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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遲遲無法與台中市教育局達成共識,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計畫針對教師導護工作的爭議,請台中市勞工局進行仲裁。這原本是國家解決勞資爭議事項的法定機制,卻依然引起家長團體與校長協會的強烈批評。

沉重的愛心  廉價的正義

對主張中小學教師應該擔任導護工作的家長與校長來說,老師擔任導護工作就是天經地義、不用討論的事,所持理由不外乎:教師待遇優渥,應該有愛心、不該斤斤計較,如果不想做就請離開,還有很多人想擔任老師等等;就連教育部官員也照例重申,教師是「志業」而不只是職業,強調不論什麼狀況,學生在,老師就要在,期待老師能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多熱忱。

對從事教育工作,特別是中小學、幼兒教育工作者來說,教育是志業、老師要有愛心,都是再熟悉不過的教育圭臬,要說的是,在逐漸重視法治、鼓勵釐清權利義務的台灣社會及教育現場,凡是以「愛心」、「志業」要求教育人員,甚至化身道德警察加以審判,真能釐清爭議、解決問題?

誠如所見,對言必稱「志業」、認為教師該無怨無悔付出的官員與校長來說,「愛心」已經成為評價教師是否適任的指標,更彷彿成了解決教育問題的萬靈丹,全然無視教育人員不具交通指揮權的事實,也絲毫不理會歷來因執行導護發生的各種民刑事糾紛案例。在他們看來,拒絕擔任導護的老師就是錙銖必較、沒有大愛、因此不夠格擔任教育工作;他們也相信,老師的說法都只是卸責的藉口而已,如果他們愛學生,就應該可以解決擔任導護時面對的各種問題。

堅持教師應擔任導護的一方,可以主張「愛心至上」,反對者卻連釐清關係人權利義務,都要被扣上推卸責任、沒有愛心的大帽子。這究竟是什麼公共對話品質?這是何其沉重的愛?又是何其廉價的正義?

法治教育亮起紅燈

許多人批評台灣社會理盲而又濫情,然而到目前為止,針對教師是否應擔任導護工作的討論,何嘗不是如此呢?

沒有人不想維護學童上下學的交通安全,但究竟接送孩子上下學是誰的工作?政府單位、學校、教育人員、家長各自該負起什麼責任? 

事實上,正因為教師不具交通指揮權,長期以來,中小學教師導護一直處於模糊狀態,各地方、各學校通常依當地的主客觀條件而有不同作法。為避免爭議,絕少有縣市政府統一規定教師必須擔任導護。

這也是引爆此次導護爭議的關鍵,台中市教育局明知教師不具交通指揮權,卻於民國100年片面訂定「台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學生交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並強制規定「教師不得拒絕站導護」。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多次指出,就法制面而言,此一行政規則並無法律授權,但教育局都無意處理。面對無視法治的主管機關,教師工會在溝通無效後,依法請求勞工局進行仲裁,何錯之有?

調解、裁決、仲裁,本來就是國家用來處理勞資爭議的機制,讓人氣餒的是,在教育界卻成了製造混亂的洪水猛獸。校長代表、家長代表嚴詞批評導護協商、仲裁是黑箱作業,教育部官員也明確表達反對;台中葳格國際學校校長林正佑甚至表示:「馬路如虎口是口號,發揮愛心是行動」、「讓真正需要關懷孩子的老師為了孩子路口的安全,訴諸勞資仲裁,讓人啼笑皆非、讓人不齒何需如此?」「真不知道如何跟學生解釋什麼叫做『良知』。」

試問,這種唯我獨尊、動輒對不同意見者進行道德審判的心態,究竟解決了什麼問題?又要如何在校園推動法治教育?據悉,在家長團體壓力下,台中市政府疑似刻意拖延仲裁進程,果真如此,不啻又是一個違反法治的錯誤示範。

教育部是當事人?還是和事佬?

之前面對宜蘭團約的態度如出一轍,原本應該積極面對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教育部,再次在爭議聲中消失,甚至荒謬的扮演起和事佬來。筆者以為,比起導護事件中的法治教育問題,教育部的角色同樣值得關注。

作為最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明知教師不具交通指揮權,但十多年來,除了黃榮村部長任內(92年10月14日)曾發出新聞稿,指出「法律上並無明定教師擔任導護之義務,但因基於愛心而協助,若發生事故,對教師而言,甚感遺憾之外,卻要負事故之連帶責任,使教師備感壓力,此問題確實值得重視。」此後歷任教育部長杜正勝、鄭瑞城、吳清基、蔣偉寧、吳思華對於導護爭議不是裝作視而不見,就是反覆以志業、愛心,「學生在,老師就要在」之類的話語規訓教師,以致爭議延宕至今。

不客氣的說,這實在是一個消極怠惰、推諉卸責的教育主管機關。面對如此重大的爭議,歷任教育官員不思積極作為,縣市政府也不願意從改善交通環境、導正用路習慣的根本面做起,反而理直氣壯的責問教師怎麼可以這樣沒有愛心。這難道是主管機關應有的態度嗎?

在資源困窘的年代,中小學教師曾經協助國家分攤許多教學以外的額外工作,不少老師都有兼辦學校人事、主計、出納、甚至校護的經驗,這些明顯不屬於教師工作內容的業務,在廉價國教、行政高權壓迫與教育愛的大帽子下,都曾不由分說成了台灣中小學教師的執掌。這難道不會影響教師正常教學?難道有助保障學生受教的權利?時至今日,我們當真還要讓這所謂的「教育愛」成為解決教育問題的萬靈丹?

也難怪之前在討論降低班級人數時,會有校長團體負責人稱:「降低班級人數,不是提升教學品質的唯一辦法,早期每班40、50人時,仍有老師教得很好」。殊不知,國內外各種教育研究都指出,小班教學能顯著提升學生學習成果,在少子女化下,難不成我們還要重回大班教學,以彰顯教師的教育熱忱?

就這個脈絡觀察,無限上綱的「愛心說」,其實已經成為官員卸責、阻礙教育進步的廉價藉口。導護工作不該成為評價教師專業的標準,更不該成為檢驗愛心的量尺,請支持老師回歸正常教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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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關注教育、階級與政治議題,面對強調競爭與績效的社會氛圍,嘗試以左翼的、公共化的觀點開拓教育視野,始終相信,教育還是改變台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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