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用生命在工作！」戴著口罩，秋月難掩憤怒地說。「這樣子賣命工作還不給我們工資，實在太過分了！」
提到「罷工」二字，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可能是電影「舞動人生」中戴著頭盔走出礦坑的煤礦工人，或是身著制服、佔據廠房的勞工；二月三日星期一，在巴黎東站附近的水塔 (Château d’eau) 街區，卻出現了一場異於傳統的罷工：為了抗議老闆超過兩個月沒發工資，五位來自中國的美甲師在CGT工會的協助下，佔領了他們工作的「VIP美髮美甲沙龍店」，埋鍋造飯直到來自西非象牙海岸的雇主出面發給工資為止。
是什麼樣的機緣，讓語言、文化相距千里的中國女性與西非雇主，在同一個屋簷下工作呢？
對一般巴黎人而言，非洲美髮店雲集的水塔街區可謂龍蛇雜處的城中之城。十幾年來，隨著西非移民社群的擴張和專業美甲的流行，由象牙海岸、剛果、喀麥隆移民所經營的美髮美甲店在此繁衍，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面積內，有近百家功能與規模相仿的美髮沙龍，專攻來自非洲或安地列斯群島的黑人女性客戶。而除了雇用黑人女性擔任美髮設計師之外，也有許多中國女性在此擔任美甲師的工作。她們往往在最近十年內才抵達巴黎，說著極有限的法語，並且尚未拿到合法的法國居留權。
說起來法國非法打工的緣由，每位女性都有著各自的苦衷。好比剛過四十歲的秋月，來自江西南昌，結婚之後從未工作過，直到八年前擔任公務員的丈夫因病過世，家中頓失經濟支柱。為了攢退休養老本，她把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交給哥哥撫養，隻身搭上了來巴黎的飛機。
初來巴黎，如同許多來自南昌的同鄉，她透過本地的華人網路論壇找到了幫傭工作，在一對忙於經商的溫州籍夫婦家打掃家務、照管小孩。缺乏合法居留權和工作合同的處境讓雇主任意地挑剔她的工作，甚至動輒解雇。「啥也沒說清楚就要我走，就算好聲好氣地沒羞辱人，還是覺得悶。何況失去工作後還得馬上找到住的地方，住沒幾天再搬進新的老闆家，又不知道能待多久。幾次下來，我也累了，就想：不如學個一技之長吧！」在同鄉牽線下，她來到水塔街區拜師學藝，跟著早兩年抵達巴黎的南昌大姐身邊美甲的基礎手藝。一個月後，秋月在同一條街上另一家美甲店正式開始工作。
秋月的經歷與水塔社區大多數美甲師的經驗大同小異。九零年代以來，中國國有企業解體引發的「下崗潮」固然加速了中國的經濟成長，卻也迫使許多城市中的中年男女頓失依靠，毅然邁上出國打工之路。由於法國移民政策對服務業、成衣製造、幫傭、建築等低技術工作的簽證限制嚴峻，這些行業中眾多的中國移民往往缺乏管道取得合法工作簽證，只能忍氣吞聲成為法國人口中的 « sans papiers (無證勞工 – 見附註) »。
法國移民法令對低技術行業的限制看似著眼於保障本國勞工，諷刺的是，這不但未收到效果，反而為技術、資本門檻低的服務業老闆創造了更多的剝削空間。在水塔街區將近一百家美髮美甲沙龍中，只有約一成員工具有合法契約，其餘絕大部分的美髮與美甲師都必須忍受極度剝削的待遇。他們沒有明確的上下班與休息時間，節日照常加班，長時間在充滿化學藥劑的環境中工作；更不合理的是，儘管所有的生產工具 (指甲油、去光水、人造藝術指甲等) 都由美甲師自行採購，她們沒有底薪，工作按件計酬，接客收入與沙龍老闆平分。而為確保老闆享有一半收入，美甲師不能自行攬客結帳，每位客人離去時現金都交給老闆所雇用的「店經理 (往往是同樣來自非洲的黑人男性)」保管，每月才結一次薪水。
「這是對女性勞動者的極端剝削。除了不是用身體賺錢之外，這樣的管理制度與娼館沒有兩樣。」聽聞這樣的工作情形，CGT 工會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法國第二大的工會) 組織者不禁搖頭。從 2008 年以來，CGT 工會便積極介入無證勞工的組織工作。 儘管政府常以失業率為理由支持嚴格把關移民數量，CGT 主張： 對工作權的限制只會造成更大數目的黑工，令雇主得利；因此，打著「我們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生活，我們要留在這裡！」的口號，CGT 發起一場又一場的街頭示威與媒體戰，積極呈現所謂「無證勞工」在法國就業市場的貢獻，要求政府放寬移民政策。
