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性的「馬習會」前兩天正好赴新加坡參加「第二屆國際高層建築綠化會議」。這期間新加坡有許多重要活動，包括建國五十週年，習近平來國是訪問以及「馬習會」。惟在大街小巷中並未感受到任何躁動，或許對於一個國家管理嚴謹（甚或拘謹）的社會，這些波瀾均在較深層或內斂的情緒中。
政治並非個人的專業，惟就「國土空間發展」與實質環境變遷來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對「小國」之認知、遠見與治國策略之大格局的確令人感佩。就與個人專業相關之環境景觀而言，建國初期吸引外來投資之策略不是大興土木，而是改造環境營造一個「Garden City （Nation）」，綠化、植樹是創造城市Amenity之工具，其目的是希望藉由實質環境品質與美質之改善來提昇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關連度，並藉此吸引外來投資者對新加坡生活環境之信任與連結。
當時新加坡河之整治、貧民窟違建之整理、民生基礎設施之投資奠定了一個基本正向的國土經營策略。公園綠地之建設成為國土發展首要政策，當然此並非每個國家都適宜，而新加坡選擇了此一方針，更看出其對State Country之潛力與限制認知之精準。也因此在基礎設施建構完成後，即邁入第二階段即更深層適意美質（Amenity）之營造，此階段則再提昇到有想像力之Garden City之願景，讓新加坡成為一個花園城市，有綠意分散在重要之都市核心公園、林蔭道路、社區公園…且提昇其質感。就一個近赤道之國家而言，在地理氣候與地質上有點先天優勢也就此充份發揮了城市綠化之加值效益。保護區綠色廊道（Green Connector）、濕地保護、海岸修復…逐漸建構了一個四季如春花園城市之新模式。
公共住宅品質之提昇以及對美化綠化在技術方面之研發，Clean（乾淨）、Order（秩序）以及Green（綠色環境）構築了此一時期之新加坡環境政策印象。菁英公務員之培育與賦權其成效展露在即使是行道樹、都市林之修剪維護管理，不僅吸收了西方之Know How更架構了熱帶城市國家之自我「能力」與「價值」。自人行道綠帶、都市小型綠地、公園到住商地區之空中花園、屋頂綠地乃至水庫保護區之資源保育，它自創出一個「國家公園遊憩署」，管理全國綠資源自大到小、自自然保護區到住宅綠地全納入一條鞭，當然其國家尺度有此優勢，但也因明智運用此優勢得以讓社區綠地與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均有一致性之Quality與Performance！
當安全、清潔、衛生、愉悅、舒適均已達標後，政策再次定位為追尋更高層次之永續性並以City in Garden來做轉化。
換言之，第三階段之國土環境政策蛻變係以系統生態之修復、再生與活化作為整體國土經營基底。不再以個別單元「綠地」來處理這些不同尺度之綠地，而係以一「生態網絡」概念來落實之，且不避諱其高度發展區之需求，進而帶動自我型塑之「垂直森林城市」。花園化的城市仍只是點綴與裝飾，而花園中的城市則更進一步詮釋了該國對回應氣候變遷與綠色生態城市發展政策實踐之「庶民價值鏈」建構。以普世易懂之政策語言投入持續性對降低CO2排放、都市熱島效應提昇、都市生物多樣性、防洪減災…以及回應高齡化、糧食危機…等大議題之正面減壓，並以輕鬆、適意、可及有感之「社會工程」來實踐。
當然，政府帶頭戮力推動高層屋頂綠化、人工地盤綠化、垂直綠化以及再次推進3.0之共基礎設施生態化之建設，將原來之排洪水泥渠道改成融入地景之自然綠地、濕地與草溝，強化公園綠地點與點間Connector之串聯…儘管其綠色城市之建設不若美加大國如此自然或貼近荒野，但在認知自我限制上所作技術與工法之革新，結合科學研究，也締造了世界高層型都市綠化之典範與龍頭地位。這種在小國有限資源之基礎下突破限制開創新典範之勇氣與遠見，則正是吾人該學習借鏡的。
而公部門、學術機構帶頭示範之精神與「品質」亦令人稱讚。星國只有五所公立大學，卻有兩個大學在全球百大，除了菁英教育政策外，其實是對人力資源之妥適分配與輔導，有清晰價值觀與認知。自實質建設層面看並非只有浮華誇大的硬體建設，而是每個硬體都有其深遠之教育深耕理念為基盤，由內而外可見其經營之紮實度與企圖心。
小國，也許可以只要有小確幸即可，惟新加坡卻跳躍過「小」確幸，追求的卻是以整體國家利益為基礎之大格局福祉，而不論外人是否批評其不夠民主、不夠自主也好，畢竟小國能躍上國際重要舞台，且在生產、生活與生態上有其小國之一套高標準，則無論大國也好，或其它不同尺度之國家也不得不佩服其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與社會資源之明智認知、分析與利用。而就以「綠色生態城市」之營造而言，在最缺乏自然生態資源之土地上得以開創出一套可持續生存經營之道，則任何其它國家似乎亦應有更清晰、自信與對地球負責任之國家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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