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迷幻希特勒──毒品砌成的美麗新世界

圖片來源:1000 Words / Shutterstock.com

2015年年底,《全體迷幻:第三帝國的毒品》(Der totale Rausch. Drogen im Dritten Reich)這本書的出版,使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二戰歷史。

作者諾曼.歐勒(Norman Ohler),原為記者,後辭去工作專職寫作,以小說家及劇本作家身份活躍於柏林文壇及電影界。幾年前他重拾調查記者工作,去年寫成這本書,從濫用藥物角度,書寫迄今未曾被詳細探討的納粹歷史一章,引起史學界重視。今年10月並由英國企鵝出版社以Blitzed: Drugs in Nazi Germany為名出版英譯本。

歐勒寫作的緣起,是在柯布倫茲的德國國家檔案館不經意翻閱了當時專為許多政要名人看診的名醫莫瑞爾(Theo Morell)的日記。他驚訝地發現莫瑞爾紀錄了「A患者」的用藥情形:每日注射可疑成份的藥物,且不斷增加劑量。

這位「A患者」,就是Adolf的簡稱。他的全名叫作Adolf Hitler。

國家社會主義是有毒的

歐勒揭露了一個比較少為人知的希特勒面貌。希特勒是一個知名的素食者,他也不喝咖啡不抽菸,自詡為健康的亞利安人,並期許德意志民族一樣乾淨健康,甚至透過立法手段企圖製造一個完美的民族。但是本書摘下這個面具,呈現了一位元首與一個國家整整12年間都處在一種集體迷幻狀態,並點出政治、意識形態、藥物、瘋狂之間複雜難解的關係。

這本書從不同時期敘述毒品在德國如何廣被接受,分成4個部分:「全民藥物甲基安非他命(1933-1938)」、「閃電戰就是甲基安非他命之戰(1939-1941)」、「A患者與他的醫生(1941-1944)」、「鮮血與毒品(1944-1945)」。從這些章節標題可以看出,整個納粹政權從統治到參戰都與毒品脫離不了關係。但歐勒並不滿足於只描述我們沒看到的國家社會主義,他從一個更大的時空脈絡下去探索,為什麼納粹那時代的人能夠這麼普遍的施打藥物?毒品在德國流行的客觀歷史條件又是什麼?

施打毒品並不是第三帝國的專利,整個德國從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走向毒品大國之路,第三帝國只是在這條路上變本加厲,配合戰爭讓毒品成為全民藥物,最後,整個國家都陷入迷幻狀態。

化學的1920黃金年代

尤其是第一部分讓人讀得興味盎然。作者深入地敘述德國化工業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突飛猛進,因而能夠發明許多「毒品」(雖然在那個時候可能只被視為藥品)。為什麼毒品的發展正好與那時代關聯?許多毒品被研發出來,一開始都是為了止痛,最需要止痛的族群,就是那些從戰場歸來的士兵,嗎啡、鴉片等藥物就為傷兵的身體與心理創傷提供緩解。

另一個原因是,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落敗,許多人相信部分原因在於德國缺乏天然資源。戰後,政府與民間苦思,在天然資源不如人的情形下,如何與他國競爭?最邏輯的方案就是:合成,人工製造。因此德國的化學工業火速發展,在政府刻意培育、民間集中資源以托拉斯方式發展的情況下,得到了領先全球的地位。歐勒稱之為「化學的1920黃金年代」(Die chemischen Zwanziger)。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技術加上市場需求,德國得以為國內外用藥者提供品質好、價格低廉的毒品。

1920年代,德國生產、外銷世界最多的嗎啡與海洛英。德國所生產的海洛英有98%外銷,而1925年到1930年,全世界嗎啡產量有4成來自德國──1925年德國在國際壓力下不情願地簽下了鴉片公約,拖到1929年才由國會通過,限制產量。那時代幾個德國知名藥廠Merck、Boehringer、Knoll生產全球古柯鹼產量的8成(尤其Merck生產的古柯鹼量世界第一,當年中國已有無數山寨貨)。

能夠製造大量藥品,表示成本降低,市場擴大,尤其在柏林這樣的大都會裡,幾乎每個藥房都買得到毒品,不須醫師處方;甚至據稱,當時柏林的醫師中,有約4成的人使用嗎啡上癮。每一個夜店都買得到「娛樂藥」。當時,有許多美國觀光客來柏林遊玩,就是為了「毒品觀光」(Drogen-Tourismus),只有柏林這個化工之國的首都,能夠提供那麼多樣又那麼便宜的毒品。

而其中每間藥房都會進貨的一種暢銷毒品,就是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1930年代開始,柏林的製藥廠Temmler以Pervitin之名大量生產甲基安非他命,很快成為全民藥物,購買簡單,無須處方,1939年後才成為處方藥。當時的醫藥界幾乎都把Pervitin當成萬靈藥,壓制飢餓感與疲勞感、提神、止痛,無一不治。

photo credit: National Archives of Norway

你的身體屬於你的國家

納粹掌權後開始宣傳純淨的種族神話,禁止使用毒品,並且視使用毒品的人為有缺陷者。1935年政府通過婚姻健康法,規定精神有問題者不得結婚──而依賴麻醉藥物者也屬於此類。對納粹來說,為黨為國,全民都有「健康的義務」(Pflicht zur Gesundheit),黨媒亦強調:「基於種族基因的考量,我們必須注意,對於那些高度依賴藥物者,不得使之傳承後代。」──史家Götz Aly指出,包括依賴藥物者在內,在納粹時期被視為對國家民族來說不健康、而被強迫接受節育手術者超出50萬人!

