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贊成政府補助或扶助產業嗎？」我常被這樣子地被問起，或者換個方式問：「政府的補助或扶助有助於產業的競爭嗎？」補助或扶助的方式有很多種，一樣一樣分開來談比較有意義。
絕大部份情境下政府給企業的補助都沒有達成預期成效，只是在扭曲資源的分配、浪費資源，我當然不會贊成這種補貼。汽車工業是台灣政府花最長時間培植的產業，就像Luxgen 的廣告說的：「從三義廠出發，經台北港，然後要走向世界之路，短短138公里，台灣的汽車工業花了50年的努力，終於能夠以自己的品牌，走向世界。」我很想加一句：「前面至少有30年的時間根本不想走！」台灣社會為這個產業付出的代價之多，恐怕這個社會永遠都拿不回來；假如當年把這些資源均勻地給予所有產業，對這個社會可能更好。假如政府當年不要給予裕隆補貼，也許裕隆會更精準地判斷最適合的切入時機，也更在意投入的資源，因而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用更少的資源就完成自有品牌車的開發。政府對企業的補助確實經常只是在鼓勵企業浪費，或者不珍惜資源而已。
我參予過好幾次經濟部對業界的獎勵與補助計畫審查，絕大多數計畫都只不過是在補助業界購買國外技術或設備，這些計畫毫無風險，而且廠商勢在必行，完全無須鼓勵或獎勵。這樣的獎勵只不過是在增加廠商的獲利，我看不出有何公共福祉可言。有個業者來申請，我坦白問他們出席的代表：你們公司每年的預算數十倍於經濟部的專案總預算，為何要來爭取這個對你們可有可無的經費？他們回答：「老闆說要拿到比別人更多的補助，公司才有面子。」
但是，有的產業對社會有正的外部性（他們的行為帶給社會好處，自己卻從未得到相對應的報償），政府當然應該要「補貼」（其實是代表社會支付應給的「酬勞」）。譬如說：農業有調節氣候的能力，有守護歷史景觀與自然景觀的功能，但使用者（受惠者）並沒有為此付費，只好由政府出面「還他們公道」。
最理想的獎勵與補助應該是用納稅人的錢發揮槓桿作用：用一分錢資助廠商，希望帶動多於一分錢的社會福祉。譬如說：在五年內花十億協助某個產業強化體質或突破瓶頸，而該產業後來每年增加的稅額明顯多於十億元的本利和，而且還因而避免這個產業的倒閉風潮與失業風潮，這樣的「投資」當然值得──社會所獲得的總福祉明顯超過付出。
在社會福利國家裡，扶植競爭力不足的傳統產業還是值得考慮的，假如每年支出十億歐元可以讓十萬傳統產業工人免於失業，並且因而減少十億歐元的失業給付，這還是很值得的──讓一個工人不失業，遠比給他失業給付更能保護他的尊嚴以及跟社會的各種連結，使他不致於因為失業而失能（社會將會為此付出許多無法用錢衡量的代價）。
市場機制的好處是：通過優勝劣敗的過程，把資源輸送往最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從而達到最高的產出。但是，最高的產出不必然等於最高的社會福祉：分配的正義以及就業的尊嚴都不是市場機制擅長的，甚至更往往是市場機制的犧牲者。經濟的目標必須被視為「社會發展的一環，且為社會發展服務」，而不是「為經濟而經濟」，甚至「為經濟而犧牲社會發展目標」。當某些社會發展目標與市場機制相悖，或者必非市場機制所能解決時，政府必須介入。
有補助不必然會導致貪汙，但是有補助就必然會吸引貪汙。要找到值得政府補助或扶助的項目不容易，要設計出防腐機制同樣地不容易。但是，這代表我們必須努力思考，審慎監督與提防，而不是說：「既然這樣的社會目標那麼累，乾脆放棄算了！」
心理學與經濟學界曾經有過長期深入的研究和實驗，發現所得的增加會有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一旦人均實質所得超過一萬五千美金後，人的幸福感要繼續提升的話，很難靠額外增加的所得，而是要靠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其他社會福祉的提升。台灣的人均實質國民所得已經遠遠超過一萬五千美金，這個社會的福祉如果要進一步地提升，它需要我們有能力走出僵硬的經濟學思考，更靈活地想像「如何用經濟的手段促進社會的福祉」──而非盲目的GDP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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