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6年全球氣溫連續3年破表，2016年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也是生物多樣性遇到嚴峻挑戰的一年。因為60多年來，全球人口由1950年的25億增加到2016年的74億，耗盡了地球1/4的表土，以及1/5的可耕地及1/3林地，更明顯改變了大氣結構。其中最嚴重的生物多樣性問題，就是物種的滅絕。
因此，聯合國每2年召開「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 CBD），探討如何因應環境變遷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係，2016年12月4-17日在墨西哥坎昆召開了CBD的第13屆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3），我除了與農委會代表及民間團體全程參與此次盛會，也主持了由台灣舉辦的「社區參與及生物多樣性」周邊會議（side event）。
第13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
這次大會總計有196個國家及代表團出席，墨西哥總統Enrique Peña Nieto在開幕致詞時指出，各國政府應該與民間團體、市民及企業密切合作。墨西哥是全球五大生物多樣性地區，擁有全球12%的動植物，同時擁有全球第二高的海洋漁類生物多樣性，而Quintana Roo州的全球第二大珊瑚礁保護地，更是聯合國世界遺產，因此選在墨西哥召開COP 13深具意義。
就全球角度而言，近年的努力雖已落實部分生物多樣性的「愛知目標」，例如保護了17%的陸地保護區及10%的海洋保護區，但相較於「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21屆締約方會議通過的「巴黎協議」，CBD較不具強制性，也沒有較具體的目標（例如2100年前全球平均溫度不可增加超過攝氏2度），因此如何讓更多人瞭解CBD的內容及具體行動，便成為重大挑戰。
就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台灣而言，約80%的人居住在都市計畫地區，因此，建構「生物方城市」，使生物多樣性結合城市發展，便是台灣國土永續發展的目標。要達到此目標，具體做法在於透過民眾參與、尊重地方知識、鼓勵公私合作、落實合宜政策，才能使生物多樣性免於崩盤，使都市化地區邁向永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可以怎麼做？
為期2周的COP 13會議，台灣代表團以「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WAN International）名義全程參與，SWAN是「天鵝」，期許著台灣的生物多樣性能成為美麗天鵝的化身。此外，台灣代表團也在CBD大會同意下舉辦了「社區參與及生物多樣性」周邊會議，我擔任主持人，除了介紹台灣2個案例外（新北市貢寮及南投縣望鄉部落），也邀請2個重要國際組織介紹3個案例，這5個案例說明了城鄉地區在生物多樣性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貝里斯以列為《華盛頓公約》一級瀕危絕種名單的「緋紅金剛鸚鵡」保育為例，說明Chiquibul森林區的民眾如何透過「保育及發展之友」（Friends for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及貝里斯森林部，共同讓社區居民眾參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森林保育，不只減少森林砍伐、保護緋紅金剛鸚鵡的棲息地，更營造了生態、生活、生產的「三生」永續發展。
「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則以印尼Harapan熱帶雨林為例，具體說明社區力量如何減少森林砍伐，保護了當地的重要野生動植物，由於Harapan大部分森林被轉作為木材、棕櫚油及農業生產，使森林面積大量減少，經由國際鳥盟及印尼政府的合作，與利害關係人共同推動「希望之林」（Forest of Hope）計畫，讓居民透過自願簽署，共同保護社區生物多樣性，也透過參與式土地使用規劃來減少森林砍伐的壓力，進而使橡膠及其他產品得以森林友善的方式來生產。
除了「社區參與及生物多樣性」周邊會議外，還有許多可提供台灣城鄉地區參考的「生物方城市」，例如：以自然為本的方法可以使都市社區更茂盛；合宜的都市設計可以使都市更具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可作為減輕城鄉災害風險的工具；以生態系統為本的調適作法可以使城鄉地區更具韌性；重要保育地區的生態連結可以確保物種及棲地長期存活；都市生態廊道可以串接都市化地區與自然生態系統；參與式生物多樣性疊圖更具吸引力；不同分區（核心區、慣行區、特定區）的土地使用管制更能因地制宜保護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指標視覺化更具可閱讀性；追蹤全國、區域、集水區及特定地區的保育績效更具政策效果。
地球作為大地之母及生命泉源，讓我們體認到環境生態危機與人類生存危機並非各自獨立，而是互相影響且環環相扣的，因此，「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只指涉過去與現在，更牽涉到未來。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作為地球村一員，仍須踐行地球公民的責任。從這次參與COP 13的見學之旅，讓我們體認到，必須透過產官學研民的通力合作，才能建構「生物方城市」，使台灣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與高度都市化的城鄉地區和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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