當時的反毒政策,甚至被用來作為反猶的宣傳手段,例如當時的的醫學期刊這麼寫着:「猶太人與馬克思思想這幾十年影響下,誤導德意志人民以為『你的身體屬於你自己』,在這種影響下,似乎男性之間或男女之間酗酒對身體造成的損害,都自己即可負責。這是有違日爾曼-德意志傳統的。我們的身體是傳承自先人,我們的身體屬於親族、屬於整個民族。

酒精如此,毒品更不用說。官方立場是:那些放縱的、不自愛的用藥者,都不是亞利安人,或者受了可疑的猶太人及左派蠱惑,忘記了沒有人可以自外於國家民族,沒有人能真正擁有自己的身體。正因為如此,當時希特勒青年團的守則之一就是:「你的身體屬於你的國家」(Dein Körper gehört deiner Nation)

可是,宣傳只是宣傳,乾淨的健康強壯的日耳曼人,終究只是理想或神話。歐勒描述那個帶他走入迷幻帝國的日記作者莫瑞爾,如何成為希特勒的專用醫生,也使希特勒走向藥物之路。為了統治這個巨大的帝國、為了與世界其他國家競爭,希特勒每天處在巨大的決策壓力,必須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自1936年起,莫瑞爾幾乎每一兩天就會為希特勒看診一次,而每一次重要的演講之前,莫瑞爾也會為希特勒注射他調配的精力劑(Kraftspritze)。

你的身體屬於你的國家,只是,你的國家不屬於你,而屬於那個上癮的帝國元首。

毒品之戰

在戰爭中,毒品也被大量使用。首先用以強化軍人的身體與心理的耐力。作者描述德軍如何依賴藥物而成為永不疲累的戰士,當時每一個軍人的口袋裡都放著毒品,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使用毒品在德軍中如何普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李希.波爾(Heinrich Böll)當時參戰,從前線寫信給父母,談他的日常生活,一封信結尾處說:「有時音樂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大的慰藉(此外,也請不要忘記了寄來Pervitin,在每一個充滿襲擊警報之後的夜晚,這真是有奇效的東西)。」

沒有例外地,波爾在每一封家書裡都請家人寄來藥物,另一封信裡他說:「戰事吃緊,你們得理解以後我可能只能2到4天寫一封信。我今天寫信只是為了求你們寄來Pervitin!」

不只是他,許多他的同袍都依賴Pervitin,而德國政府雖然宣傳不可濫用藥物,但是從默許到鼓勵,甚至政府成為最大的販毒者,因為軍方發現藥物才是培養無敵戰士的最快方法。德軍的閃電戰(Blitzkrieg)如此有效,就是因為毒品──醫學史家Peter Steinkamp便強調:就算不說沒有甲基安非他命就沒有閃電戰,還是得承認,閃電戰是受甲基安非他命左右的。

戰爭後期,隨著戰況吃緊,德軍必須在更惡劣的狀態下更快、更持久的作戰,用藥程度也越重。例如在一次重要的行軍之後,以閃電戰著名的德軍將領Heinz Guderian便對士兵演講道:「我要求你們48小時不要睡覺,你們卻撐了整整17天!」

德國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Sachsenhausen)。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那些奔跑4天4夜的囚犯

戰爭中使用毒品,還不只在戰場上,也在集中營裡。集中營中,毒品不用在軍人身上,而是對囚犯使用。

作者說了一個極為殘酷的故事。柏林北方大約35公里處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Sachsenhausen),以鞋業出名,這個門口掛著勞動創造自由的地方,最重要的功能並非以強迫勞動方式製造鞋子,而是測試。1940年起,德國各製鞋公司(包括Salamander、Bata、Leiser等今日德國知名品牌)藉由先進化工技術,研發許多新的合成材質,為確認品質,這些公司們與納粹訂下魔鬼協定,將鞋子寄到集中營,讓囚犯們測試各種款式與材質。

囚犯不斷地走路奔跑在於一公里不到的各種地形的跑道,以求得最佳的產品資訊。那些被送去擔任測試的囚犯,每天必須行進40公里左右,還必須負重行走,以測試鞋底耐久度;此外很多人也必須穿著大小或寬度不一的鞋子奔跑數十公里,以比較不同鞋型的資料。

