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央視董倩專訪武漢市長周先旺，周先旺針對外界的質疑與憤怒，從程序的角度來談責任歸屬，直指北京的決策造成了武漢地方政府沒有權力即時處理疫情。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北京的決策到底是對是錯，但這個事件反映出一個在管理學上的大議題：由上而下（top down）的決策跟由下而上（bottom up）的決策，到底哪個比較好？
高風險換來的高效率
中國是極權國家，什麼事情都國家說了算。就制度來說，雖然地方政府也屬於國家的一部分，但中央政府的權力與權限仍時時刻刻約束著地方政府。這樣的制度當然有好處。當中國政府專注在少數目標時，往往展現出極高效率，國家機器一動起來，就像火車在軌道上奔走一樣，不達目標是不會停下來的。但問題是，要是軌道的終端目標是錯誤的呢？或者，要是突然有群羊闖上了軌道呢？
這個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風險承受度。決策絕不能錯，因為中間忽然要改，可能會改不了；過程不能出現預期外的事件，否則就可能導致失敗。
即便如此，中國仍挺過一次一次的風險，並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系統，微幅擴張了風險承受度。這件事情是好的嗎？
我認為，人們過度信任任何一種系統的時候，就是風險最大的時候──特別是，當這種系統的決策模式傾向單一而非多元時。這幾年來，中國處理了許多麻煩事，例如GDP成長趨緩、債務占比逐年提高、糧食自給率逐年下降、社會迅速老化人口紅利消失……這些動輒得咎的長期問題，在中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之下，好像也沒什麼了。於是，我們看到農曆新年前一群武漢市民接受採訪時，不戴口罩、滿臉笑容地說：「有政府不怕！我們相信黨！口罩都不用戴！」
中國是否學得會改變？
長期問題，你可以數據造假、可以挖東牆補西牆、可以指鹿為馬粉飾太平，但病毒才不管這些人類社會的法則。病毒很誠實，要傳染就是傳染、要擴散就是擴散。病毒不會因為WHO說了這是中等危機就降低擴散率跟死亡率，最終人類還是得向天災伏首稱臣。
由上而下好還是由下而上好？答案是，看情況。當你需要很快的反應速度，去處理可能造成非常大破壞的危機時，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根本來不及。
武漢肺炎揭開了中國過去以來的運作問題，中國可能得為此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價才能學會這個老議題。但換個角度想，即使中國付出了如此代價，就真的能學得會、並且做出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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