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我在家裡工作，突然有人來按門鈴，門打開，是兩個瑞典左派黨的助選員，他們劈頭就問，地方政府選舉，你打算投左派黨嗎？我說不，我打算投社民黨。他們又問，左派黨的預算案要怎麼提，才會讓我改變主意改投左派黨？我說如果能減緩中等學校的私有化，我就會考慮。其中一個人把我說的話記錄下來，另一個給我一張傳單，指著上面的連結說，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目前不同政黨針對我的城市提出的預算案，也強調左派黨在教育上的預算是最高的，請我再仔細比較一次才做決定。這時我的貓走出來，他們和我的貓玩了一下，就去按下一戶的門鈴了。
我在瑞典經歷過兩次大選，在激烈的選舉期間，常常遇到助選人員的訪問，也常聽他們和民眾談話，談話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如此。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喊誰誰誰凍蒜，或是試著說服民眾哪個候選人誠實有熱忱。他們嘴裡說的，總是由數據資料交織而成的具體方針。
瑞典人用數據思考、分析的習慣從政治、工作、教育到生活，處處可見。
剛到瑞典，發現搭公車時偶爾會看見穿著背心的人拿著紙筆坐在公車上做記錄，他們記錄上下車的人，有時候也拿問卷給乘客回答。他們的背心上寫著SCB，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瑞典數據局（Statistic Central Bureau）。
瑞典數據局有一千多名職員，在22個部門下工作。從數據局的規模和工作內容都可以看出瑞典人對蒐集和整理數據的熱情執著，可以說是到了一種異常程度。從使用公車的人潮和時間帶，到國內初生嬰兒父母的飲酒習慣的等等，都詳實紀錄，並且以簡明的方式在線上資料庫或從1914年開始每年定時出版的瑞典年度統計書（Statistical Yearbook）中呈現。針對各種行業領域的數據統計也是鉅細靡遺，我和同事使用大學職員帳號就可以登入高等教育數據庫，查到每學期每個大學課程的申請記錄，清楚看到申請人數的消長，和申請學生的組成等等，從這些數據學校和老師可以更有效的預估隔年的申請情況，調整預算和分配資源。不難想像，那些看似零碎的公車搭乘人數和父母飲酒習慣的統計，也對公共交通的規劃和酒精的販賣和勸導政策有直接的影響。
幾年前，我為了修稅法課，在瑞典高中補修了社會科和商科需要的數學學分。說實話，除了很基本微積分以外，這門數學課比我在臺灣學的文組數學內容要簡單太多了。學期末，我拿到全國統一期末考試的時間表：4小時的筆試，接下來是30分鐘口試。
數學期末考要考4個半小時？而且竟然要考口試？原來筆試中除了演算題以外，還包含了許多敘述式的簡答題，必須花時間回答。口試是3到4個學生一組，我們拿到了幾個二次方程式的曲線圖，必須輪流用自己的話解釋不同圖形的含義，並討論該概念如何應用於生活中。我自認解題速度絕不輸瑞典學生，但到了口試現場，我在台灣訓練有素的頭腦卻失靈了，老師只是換個方式問我，我就開始說得顛三倒四、坑坑疤疤。這個將書本上的數學知識，透過語言，使其產生意義的過程，從其他學生回答的神情中看得出來他們已習以為常，對我來說卻是一個未知的領域。
瑞典升大學首要是看在校成績，但是也有一個大學入學考試。如果覺得自己在校成績不理想，或是高中畢業多年後才決定申請大學的人，這個入學考試就是他們的另一個機會。考試內容包含語言和數學兩類，在數學類裡有一個叫做「數據、圖表與地圖」（Data, Table, and Map）的科目，比重占了數學類的三分之一。這個科目的考題並不特別難，內容包羅萬象，多為貼近生活的常識性問題，但都有一定的複雜度，主旨是測試學生是否有耐心把資料圖表解讀透徹，並且能避開那些常見的數據陷阱。根據瑞典大考中心，準備這個科目沒有別的訣竅，只能靠大量閱讀非文學類作品和新聞，確實累積分析數據、圖表和地圖的經驗。把這樣一個科目列為大學入學考試當中其中一科，還有不惜花費資源安排長時間的期末數學筆試口試，這些政策都顯示了瑞典在教育上的某種宗旨和決心。
瑞典近幾年的Pisa數學評比成績不盡理想，所以這兩年舉辦數學教師研討會的時候，他們從Pisa數學成績的常勝國日本和韓國請來了資深老師，讓他們在臺上示範教學，瑞典數學老師則在台下殷切學習。我先生參加完研討會回來，興奮地跟我說日本老師解釋深難題的技巧和板書都太厲害了。我心裡不禁想，其實讓學生答對了深難題，又如何呢？
