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榭大道旁的社會住宅。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羅惠珍攝。

非常難得,台灣的政治人物終於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在這選舉季節裡,爭相提出有關居住權利的政見,而如何將如廣告般繽紛炫眼的政見具體落實為可行的政策,這個龐大的工程不是一個營建署就能承擔實現,住宅政策必須要有中央部級的行政規格和法案執行,還需社會整體共同督促。

其實,歐洲國家重視住宅政策,半個世紀前已成立住宅部,專責人民的居住幸福和都市發展,法國只不過是其中一例。

法國從1960年代起,就將人民的居住問題視為國家政策。住宅部起先與裝備部併在一起,後來又與都市發展、交通、海洋、觀光等部會合併,依不同時期的需求而調整。

進入21世紀後,比起其他部會,住宅部相對受重視,與就業、環境等政策,都被視為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元素。

最近幾年,法國政府傾全力以達到人民對居住權的要求,無論左右派政府所制訂的住宅相關法規,都標示著那一任政府或法案主導者的政績,這也顯示法國人對住宅問題的感受度之高。

2000年,法國的左派聯合政府制訂了《社會連帶與都市更新法》(loi relative à la solidarité et au renouvellement urbains 簡稱SRU)。這部法律的核心條款是第55條:法國人口15萬以上城市其周圍市鎮(社區)人口超過3,500人,大巴黎區超過1,500人的,就要有20%的社會住宅。事實上,有不少市鎮並沒有達到規定,每年得繳罰金。2013年1月18日,法國國會將這個條款上修為至2020年,必須達到25%的社會住宅。同時也將法條的精神增加為永續發展,社會住宅普及全國各地。

一片屋頂,是我們的權利

2007年3月,法國右派政府頒布一部《可抗辯居住權法》(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簡稱DALO)。這部法令制訂的原由戲劇性:

2006年12月,有個名為「唐吉訶德的孩子」(Les enfants de Don Quichotte)的社運團體在巴黎市的聖馬丁運河邊搭起了二百多個帳棚,社運人士和街友都睡在運河邊的小帳棚裡,寒風吹落了一條不起眼的標語「希望聖誕夜不要流落街頭」。他們以行動凸顯法國嚴重的居住問題,換句話說,請大家睜大眼睛看清楚,冬天睡在運河邊的帳棚裡,一點都不好玩,但的確有人是這麼過冬的,不是每個人都能睡在暖烘烘的被窩裡。

寒冬裡的抗爭只有凍僵的手指和流不停的鼻水。聖馬丁運河邊的「裝置藝術」活生生的上演了三個月,法國的藝文和社運團體陸續在幾個大城市的廣場搭帳篷,標語寫著「我們都是唐吉訶德的孩子」、「一片屋頂,是我們的權利」(Un toit, c’est un droit)。

巴黎美麗城squatteurs反迫遷運動。

或許我們會想問:「沒得住或住得差的人,為什麼還那麼理直氣壯向政府要求呢?」更不明白那些人「怎麼不低下頭來檢討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或不會賺錢,才會只能住破爛房子」。

恐怕不是只有台灣人才會把擁有豪宅、名車作為人生奮鬥的目標,作為一生努力的具體成果。反過頭來,也有這樣的批評聲浪:「那些人生魯蛇組最好退到一邊、低頭摀住臉哭泣吧!怎麼還好意思跟政府要房子住呢?」

錯了。居住是基本人權,是每個政府都要為民眾設想的,特別是那些經濟能力薄弱的人。當「唐吉訶德的孩子」在巴黎冬天的運河邊搭帳篷抗議時,歐美國家的媒體都來關注,因為,這是全球共同的困境,很多人買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很多人不願意把他們辛苦工作所得都拿去繳房租,繳房貸。

這個運動直指社會住宅的供應量不足。因此,當時右派政府的就業、社會團結和住宅部長伯爾洛(Jean-Louis Borloo)立刻著手制訂了《可抗辯居住權法》(le 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簡稱DALO),開宗明義寫著「為了社會和諧而訂的法律」。主要內容是:如果你是無住處者、有被驅逐出住處之威脅、住在緊急寄宿中心超過6個月或住在中繼屋超過18個月,目前居住在設備不良的房子(如無暖氣設備、無飲用生水……),有一名殘疾兒童或你本身為殘疾者,一對夫妻或兩人居住空間少於16平方公尺,多一人再加9平方公尺,八人以上住在不及70平方公尺的房宅內,你向地方政府申請社會住宅多年仍未獲滿意回覆者,都符合使用這部法令的資格。