正是這樣的立場，讓秋月與她的同事敢無懼於非法身分的立場，挺身抗議不公待遇。長期以來，水塔街區大量的現金交易為事業廣闊的沙龍老闆們提供了洗錢的機會，延遲發薪資的消息時有所聞。為得到合理的報酬，美甲師們常機動性地串連野貓罷工，逼迫老闆發工資。同樣來自南昌，在同一街區另一家美甲店受雇的素娟表示：「這裡常常這樣做的，往往早上罷工，下午老闆就著急地拿著現金來了。」但秋月的雇主這回似乎鐵了心要消失，從一月中起幾次承諾發薪都食言，後來索性避不見面。
由於缺乏勞僱契約、雇用關係不明確，過去遇到類似雇主避不處理的情況，美甲師往往只能自認倒楣轉換雇主。但這一回，五位美甲師決定不再讓步，任憑老闆逍遙法外：「我們十二月份天天加班，有時作到半夜十二點，他卻讓我們沒錢過年，這太過份了！擺明是欺負我們沒身分、法語又不夠流暢。」來自瀋陽、在店裡服務超過五年的愛玲形容。嚥不下這口氣，五位美甲師不顧來自店經理以及街區其他非 裔老闆的壓力，決定無限期罷工；而隨著壓力日漸升高，孤立的美甲師決定向CGT 工會求援，擴大罷工的聲勢。在與工會幹部開會討論之後，二月三日星期一，沙龍門口掛上 CGT 工會的會旗，宣布展開佔領。
對水塔街區的眾多非裔店東而言，法國工會幹部的抵達，不啻宣告他們必須改變長期以來習慣的地下經濟模式。工會不僅邀請媒體記者和社運組織前來聲援，創造輿論支持；更通報勞動檢察官、地區區長以及主管居留權的巴黎市警察局，要求政府正視美甲師承受的雙重剝削。面對勞動檢察官，美甲師出示她們隨身記載每日勞動營業額的帳本以及雇主簽名，證實雇傭關係的存在。工會也勸說熟客作證證明美甲師在此工作的事實。種種努力只為了翻轉現行法國移民法令「有居留權才能合法工作」的邏輯，用工作的證據逼迫主管機關承認「黑工也是工作、也值得給予居留」。而有感於利潤分配邏輯的不公，工會更積極遊說水塔街區所在的巴黎第十區區公所買下 VIP 沙龍店的經營權，由美甲師們以勞動合作社的邏輯自行經營、平分所得。
罷工邁入第十天，眼看老闆繼續避不見面，美甲師們難掩疲憊。秋月無奈地說：「大家都笑我們是傻瓜。這樣一罷工，我們在這個街區已經混不下去，沒有老闆敢請我們了。如果又拿不回薪水，簡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同時，事態的演變似乎不容許她們絕望：一方面，在地方選舉壓力下，美甲師罷工引起政治人物高度重視，地區區長已兩度來訪與工會商議解決之道；另一方面，眼看抗爭擴大，在同一家沙龍工作的六位非裔女性美髮師也加入佔領行動，讓這場戰役由「中國美甲師抗議非洲老闆」轉化成一場屬於女性服務業勞動者的抗爭。
無論這場抗爭最後成敗如何，美甲師的集體行動已在 CGT 工會的組織歷史上留下美麗的一頁。她們的處境揭示了在服務業發達的全球大都會中，工會組織移工的工作必須穿越語言、文化和營運模式的多重考驗，才能觸及需要幫助的弱勢移工。但她們的憤怒與勇氣也證明了，若能團結抗爭，即使是最弱勢最受剝削的底層勞工，也有可能挑戰看似嚴峻的法律、爭得尊嚴與權利。
【附註】
1996年，在人權團體協助下，一百多位來自非洲的非法移工佔領了巴黎十八區聖柏納教堂，要求政府給予其居留權。抗爭中他們用 « sans papiers» (直譯為「無紙張」，即缺乏合法居留證之意 )自稱，以彰顯他們雖然沒有居留證，卻早已百分百融入法國勞動市場和日常生活的事實。這場抗爭不僅成功爭取來大赦條款，也讓 « sans papiers» 取代「偷渡客」(clandestine) 或「非法居民」(illégaux) 等將無身分居民描繪為罪犯的汙名形象，從此成為法國稱呼無身分居民的慣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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