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大陸人認為臺灣現在徹底綠化的原因出在歷史教科書。陳水扁時期在教科書改革中深入推行去中國化和臺灣主體論，即使在馬英九最盛的年代也沒有扭轉回來，以至於臺灣一代人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對中國的認同蕩然無存。「我方」的歷史被否定了，再無同心同德的基礎。可是真的是這樣的嗎？我們真的會被學習和閱讀的歷史控制甚至變成他們的產物？
這個推論放在今天的大陸和臺灣是最具諷刺意義的。我們上學時候的教科書中，會直接把國民黨叫做「國民黨反動集團」，赤裸裸的揭露其與美帝國主義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醜惡行徑。而等到了今天藍綠對峙的情勢下卻發現國民黨似乎成了兩岸統一的救命稻草，它也領導對日抗戰發揮了積極的歷史作用，而看著它眼巴巴的在臺灣政治舞臺行將就木，無數人自然望洋興嘆，無不感傷。歷史，我們讀的歷史，「讀史以明志」的歷史，似乎是一個玩笑。
在東南亞生活的時候，我讀完了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那是一本很厚的回憶錄，我花了幾個星期走走停停才看完。陳平和馬共這兩個在今日中國基本上銷聲匿跡的名字，在上個世紀的一段時期似乎家喻戶曉，他們是中國在一個瘋狂的年代搞革命輸出的旗艦和橋頭堡。我對馬共以及陳平本人並不太感興趣，印象很深的是陳平回憶裡面講述的那時的歷史，跟今天的現實的反差。
《我方的歷史》中詳細的回憶了自己怎樣在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前身）組織行業工人罷工，製造事端，以及在革命受挫流亡到中國後，鄧小平要求他繼續革命。當我正在柬埔寨的家中讀這本書的時候，東南亞之春以某種形式在這個國家上演著，成衣加工工廠的工人們一波又一波的罷工，讓中國工廠主和管理者們咬牙切齒。在罷工向暴力化發展以後，大使館照會柬埔寨政府，要求保護中國投資者的利益。書裡書外對罷工的態度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兩年前在臺灣的時候趕上了世界人權日，會議的主辦方非常用心的安排了參觀臺灣人權博物館（景美人權園區），並組織了跟之前在這裡關押的犯人的見面座談。這位老先生是個馬來西亞華僑，當年在臺灣讀大學。他在白色恐怖時期被關了大半輩子也沒搞清楚自己當初為什麼被抓了進去，唯一解釋的可能性是聽說自己在馬來西亞的親屬可能跟馬共有關係，可能自己的專業化學跟共運所需的炸彈有關。老人家活到了今天也很平和，沒有那些受害者常見的憤怒和不滿。我很記得他最後送我們到博物館門口的時候的身影，12月臺北涼爽的風吹拂著園區的樹，沙沙的響。我能感覺到他沒講的故事還有很多。
最近手頭在看的另外一本書叫做《幸運男孩》（Lucky Child），這也是一本回憶錄，作者是來自美國的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法官湯瑪斯伯根索爾，中國的國際法官劉大群親自為書的中文版作序。伯根索爾自己是納粹大屠殺的親歷者，一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那時他還只是一個10歲的男孩。現在年逾古稀的他在回憶錄講述自己那時的經歷，語氣很平和，我尤其同意書中說的，雖然已經有很多人從各個方面寫過大屠殺，但是他的回憶錄還是很重要，因為這能讓我們通過親歷者的眼中看到這段歷史。
我想我這樣的人不停的穿梭在隔離的世界之間，應該是對不同的「我方的歷史」有最直接的感受的。不管是東方、西方還是大陸、臺灣、香港，我們都被截然相反的歷史敘述左右，以至於到最後我開始厭倦了去知道哪個才是「正確的」歷史。有人告訴我歷史這個詞在英文裡面的翻譯是「history」，從詞根上可以理解成「his story」，意思直接翻譯是「他的故事」。我想這個「他」可以是掌權的人也可以是普通人。比起官方書寫的「我方的歷史」，普通人的經歷和回憶是更有溫度和真實的歷史，或許更有歷史本來的面目和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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