知識教育的目的除了栽培專業才能以外，對整體社會來說，更關鍵的是培養現代民主社會中每一個選民都不可或缺的思考力和耐性。在台灣似乎有許多人覺得分析政治和社會「太難」，覺得那是知識分子或菁英的事。但是在民主社會的選民組成中，知識分子和菁英所佔比例其實是很少的，台灣的選民當中，有約7成是學歷高中以下的民眾。也就是說，政府的素質，絕不可能光由大學學歷以上的人決定，而是仰賴整體選民的判斷力來決定的。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大多先進民主國家都認為有必要從中學，甚至更早就開始著手培養理性思辨等民主素質。
最近臺灣民眾對許多歐美國家的哲學教育心生欽慕，認為台灣也必須推動哲學課，同時也有人指出，並不是每個歐美國家都有哲學課。哲學課是否必要？我的淺見是，也許問題核心不在哲學課本身的有無。我不想太悲觀，但如果今天台灣開設了哲學課，以目前臺灣對教育的態度和作風，哲學課要不就是成為一門必考科目，考試時出現「請將以下哲學家以年代排列」這類題目；要不就是成為邊緣科目，被拿去惡補英文、數學。相反的，如果一個教育體系從課程結構到師資培訓都以培養國民思考判斷為宗旨，不管是國文、數學、歷史還是理化，每一個科目都可以、也都必須教得很「哲學」。
回到數據。為什麼瑞典這麼重視數據的彙整和教育？我想有兩個理由，第一，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很難被問題表象迷惑，更能看到癥結。第二，懂得看數據的人，較不會被偏頗的數據誤導。
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很難被問題表象迷惑。
人在用直覺看待事物時產生的直觀印象，很容易被感性或外力因素扭曲。在瑞典課堂上，老師最喜歡用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第一個是請學生預估每年全世界因為鯊魚和空難的死亡人數，以及因為交通事故或某種疾病的死亡人數。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學生總是高估因為鯊魚和空難而死去的人數，而低估了因交通事故和疾病的死亡人數。鯊魚和空難的形象在人們心中佔有如此地位，就是我們本身的恐懼，和新聞媒體釀造出的扭曲印象。
另一個例子，是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現在社會越來越亂，越來越可怕了，真想回到以前古老淳樸的社會。」這也是一個典型的一廂情願。知名作者Steven Pinker寫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何暴力減少了》（The Better Angle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一書中，宏觀整理了人類在歷史各階段死於暴力的人數統計，發現人類歷史中除了幾個特殊時期，如兩次世界大戰之外，暴力的普遍度和強度都不斷在下降，而今天，可說是人類在歷史上活得最和平安全的時期了。
如果總是跟隨直覺，我們很難不被內在情感左右，或被外在環境影響，造成思考的空轉。
前陣子這張照片在網上造成話題。這個菲律賓小孩利用麥當勞燈光寫作業的畫面感人至深，在許多國家的網站，照片被加上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或是「你還要繼續怨天尤人嗎？」等勵志小語，被上萬人分享按讚。但是這張照片在瑞典沒有造成同樣的迴響。我想當瑞典人看到這張照片，他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有多少孩子家裡沒有電燈？這個用功的孩子，和其他千千萬萬我們看不到的底層孩子，在現實中能脫離底層的機率又有多大？
很多畫面和字詞都會帶給人們振奮的力量，我們看到勞工在工作崗位上認真效命、孝順的子女無私地照顧長輩，就會頓時覺得很溫馨、很有希望。但如果用冷靜宏觀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往往很難再單純地被感動，因為我們會想到，這位勞工的工作時數有多長？工作環境怎麼樣？台灣又有多少家庭有能力獨立照顧家中老人？其他的家庭怎麼辦呢？
同樣的，當我們看到充滿正面的形象字眼，配上悠揚音樂，候選人用感性口吻說我們要這樣那樣，但沒什麼實際內容的選舉廣告，也許也不會再分泌任何腦內嗎啡了。