你可以向當地協調委員會提出訴願,未果,則可向省政府訴願,最後還可向行政法庭訴願,好在最短時間內取得符合你所需的社會住宅。

這部著名的DALO法條中,給予「佔據民宅」的人極大寬容,住家遭人「佔用」,如果屋主沒有在48小時內報警處理的話,那麼借住者無須立刻離去,而且這種行為只是非法,不能視為犯案。

借住一下巴黎三區咖啡館。

法國的政治人物很在意「歷史留名」,制訂法案的部會首長跟著法案齊名,例如這部DALO法案又叫「伯爾洛法」,最近幾年很快申請到社會住宅的人都感激伯爾洛先生當年制訂《可抗辯居住權法》。至於那些房子太多最後被人「借住」而氣急敗壞的人,心裡咒罵的也是目前還在政壇的伯爾洛先生。

增加住宅供給量,以社會混居打破階級對立

2012年法國政黨輪替之後,除了拼經濟拼就業外,更強力推展住宅政策,換句話說,增加住宅的供給量。住宅部長管轄全國的私人住宅和社會住宅,包括房租規範和興建房宅的國有土地取得等等。

2014年12月,法國政府頒布《住宅渠道與都市更新法》(loi pour l’accès au logement et un urbanisme rénové,簡稱ALUR)這部法案由當時的住宅部長杜佛勒(Cécile Duflot)主導,因此又稱為「杜佛勒法」,被視為法國居住權政策的深層革新。

這部法案有兩大主軸,一是規範房租價格,房屋仲介業的服務費,並將冬季休兵期,從每年11月1日延長至隔年3月31日(原為3月15日)這段期間即使房客未繳房租,房東也不能將他趕走。二是國有土地釋出時,應以建造住宅為優先,尤其是社會住宅,且應以低於市價出售給地方政府。

十三區著名的社會住宅。

巴黎市政府從2015年8月1日起正式落實規範房租價格法令,依街區地段將巴黎市劃為八十個房租價位參照區,再依屋況屋齡隔間等決定租金屋主所定的房租不能高於參照價格的20%,而當屋主目前出租的價格低於參照價的30%時,便可名正言順的調漲房租。這項規範實施一個月後,巴黎市的房租價格下降17%,房仲業起先很反對政府干預,現在則表示有了規範大家照著走,他們的業務輕鬆多了。

杜佛勒離職後,由皮內爾(Silvia Pinel) 接任,住宅部更名為住宅、國土平等和農村部。從部會更名,可見新部長的任務不僅朝向城鄉平衡發展,同時要進行「社會混居」(mixité sociale)的大工程。社會混居的概念就是要經由住宅融合,去打破豪門╱貧窮,菁英╱庶民的差異對立。

沒錯,這是相當複雜的社會工程。法國新任住宅部長已經擬訂二十個行動,逐步落實社會混居的目標。其步驟就是巴黎市政府正在進行的,將社會住宅建造在高檔住宅區內,例如在艾菲爾鐵塔附近的七區、十六區,著名的豪宅區裡住進了以在醫院清潔打掃維生的家庭,或讓失業的家庭住到聖哲曼大道上,低收入戶住到高級住宅區,享有充足的公共建設,低收入戶的孩童到優良學區就讀。

十六區的新社會住宅。

打個比方吧:想像一下,把台北市申請社會住宅的低收入戶安頓到台北市的大安優雅街區、信義豪宅街區或天母精華街區等,將低收入的新竹縣民安置在竹北的豪宅街區,讓台中市的低收入戶住進七期「大宅門」。

你聽到尖叫怒罵聲了嗎?那不是巴黎人在呼喊。法國人不熱衷買房置產,更別提投資炒房了。他們對房價的反應相對遲緩,自住戶甚至無感。倒是對膚色種族有著刻板印象的人,初期的反應比較強烈,一旦適應鄰居的文溫有禮,也就逐漸混合了。

為了讓低收入戶住進高檔街區,法國住宅部甚至要修正社會住宅的房租分級制度,也就是說,讓那些連那個街區的社會住宅最低價都付不起的人,以個案處理,總之,先讓貧富高低混合,其他的均可調整。

推行社會混合首要利器就是社會住宅,你很少聽到巴黎哪個街區的房價因為新添社會住宅而下跌,房屋市場買氣低迷和社會住宅無關,那是因為收入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所致。

法國政府以推動社會住宅為重要政策,可想而知是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因為沒有一個政府會「拿選票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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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駐法記者,之前曾在多家媒體任職。二十多年前被某種追夢意念驅動而到了法國,從西歐大陸打開了一扇觀看世界的窗。如今重返島嶼繼續築夢,但不再是個人夢想。熱愛寫作和演戲,曾經主演過一部電影,期待一炮而紅,結果電影沒上映。著有《築夢洛維尼》、《台灣媽咪在法國》、《巴黎生活派》。譯有《傅柯 危險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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