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顧炎武到歐洲去，見到了和他同時期的牛頓和笛卡爾，會發現那時候歐洲的知識分子們在做學問的時候，用的也是一種遙遠古典時代的語文──拉丁文。
顧炎武、牛頓和笛卡爾小的時候背著書包到學校，都要先和同學搖頭晃腦，反覆念著陌生的文法，背誦陌生的詞彙，潛心學習一種長久以來智識圈使用的語言。接著還有一大部分教育內容，是研讀約2千年前的古典著作。
在那時候，沒有任何人的母語是拉丁文。雖然義大利語、法語等語言是源於拉丁語，但無論在詞彙、句法等層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義大利和法國小朋友在學拉丁文的時候，除了少數用語可能似曾相識外，所需要花費的精力，和學習任何一個其他語言是不相上下的（對英國的牛頓小朋友來說那更是不用說了）。
文言文是基於先秦期間的口語發展出來的書面體，經過千餘年的漢語變遷，顧炎武小朋友學習文言文時，和笛卡爾、牛頓小朋友學拉丁文是差不多的情況。換句話說，曾經，東亞和歐洲的學童們都要重新去學習一門語言，才能拿到通往智識圈的門票。
這個做法背後有很多理由，理性的感性的實務的都有。比方說文言文比白話文精簡、能與傳統連結、能作為社會地位標誌等等等等。
但是隨著知識普及的需求越來越大，人們也漸漸意識到，用平常說的自然語言來汲取知識，能把學習成本降低很多。這也是白話文運動的宗旨。
然而，白話文運動只解決了知識普及的效率問題，卻沒有處理我們和文言文之間的關係。在白話文運動以後，我們該如何看待文言文？
歐美學生學拉丁文，就像我們學文言文嗎？
和文言文相比，拉丁文的興衰背後又存在更複雜的因素。羅馬帝國、天主教堂、各地語言分化、民族國家興起和各國的國語運動、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等等，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雖然脈絡不完全相同，然而我覺得西方和拉丁文的關係，和我們與文言文的關係有很多有趣的重疊。拉丁文在歐美義務教育的地位和他們看待拉丁文的方式，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照組。
拉丁文在歐美學校教育曾經有很崇高的地位，雖然近幾十年來有漸漸式微的趨勢，但學生只要有意願，仍然可以選修拉丁文課。在語文或是其他課堂上，學生也被要求或鼓勵去看古希臘羅馬經典作的現代翻譯。在各國也總有一群對古文充滿熱情的古典派老師。
這其中又以義大利和希臘的學校最為顯著。今天的義大利高中生必須修拉丁文課才能選填大學的某些科系；而在希臘，拉丁文更是學測的一個主要科目（希臘學生更忙，還必須學古希臘文）。
從這個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拉丁文之於西方就如文言文之於華人，是一種對文化核心的追尋，智識傳統的薰陶，同時也是認同的構築。
但除了這些雷同點之外，我想提出一個很關鍵的不同之處，這個不同之處和「文藝復興」有關。
不能質疑的儒學權威，和鼓勵對話辯證的文藝復興
在2千多年前，先秦的中原，古希臘羅馬的地中海，都處於諸子百家爭鳴的氛圍中，各派哲人對人性、人世做出深刻又多元的叩問和辯論。而隨著秦漢和羅馬帝國在歐亞大陸兩端各自興衰，「儒學」和「天主教」的教誨分別被提升到了「經」的地位，成了不能被質疑的權威。
並不是說儒學和天主教本身有多不好，問題是在於「獨尊」。試想，突然間世上所有事物都有了標準答案，自然會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
而「文藝復興」之所以具有這麼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在歷經了漫長的中世紀後，它讓人們再一次抱著懷疑一切的眼光探究萬物，促成一種「思想的解放」。
在文藝復興開始前，其實拉丁文已經逐漸被歐洲各地發展的語言所取代，而文藝復興運動就像是一劑強心針，讓拉丁文在學術、文藝圈又存活了幾世紀。
為什麼文藝復興學者獨鍾拉丁文？因為他們想要追溯回古希臘羅馬古典時期那些諸子百家的論述和文藝作品，再次浸淫在那個沒有「正確答案」的開放氛圍中。於是曾經天主教色彩濃厚的拉丁文，在文藝復興時期轉型為「古典拉丁文」，成為一種「愛智」的象徵。
