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去了一趟希臘，一個數千年前曾有著耀眼文明，卻臣服於鄰國勢力長達十幾世紀，被瓜分、被侵占、被驅逐，最後蹣跚立國，試圖找回昔日光榮，竟又被財政經濟問題壓得喘不過氣的矛盾國家。正如奢華鬧區抬頭往上望，那自西元前矗立至今，歷經風霜、見證政權更迭的遺柱神殿般錯置。匆匆一趟旅程，很難有什麼深刻的睿智觀察，不過，在古蹟遺址中，四散著一群一群校外教學的中學生，倒吸引了我的目光。眼前感嘆的，並非歷史之唏噓，或是超越時空界限的文化影響，而是這些學生們帶著尷尬羞澀的笑容，扭扭捏捏地站到同學面前（同時還要做出很符合這年紀的擺酷姿態），拿著一張A4講稿，開始進行「校外教學報告」。他們的老師也混入學生中，以鼓勵的眼神仔細聆聽，偶爾才補上幾句（我聽不懂的希臘）話。
眼前情景不免令我回想起小時候最期待的戶外教學。台灣雖然不比雅典，路邊一踢就是擁有上千年歷史的建城磚、下水道，但在台北近郊倒也是參觀過不少古蹟。可惜每次校外教學，總是遵循著「你說我聽」的最高原則，讓我們學生被動地聽著老師或是導覽人員講解，少了那麼一點「第一手接觸」的親身體驗。事實上，「你說我聽」好像早已成了台灣教育（或說台灣文化）的獨特標記。在考試取向、追求標準答案的教育制度中，總是由老師替學生決定了他們要學什麼，由課本替老師決定了要教什麼，最後，由教育部提課本決定了他們要寫什麼──於是有了現在的課綱微調爭議。
希臘雖曾有過輝煌古文明，卻在希臘時代結束後陸續成為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義大利、鄂圖曼土耳其的附庸。為了延續民族命脈，總有不少知識分子代代相傳，積極保留希臘文字、詩歌。在獨立建國後，藉由教育為下一代培養更緊密的文化認同感，也成了當務之急。我想這數千年來，希臘知識分子所堅持的，正是許多關切課綱微調議題的朋友們內心難以言喻之焦慮。以修改幅度最大的歷史為例，本來就已處為邊陲地帶的台灣史，主體性更加被稀釋，不少近代史題材如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不但變得輕薄短小，也被迫與自身歷史脈絡切割。當然，「日治」與「日據」的一字之差，更是吵得沸沸揚揚。
令我感到有趣的是，儘管課綱微調美其名是要「貼近史實」，強調其「合法合憲」訴求，但歷史究竟如何「合法合憲」正是最大的爭議。考試取向、追求標準答案的台灣教育，似乎忽略了最重要的歷史精神：歷史從不客觀，歷史教育向來更是鞏固政權最有效的洗腦工具。最近在台南台灣歷史博物館展出的「鉅變一八九五 台灣乙未之役120周年」特展正貼切地表現了此種現象（在長期「忽略台灣」的歷史教育中，又有多少人記得今年是台灣民主國建國120年紀念，剛過的6月17日更是日本政府正式接管台灣的「歷史上的一日」）。
在這展覽中，史博館以各種角度呈現了同一場乙未系列戰。不同國家、不同媒體、不同立場，自然產生了不同的處理方式：犧牲生命保衛家園，只能在零星勝役中尋求希望的台灣人；想要介入反抗戰役卻無立場，只能隔岸觀火，寄望於劉永福軍隊的中方（滿清）；懷抱著對於第一個殖民地的好奇與期待，不時讚賞著自家軍隊精良的日本媒體；冷靜觀戰，偶以國際局勢分析的英文報導（是的，當時已有以英文寫作、在美國出版的台灣局勢專書）（見註）；還搭配了日本軍人質疑戰爭正當性的家書。這樣活生生的台灣歷史面貌，豈是教科書裡冷冰冰的三言兩語、考卷上遙遠的年份與人名，能夠再現的？這才是歷史的真相──我們的立場、我們的身分、我們的經歷，都決定了我們看待事情的角度、我們紀錄史實的方式。
既然歷史之絕對客觀不可得，歷史教育的關鍵應是教會我們認識歷史的侷限，但這在台灣教育單一史觀的環境下，卻是完全沒有可能的。於是，在台灣長大的小孩，對世界的認知，總是被一個又一個的盲點所取代：「為何元朝、清朝是夷狄之邦，但公民課又教我們人皆生而平等？」「為何我們在二戰時是同盟國，共同對抗邪惡軸心，但盟軍卻來轟炸我們？」「為何我們學的中國史只到1945年，而台灣近代史則剛好從1945年開始，無縫接軌？這究竟是中國史，台灣史，還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史？」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在《一座城市的記憶》書中回憶道：
你通常看得出你究竟站在東方或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歷史事件。對西方人來說，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東方人來說則是伊斯坦堡的征服。若干年後我的內人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在考試中使用「征服」一詞，她的美國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義情結」。事實上，她使用這詞不過是因為在土耳其念中學時學的是這種用法；由於她母親有俄國血統，她可說是較同情東正教徒的。也或許她不認為是「陷落」或「征服」，感覺更像是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倒楣人質，除了做回教徒或或基督教徒之外別無選擇。
我想，這正是同樣的心情。
這樣想想，把課綱爭議簡化為「日據」或是「日治」之爭，倒是顯得狹隘了。畢竟在近代學術寫作中，最流行就是用上一撇「日據／治」來解決爭議詞彙：既然沒人有話語權，那就交給讀者自己決定吧！的確，我相信所有關心課綱微調的朋友們，真正在乎的並非字數差異或是百分比，而是更重要的史學文化素養。一個懼怕人民的自私政府，只會為了鞏固政權，千方百計用「唯一的歷史真相」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愚民，防民如防賊；只有那些朝著進步國家努力的政府，才會願意信任人民，不再以「你說我聽」的方式教育下一代，而把詮釋權還給個人，以開闊胸襟教育人民「歷史的多變真相」。我們偉大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願意施捨下一代這樣的自由與權利嗎？
註：展出文件為美國外交官達飛聲（James Davidson）所著《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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