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大陸和台灣在歷史、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各種相同與迥異，造就大陸市場對於台灣始終有著舉足輕重卻也微妙的關係。自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長期維持高速的成長，然而，近年來面對產業轉型、收入分配不均、環境衝擊等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環境發展的挑戰，經濟成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的「新常態」經濟，而決定開始採取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等重大措施，以應對未來經濟的挑戰。
近期，大陸最熱門的經濟政策之一，就是自貿區的設立。自貿區採負面清單表列，重視市場機制，減少行政干預，放寬限制，可謂經濟開放上的改革創新。隨著今年四月天津、廣東、福建三個新自貿區的掛牌成立，將更加拓展、甚至深化上海自貿區的改革開放政策，未來大陸的「1+3」自貿區戰略佈局，即是希望藉由更多自貿區的試點效果，在大陸各地複製更多可行的經濟改革經驗；因此，我認為自貿區扮演著推動經濟結構改變的引擎角色。
過去，為了替公司謀略大陸發展與佈局，我與我的特助至佑兩人曾不下數十次地深入走訪大陸各個城市，沿海、內陸，一線、二線、乃至於三線城市，去了解當地市場需求與當地政府政策。大陸的經濟發展態勢和政府的政策推動密不可分，評估一個城市的發展性和前瞻性時，國家策略方向與當地政策規劃若能相輔相成，未來這個城市的前景必定可期。
因此，天津這個城市的發展和天津自貿區的成立，其實絕非偶然。天津在歷史上即因漕運而興起，自1860年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後，西方多國在天津設立租界，使天津成為中國北方開放的前哨站和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基地，工業、商業、金融業等發展迅速，久居北方金融和商貿重鎮。
在2006年3月，大陸國務院批覆的《天津市總體規劃》將天津完整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生態城市」，並將「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設立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此即不難看出大陸中央政策扶持天津發展的立意。天津當時已具有金融創新、航運金融與融資租賃的市場與優勢，特別適合切入租賃與銀行業務。
大陸中央後於2013年8月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由於天津海港運輸的地理優勢和商貿金融背景，加上離北京僅短短一百多公里的距離，高速鐵路半小時即可抵達。透過京津冀優勢互補，進行整體區域的產業結構調整，如今已正式納入大陸國家戰略，將天津過去猶如天子腳下之影的角色，提昇到與北京互補、互助的地位。此後天津能胃納並調節北京的市場與商機，北方的區域發展藍圖於是成形。
天津自貿區的成立在這樣的發展主軸下宛如安裝了強力驅動引擎；未來天津自貿區將依附在京津冀產業、區位等優勢下，成為中國北方國際航運及物流中心，融資租賃亦將擴大發展，促成民營企業的成長，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承接載體。
天津自貿區由三個區域構成，其中：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重點發展以金融創新為主的現代服務業；東疆保稅港區發展航運物流、國際貿易、融資租賃等現代服務業；天津機場片區重點發展高端製造業和研發設計、航空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此三區域各自著重不同產業，發揮優勢互補的功能；尤其是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為大陸融資租賃產業聚集區，憑藉著多項融資租賃創新模式，將成為自貿區的重要實驗基地。此外，天津自貿區簡化外資准入審批程序的一大特點，和設立自由貿易帳戶體系，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實現跨境融資自由化等可期政策，亦將天津推進至與上海自貿區同等的自由港地位。
有鑑於上海自貿區的金融創新有成，人民幣資金池等政策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未來，包括天津自貿區在內的四個自貿區，將成為台灣企業進入大陸市場的必爭之地，金融市場也必蓬勃發展，商機無限。而這四個自貿區只是大陸經濟改革的先端，若此模式推展成功，未來將還有許多翻版，許多建設並可望由本來的沿海城市逐步推進至內陸城市。因此，台灣企業在佈局大陸市場時，不妨以大陸整體經濟發展著眼方向及區域發展方針為綜合考量因素，並以自身利基點和當地市場的成長空間，尋找適合自己的切入點，開創下一個新藍海。
今年，三個自貿區的設立，猶如為廣大的大陸市場開啟大門，引進活水，如何藉此重新審視企業於大陸市場的佈局，善用與應對這些開放政策下的機會與挑戰，值得我們樂觀看待、審慎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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