原則上,這些囚犯就是來回跑著,直到鞋子壞了,或是倒地不起。作者蒐集的史料寫著,根據測試結果一雙橡膠鞋底可以維持平均約75天,大約3,000公里,為了測試,囚犯必須穿著同一雙鞋直到完全耗損,因此測試到後來必須穿著幾乎已經解體的鞋子行走。人類當然難以在這種惡劣情形下連續行走3,000公里,於是每天都約有20人在跑道上喪命──要嘛累死,要嘛停下來,被守衛射殺。

1944年起,軍方也加入委託測試。為了戰爭,德國必須生產大量的軍靴,這些軍靴不只要量多,還要堅固耐用,要能行走迅速,要能適應地形多變的戰場以及惡劣的氣候,一雙出錯的鞋子可能代表一條犧牲的人命。而戰爭末期,德軍戰情不佳,軍方需要更好的靴子,遂希望集中營的人體試驗能夠協助。集中營的醫生認為,必須把人體逼到極限才能測試鞋子的品質極限,另外也想測試毒品提高戰勝的機率。因此某日,他開始強迫囚犯注射古柯鹼以及服用Pervitin,讓囚犯在晚上9點時開始不停行走。在連續24小時後,許多囚犯倒地,但還是有人繼續。醫生如獲至寶地記錄著:是的,德國人將會需要這些藥丸。

未倒地的人,醫生加重毒品劑量,繼續強度更大的測試。最後剩下一位叫作Günther Lehmann的囚犯,連續跑了96公里,毫無倦意。醫生就這樣不停測試一批又一批的囚犯,並設下了Lehmann標準:跑不到96公里就倒下的人,將被處死。醫生紀錄著,經過這些實驗他知道了哪些毒品的組合最能讓人4天4夜不睡覺還可以保有戰鬥力……

全體迷幻

納粹帝國依賴毒品,並非史學界的新發現。Pervitin在納粹時代被濫用的狀況早有報導,而二戰與藥物的關係也不是學界新題材,只是,之前從沒有像本書那麼全面詳盡的研究。尤其作者特別從希特勒私人醫生留下的檔案紀錄、從軍方檔案室挖掘陳年文獻描繪毒癮者希特勒,以第一手資料讓我們看到了納粹神話的不可信。所有獨裁政權幾乎都喜歡造神,納粹也好宣傳元首的天縱英明,可是原來那些高舉右手大喊Heil Hitler(希特勒萬歲)的帝國人民,致敬的對象是High Hitler。

作者說,指出希特勒在統治德國及作出許多邪惡決策時依賴毒品,並不因而使他的罪責減輕一分。他的用意是詳細描述一個時代裡,一整個國家集體陷入迷幻的狀態──這並非指控所有人都在使用毒品,而是這個社會脫離不了藥癮心態(Dopingmentalität)。這個國家從20年代以來就以強大化工科技生產毒品並銷售、使用毒品,已經太習慣迷幻狀態,為第三帝國的統治鋪平了道路。納粹政權上台後雖然檯面上禁毒,但是其統治術、戰爭術是高度依賴毒品的,其餵養給人民的和諧社會、鮮血與大地等等種族意識形態,也是另一個意義的全民毒品。

甫逝世的一代史家Hans Mommsen給予本書極高評價,他為本書寫的後記指出:「作者從毒品分析納粹政權如何一步一步喪失認清政治、軍事與經濟現實的能力,讀來既刺激又令人害怕,諾曼歐勒作到了,毫無保留地揭露德國打這場戰爭的被掩蓋的一面。本書改變了我們看待第三帝國的全貌。」

不過嚴格說來,本書並非翻案之作,學界已經對這個「全貌」提出一些線索,歐勒只是詳盡地填上了少被重視的一塊拼圖。這本書也非真正的學術作品,歐勒可能無能力也無興趣以學術方式處理這些史料,也略過納粹毒品議題中的責任與倫理問題。然而,這或許也正是本書的優點:沒有理論,沒有與其他學界研究成果的對話,他只是以生動的文筆敘說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讓我們清楚地感受那12年的迷幻味道。

本書值得推薦給想了解德國政治軍事史的讀者、想知道一個國家如何著迷於狂熱狀態慢慢失去理智與自我的讀者、想知道反人類罪行如何超出我們能想像的殘忍程度的讀者、以及對於任何帶來美麗新世界的甜美承諾疑心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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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著有《維也納之心》(菓子文化)、《德語是一座原始森林》(臺灣商務)、《邪惡的見證者》(天下雜誌)、《爭論中的德國》(天下雜誌)、《美茵河畔思索德國》(春山)、《萊茵河哲學咖啡館》(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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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著有《維也納之心》(菓子文化)、《德語是一座原始森林》(臺灣商務)、《邪惡的見證者》(天下雜誌)、《爭論中的德國》(天下雜誌)、《美茵河畔思索德國》(春山)、《萊茵河哲學咖啡館》(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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