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國聯邦社會安全制度實施屆滿80週年。1935年，羅斯福總統在白宮簽署的社會安全法，意味著未來只要勞工退休，就可享有維持基本生活保障的退休年金，這個法案的實施，使得原本仍處在1929年經濟大恐慌威脅下的美國，從人人自危、社會混亂、勞資爭議猛爆的困境中走出，由國家出面，建立了一套社會互助機制，而也因為有這個政府提供第一層退休保障，再加上第二層公務員有政府提供的退休金，私人企業員工則有401K，美國老人退休生活大致無虞。政府建立起這樣的社福基礎工程，讓美國人民重新認同國家作為一個共同體的角色及定義。
按照常理，這樣意義重大的法案實施80年，今年美國應該要大肆慶祝，但全美上下卻是極其低調，比方說，歐巴馬僅僅表示社安制度是美國人民的生命線。
這樣的景況不讓人意外，社安法的貢獻及危機，一直是美國民主黨自由派及共和黨保守派爭論傾軋的焦點，保守派攻擊基金的財務危機，自由派則強調社安基金是維繫美國老年人尊嚴生活的大功臣。過去每逢大選，社安基金的改革動輒引發兩黨激烈爭辯，今年因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一直在鬧族群、性別議題，共和黨初選雖然激烈，卻沒有拿社安議題當主軸，對於長期飽受攻擊的自由派來說，已經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遑論還要熱烈慶祝。
保守派攻擊社安制度，由來已久。1980年，保守派卡托研究所的學者費拉拉（Peter Ferrara）即指出社安基金將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1983年，卡托研究所的政策副主席巴特勒（Stuart Butler）及傳統基金會的喬曼尼亞（Peter Germanis），甚至公開表示要師法列寧戰略及游擊戰法，從方方面面消滅公共退休金並使其私有化；1990年代中，保守派智庫採取大動作，提交社安危機備忘錄至眾議院，美國由大型企業組成、最具規模的公會組織 ─ 企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也動員要求改革社安制度；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也在紐約時報中發表文章，以全世界最大的龐式騙局（Ponzi Scheme）為標題形容美國社會安全基金。主流媒體也早在1990年代常以聳動的比喻表示社安基金即將崩潰，例如比喻年輕世代拿到社安退休金的機率比看到幽浮還低。
其實這樣的攻擊並非空穴來風，美國社會安全署最新的研究顯示，到了2016年，社安基金內的殘障基金將會入不敷出，到了2034年，退休基金將會用盡。但這樣的結果，卻是一連串「挖洞讓你跳」的「自我實現預言」。美國保守派清楚瞭解社安制度要穩定運作，原本就要各種條件的配合，攻擊社安制度僅僅是整頓整個政經制度的一環而已，讓捍衛社安制度的說法到後來，由於支撐社安制度的重要條件已經不存在，未來只會淪為替一個敲取民眾血汗錢、不可能持續的制度背書。
美國聯邦社會安全制度是典型的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和台灣的軍公教退休金、軍公教勞保一樣，在運作上是要求在職工作者及其雇主提撥或繳交一定比例薪資及保險費，然後立即發放給現在的退休人員作為退休金，現在的工作者之所以肯這樣提撥，主要是制度保證自己退休後，下一世代的工作者也會做同樣的事情，讓自己領取到退休金。
這個制度要是穩定運作，比起美國私人企業採取的401K這種個人帳戶制有兩大好處，第一，能夠打敗通貨膨脹，因為在職工作者提撥出來的退休基金，是按照當前的工資計算，直接撥付給現在的退休者使用；第二，隨收隨付能夠避免龐大的基金積累，避免掉基金操作機構要不斷找穩定獲利的存放單位。相對地，401K和台灣勞退新制類似，是逐年將退休金存入個人帳戶，退休後再取出，一直因為基金行政費用極高、經濟危機吃掉獲利、通貨膨脹讓多年存入的退休金變成小蝦米等問題而備受質疑。
在二次大戰後採取隨收隨付制的歐美國家，都經歷了一段穩定的社會福利黃金時期，之所以能運作良好，主要是戰後嬰兒潮的人口紅利及經濟上的穩定成長。大批年輕的勞動力進入市場，加上在職人員薪資隨著經濟發展不斷調升，他們提撥的退休基金，自然能給予退休人員穩定足額的退休金。
但二戰後的榮景在1970年代的經濟滯脹和石油危機後開始崩裂，對於這種國家介入社會領域的經濟政策，保守派批判的聲浪日漸有政經基礎，並且有能力進行實際的攻擊。首先薪資成長在打壓工會及彈性雇用制的風潮下，開始緊縮，收入兩極化的結果，自然造成中產階級漸漸崩壞，對於社安基金的提撥，造成嚴重的影響。
第二，隨著戰後嬰兒潮進入退休年齡，但少子化造成勞動力增補不足，加上醫療進步人均壽命提高，使得原本上尖下寬的正金字塔人口結構，漸漸倒轉，變成上寬下窄，如此造成這個世代的工薪階級不僅要負擔的退休老人的比例大增，還看到自己下一世代的人口數字越來越少，越來越懷疑自己退休後，這個制度是否能養得起自己。但要扭轉人口結構，偏偏保守派既強烈反對政府投入資源以增加生育率、也對外國所移入的勞動人口有高度敵意。
第三，隨收隨付制度不僅需要政府執行收支分配，也需要收入較為穩定的公務人員作為提撥主力之一。但由於政府效率低下的宣傳，造成減少政府員額的趨勢，政府執行能力和穩定雇用的狀況都已經不復存在。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美國許多城市的公務員退休金，同樣也是隨收隨付制，在都市公務員縮編的情況下，人數越來越少的在職公務員所提撥的退休金，根本無法支應越來越龐大的退休人員，這個龐大的黑洞需要市政府以納稅人的稅金填補時，自然更引發民眾進一步對政府的不滿。就像台灣軍公教在縮減員額的政策下，以優退優離的方式製造龐大的退休人口，但又遇缺不補或僅補進低薪的約聘僱、派遣工，自製出倒金字塔結構，使得退休金提撥出現嚴重缺口，在必須用龐大稅金補洞的狀況下，民眾對政府及退休金制度的不滿就更火上加油。
美國社安制度的危機，不能孤立去看僅僅是社安制度的設計及運作造成，而是在客觀環境變遷及配合一整套完整政策執行下，達到的結果。原本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作為政府、資方、勞方相互妥協，為了國家穩定、和諧發展共同打造出來的機制。不過資方早已經採取不穩定就業、彈性勞動、資本外移作為手段拆解這個機制，政府也配合進行法令修正及機關改造。
但自由派在捍衛社安制度時，常常陷於僅談社會福利的進步意義，把二次大戰後的黃金時代當作自然存在的條件，預設對方還守著當年的海誓山盟，死抱著勞資政合作的國家共同體觀點，用這個早就不存在的條件來談社福制度的改革，僅在提撥率、降低給付、提高退休年齡這些枝節問題打轉。當無法去談一個新的社福制度及支撐其存續的條件該如何建立的時候，最後既有制度賴以存續的穩定提撥、世代信賴只會越來越稀薄，在職工人眼看自己提繳辛苦賺的薪資提繳部分給退休老人，等到自己退休卻極可能因為制度崩潰，享受不到同樣的退休福利，當然就會被「龐式騙局」、「老鼠會」這種越來越鞏固的真理所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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