幾年前，瑞典社民黨有一則選舉廣告，廣告的基調很安靜，場景是一個病房，一隻老邁的手從病床上伸起，一次又一次地按著呼叫鈴。畫面拉到病房外，醫院走道上空無一人，只有呼叫鈴的聲音在走廊中迴盪著……。這個廣告我只看過一次，但直到今天都印象深刻。
我以前曾在一個爸爸是飛行員，媽媽是空服員的家庭當保姆，6歲的蘇菲對於爸爸媽媽在飛機上工作這件事非常驕傲，常常要她媽媽幫她梳空服員的頭。某天上午，我接到空服員媽媽從機場打來的電話，說蘇菲在幼稚園發高燒，她已經請了育兒病假，現在儘快從機場趕回家，請我先去接蘇菲。我接了小臉蛋燒得紅通通的蘇菲回到家，試著安撫她，而她只是一直喃喃地問媽媽在哪，直到她媽媽像旋風一樣衝進門。那天她們母女倆蓋著一條厚厚的毯子，在沙發上安靜地度過一下午，蘇菲常從睡夢中驚醒，睜眼看到媽媽，又安心地睡了。在瑞典為兒女生病請假是父母的權利，可以拿到約8成的薪水。
用勵志、激昂的演說和畫面來感動人再容易不過了，但是到頭來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最重要的，偏偏都是生活中那些最輕描淡寫、不可言喻的瞬間。是在病床上伸手按呼叫鈴的時候，有人來回應你的需求；是孩子們在為父母的工作感到驕傲的同時，在最需要父母的時候，可以和他們窩在沙發上度過一個安靜的午後。
相反的，看到負面消息時，直覺和感性也常讓我們矛頭指錯方向。前陣子媒體發現有許多教師請育兒假時刻意跳過暑假，多領兩個月的薪水。看到這個報導，很多人氣憤地說，身為老師怎麼可以做出這樣的事？太沒有「師德」了！在一片道德譴責中，我幾乎沒看到有民眾針對法規漏洞提出討論，也沒有再看到關於檢討法規的後續報導。現實是，這些老師並沒有違規，只要規則不改變，這個現象八成會持續下去。這將造成多少社會成本的損失？未來又要如何杜絕這個損失呢？
2011年瑞典社民黨黨魁身陷一個轟動全國的醜聞，我很好奇地去看看他到底做了什麼。原來，因為瑞典有很多國會議員平時在地方政府任職，只有國會開會期間到斯德哥爾摩工作，因此被選任為議員的人，可以向政府申請斯德哥爾摩的公寓和房租補助。因為這位社民黨領導人的同居人長期居住在這間公寓裡，所以按規定他只能申請補助該公寓一半的房租，他卻隱藏事實，申請了全額房租補助……。記得那時放下報紙，我心裡只有一句話：這也叫醜聞？心裡不禁佩服瑞典法規的嚴格，和守法意識的高漲。
後來我連修了兩門瑞典稅法課，學習了瑞典稅法這幾十年的更迭，才瞭解瑞典人的道德素質絕沒有比任何人高，所有可以想到的垃圾政治人物、既得利益者做過的垃圾事，瑞典人也都做過。瑞典的所得稅法條文就像是一個有機體，除了隨著領導政府的左右傾向不斷調整以外，條文旁邊的判決案例和注釋也年年都在節外生枝，這些對條文的編修和注解，其實也是一次次垃圾事留下的足跡，思慮之深之細，根本是要讓想逃漏稅的人，還有修稅法課的學生們抓狂。
這種檢討和修改法條的程序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常常顯得疲軟無力。我想其中最大的阻礙，在於我們選出來幫我們審視立法修法程序的人並不適任，而不適任的根源，又以個人、團體間的利益輸送最為顯著。
其實這個現象到處都有，美國新聞評論喜劇主持人John Oliver有次在節目中提到，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選了一個主席，而這個人曾是專門在議員間奔走為企業利益遊說，被美國多家網路通訊龍頭高薪聘用的得力說客。John Oliver說，由他任職國家委員會主席的荒唐程度，就好像是家裡有個寶寶，卻花錢請一頭餓犬來當保姆一樣！我覺得這個比喻非常有力。每一個法案都攸關臺灣社會的公平和安全，而在立法機制中，我們到底選了多少隻餓犬來幫我們看孩子？
現在有很多餓犬正披著羊皮，在街頭上廣告裡用溫情的言語試圖感動民眾。但是習慣用數據思考的選民是很難搞的，因為我們沒那麼容易被感動。誠意和政治魅力都是表象，我們在乎的只有在審議和表決的時候，他們會站在哪一邊？會提出什麼樣的具體方針？
而懂得看數據的民眾，就更難呼攏了，關於瑞典各陣營如何使用數據論述互相攻堅，考驗民眾解讀數據的能力，以及這在種攻防之下產生的進步動力，礙於篇幅，待下次繼續。
（本系列文章稿費已全數捐予台灣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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