求不要進ICU，或者醫囑早就準備好不要臨終終極搶救。」
我看完以後，真的有點背脊寒涼，立即問了幾個在荷蘭生活很多年的外國朋友，大家的觀感確實也差不多。一位嫁入荷蘭人家的中國朋友跟我說，她知道荷蘭很多人都簽了不要插管的文件，和中國人「好死不如賴活」的觀念完全不一樣。那麼，荷蘭老人真的那麼「不怕死」嗎？
不怕死，只怕不能好好的死
想想還真的有點那個意思。疫情在荷蘭開始蔓延的時候，肺炎已經在中國和義大利兩個地方打了兩次「殲滅戰」。人們雖然對病毒仍有很多未知，但是一個基本事實是：病毒致死，主要是在老年人身上，社會的資源和應對重點都應該向他們傾斜。雖然跟最長壽的日本和義大利比還是有差距，但荷蘭也是一個老齡化嚴重的國家。在日本，男性壽命平均為79歲，女性約為86歲，而荷蘭相應的為77歲和81歲。而荷蘭是一個十分「適合養老」的國家，除了出色的制度保障以外，議會中甚至有一個叫做「50以上黨」，專門致力於代表高齡公民的利益。
以荷蘭的醫療和社會保障系統，我敢打賭，荷蘭的老年人肯定立即就知道疫情對自己的生命威脅。但是每一次出門（荷蘭要求社交距離，但沒有強制禁足），我都還是可以看見白髮蒼蒼的老年人。初春的荷蘭人在熬過了漫長和多雨的冬季以後，抓住難得晴好的天氣出門嗮太陽，陽光灑在銀髮蒼蒼的荷蘭老人身上，她們的背影給我留下了很持久的印象。現在我會覺得，好像我真的一點都不瞭解她們。
其實已經有很多研究來詮釋荷蘭人這一略微獨特的生死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荷蘭在2002年成為第一個合法安樂死的國家。2006年的一項統計顯示，絕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包括安樂死和其他臨終決定，並且認為一個「好的死亡」（good death）對他們至關重要。
如果再細緻追問什麼是好死的話，大部分會說與親人說再見的可能性（94％）；有尊嚴地死去（92％）；能夠自己決定臨終關懷的可能性（88％）；並且死的時候沒有疼痛（87％）。除此以外，許多荷蘭民眾還認為，維持自我獨立對於良好的死亡至關重要。也就是說，插管上呼吸機器，對於他們來說是一件不會接受的事情。
不恐懼死亡，也是一種自由
除了對死亡方式的選擇，荷蘭也以向患者提供高標準的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而聞名。這一緩和醫療的重點是改善患有生命危險疾病者的生活品質，目的是減少痛苦並提供「社會、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援」，以使患者生命中的最後幾週不必待在連接機器的醫院裡。
如果上帝跟一位荷蘭老人說「你會死於這次的肺炎」，這位老人最希望的離開方式，可能是在跟家人告別以後，在自己家裡（荷蘭老人很少跟子女一起居住）安靜的離開，就像哈利波特裡面那位守護魔法石的老人一樣。平常人想像中在重症監護病房插滿各種管子、拚搏到最後一刻的場景，似乎恰恰是很多荷蘭人最厭惡的，他們也用盡各種方式保證這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從個體的醫療選擇到形成政治訴求和法案。當然，並不是所有荷蘭人都這樣。疫情高峰時全荷蘭都很擔心的ICU床位不足，也可窺見一斑。
荷蘭人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呢？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都可以寫幾本書來闡述這個問題。即使實際的疫情數據看來這麼糟糕，首相領導的內閣支持率仍持續在70%到80%之間。顯然，比起分析理解疫情應對中的科學問題，理解人們對疫情應對的滿意度，明顯是更加讓人費解的事。
在疫情高峰快要結束的時候，荷蘭迎來了二戰75周年的紀念日。整個荷蘭社會在二戰的廢墟上重建，而羅斯福在1941年的「四大自由」理論（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深深影響了這裡人們對國家社會的暢想，在荷蘭中學的教科書中就有詳細的介紹，也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基礎之一。
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在大多數時候是一個政治選擇，在荷蘭這樣的法治國家，確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免於匱乏的自由，也是因為出色的經濟、全民醫保、最低工資和失業救濟這些社會保障，而得以在荷蘭實現。倒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很難以衡量。對於死亡的恐懼，可能是一種終極的恐懼，而免於對死亡的恐懼，可能也是一種終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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