而相對於這種回歸自由的內涵，在中華脈絡下，我們對古文的想像與教學，卻十之八九仍然在儒學的框架之下。一樣都是古文教育，西方以之解放思想，我們以之重述權威。這就是為什麼，在歐美，古文教育讓人聯想到「愛智」，而在台灣，古文教育讓人感覺「礙智」。
雖然基督教傳統在西方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塑造了他們的生命觀和價值觀，但是在「西方文化基本教材」裡面，絕對不可能只有基督教教義。相同的，儒家傳統對中華文化影響至深，但中華文化也絕對不能用儒學一言蔽之。
然而在現實中，兩漢以後的中華智識論述很少能跳脫儒學鋪天蓋地的影響，因此我相信，台灣的古典教育必須突破儒學的詮釋和打亂經史子集的次序，盡量用最自由、批判的姿態和古典互動。
比方說，如果我們只讀儒家的詮釋，就會認定堯舜禹的「禪讓」是真實而美好的。但是如果讀韓非子，甚至儒家的異端兒荀子，都可以找到不少懷疑「禪讓」記載和論述。他們不但質疑「禪讓」的真實性、也質疑「禪讓」在制度上和道德上的意義。
顧炎武在17世紀鑽研廉恥，參考的對象包括孟子、歐陽脩和顏之推等人，整理的筆記看似豐富，但全部都已經有一個「理所當然的」「正確的」的出發點，顧炎武也完全沒有質疑的意思，因此呈現出的思想向度是很單薄的，也很難期待學生會因此獲得思想上的挑戰或樂趣。
在18世紀，康德為了思考「羞恥」在道德上的意義，跳過了基督教傳統對罪惡和羞恥詮釋，與先秦時代的亞里斯多德展開了跨越2千年的詰問和辯論，他們討論羞恥心作為道德的動機，是否足以構成理想的美善。最後康德推翻了亞里斯多德，建立起自己的論述。
對於道德、人性、人世的探討，我們跨越2千年，回到中原那個遙遠而自由的年代，或是跳脫權威的預設，也可以在浩瀚文海中找到許多寶藏。
界定學習古文的目的和方法，是古典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白話文運動至今已經百餘年，我們處理好我們和「古文」之間的關係了嗎？
我認為清楚界定學習古文的目的和方法，是古典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如果我們想要透過古文學習一種精簡、嚴謹的語言，那麼我們選的課文會有點像其他語言學習的課文，內容不需要太複雜，重點在於解析詞性、句法結構等。
如果我們想透過古文獲得文化、美學的薰陶，則是透過各代深刻雋永，並且能與學生產生連結的代表作。從窈窕淑女、千里嬋娟、枯藤昏鴉、大江東去等各種意象和情境帶來的體感溫度，到「笑問客從何處來」、「勸君更進一杯酒」、「上有加餐食」、「但願人長久」等歷久彌新的真摯人情世故，還有用音韻、節奏創造出來的音樂性愉悅等等。
如果要透過古文練習批判和思考，則可以透過架構完整、論據紮實、立場各異的古文去擷取先人的智慧。
以上三種教學重點，只有第一種需要學生之乎者也、一句一讀地去背、去考。其他兩種，一是美學經驗和興趣啟發，不需要用考試去壞了學生胃口，二是思辨成分大於語言學習，大可以用白話翻譯從旁輔助，幫助學生理解。
更重要的是必須記得，白話文的表達和論述，也是語文教育的一大重點，甚至應該是比古典教育更優先的。
思想怠惰，才是教學者的恥辱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文言文教育，每次班上有義大利或希臘學生，一定會和他們聊聊兩國的古文教育。義大利和希臘學生說，他們的古文教育曾經和台灣一樣嚴格，希臘甚至比台灣更變態，曾要求學生能夠古文、現代文雙向翻譯，引起了許多批評。而千禧年以後兩國都經歷了大幅度的改革，古文教育的重點逐漸從「研習字句」轉移到「理解、詮釋內容」上面。
學生每週時間就這麼多，素養教育講求思學並重，過去幾乎都拿來「學」的時間，勢必要被大量瓜分去做「思」的練習，教學也勢必要更講求效益。提升效益的關鍵是認清教學宗旨，如此才能用最好的方法，給學生帶來最大的啟發。「以前這樣教，所以現在也要這樣教」，這種思想怠惰是教育者最大的恥辱，讀再多〈廉恥〉也於事無補。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3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