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請見：〈懷念成露茜：「當一個獨立的女人，真的很好！」（上）〉
「我姐姐以前曾說，我們家父親最疼愛我，母親最疼愛我哥，就只有他在中間沒人喜歡，但後來發生很多事，她總要證明她是最值得愛的小孩。因為我哥很早就跑掉了，我後來也跑掉了，只有我姐一直留在父母身旁，後來我父親生病，也都是我姐姐在照料，後來有很多事情，我和我哥都覺得對我姐是有點愧疚的，什麼事情都她說了算。」
三個兄妹，最後只剩成嘉玲陪伴在老人家身邊，父母親難免感到孤單，「尤其我哥哥的離去對母親影響最大，但我哥哥的走對我來說，再度加深我覺得獨立是一個很好、很美的事。」
成露茜回想，在香港時哥哥成思危說要回大陸祖國，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但當時香港有個法律規定，如果未滿18歲，必須父親同意才能搭廣九火車到中國。
「所以我母親要父親不要簽同意書，不要讓哥哥回中國，我父親就把哥哥找到書房，和他談談，照慣例，我就跟在門口偷聽。」成露茜說，當時成舍我問成思危為什麼要去中國，成思危講了一套自己的見解後，成舍我就問他，「你想清楚沒有？因為去了就回不來了，我們全家就要去台灣了，你沒有後悔的餘地，我們以後都見不到面了。」
成露茜說，「我哥就說他想清楚了，他們談完後開了門出來，父親對母親說，這小孩他已經想清楚了，就讓他去吧。我哥就這樣走了，對我母親打擊很大，也因此她對父親心底一定有著不諒解，來台灣後母親會沉迷於麻將，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也很多人不解我父親的作法，大家都說，這是你唯一的兒子，竟然親手放他走。但我們都看不出來這件事對父親的影響，他也沒有什麼傳宗接代的觀念。」
對抗種族性別歧視，從拒絕倒咖啡開始
60年代在芝加哥求學的經驗，讓成露茜強烈感覺到種族歧視的存在，1970年起成露茜開始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任教，在學校中她是女性，又是少數民族，十分弱勢，而這時候正好是美國民權運動興起的年代，也吹起女性主義運動風潮，給了成露茜歷史性的機會。
她在UCLA任教第二年就入選很有權力的「人事預算委員會」，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女性委員，成露茜說，「第一次去開會，全都是白人男性，還都留鬍子。chairman（主席）一來，就說，啊，如果有人去弄咖啡多好？我說，好啊，就去弄了。一坐下，他把本子推過來，『請妳做筆記吧』。第二次開會，又是這樣。」
剛開始成露茜認為替大家服務沒什麼，平常在朋友間也是會做的，「但是，為什麼注定是我！第三次，我開始反省，我要反抗，但我也有壓力：在座有諾貝爾獎得主，我又是新人，我會不會小題大作呢？但如果不吭聲，我是不是強化了這樣的對待？」
第三次開會，大家都等著成露茜去弄咖啡，她說，「我不動，一分一秒過去，大家很不安，主席又說，誰給我們弄點咖啡？我還是不動。主席不好意思，起身去煮咖啡。我把筆記本推給旁邊的人，『輪到你記了。』第二天我遇到校長，校長劈頭跟我說，『Lucie，聽說妳昨天搞了一場革命！』哈哈，這件事還被人寫入UCLA的校史裡。」
娼妓研究：70年代的性別議題先行者
成露茜在UCLA的時代常有驚人之舉，「我參加很多社會運動，又在學校成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反正整天和當權者對立，也常向校長拍桌子。」
成露茜積極研究在美華人婦女的議題，她不理會學校的規定，組織3、4人的核心教授群，展開族群教育與研究，震動了美國當時相當保守的學院，該研究中心也參與反越戰，他們認為參戰的多是黑人，黑人死傷最多，突顯美國種族矛盾。
成露茜還展開對亞洲婦女研究，尤其是美國早期華人婦女，她把學生帶到唐人街調查研究，最後勾畫出4,000多個離鄉背景到美國討生活的華人婦女故事。
「我選擇的課題都是很多人反對，甚至威脅我無法升等、大逆不道。有次研究19世紀在美國的華人妓女，我研究他們賺多少錢，這些錢如何分配，他們生了多少小孩等等。我單純把娼妓當成一種工作，我批評美國某個知名拯救娼妓的人，因為他拯救了這些娼妓後，跟加州的農場簽約，提供勞力，這位人士形容這些婦女現在做很乾淨的工作：早上5點起床就去摘蘋果，吃過中飯後下午又去摘蘋果，晚上吃晚飯休息，覺得很乾淨很正常。但最後仍有許多婦女跑回去做娼妓，這位人士因此批評這些婦女很賤。」
成露茜卻把「娼妓」以及「摘蘋果」兩個工作進行比較分析，計算兩個工作的強度，「摘蘋果那麼累，這樣的生活真的就是很好的生活嗎？娼妓或許不是很好的工作，但人家不願意去摘蘋果，要去當娼妓，並不等於她想自甘墮落，這是一個兩相工作權衡下的考慮，不應用道德判斷來箝制別人。」
成露茜指出，「而且我計算在妓館出生的小孩數量也讓美國人不高興，因為數量之大，幾乎讓人以為在美國的華人都是娼妓的後代。但我認為，既是如此也沒什麼，不能因此就不寫這些人的生活故事。」
這篇論文在座談會發表後，雖然有人叫好，但也有很多人打電話、寫信罵她，無論是左派或右派都反對，成露茜強調，「但我覺得選擇你想寫的，你想了解什麼，就去研究，自我獨立很重要，不要去想寫什麼論文會有什麼出路。」
列入台灣黑名單，長期不能返台
但也因為成露茜的活躍，被台灣當局列為黑名單，長期不能返台，「我有一門課講中日韓的比較研究，牽涉到中國台灣、北韓南韓的關係，結果被職業學生向台灣通報，說我污衊領袖，為匪宣傳，父親因此託人帶封信給我，叫我千萬不要回台灣，所以我就放棄申請回台灣。」
成露茜直到1980年後才回到台灣，「我這個左傾的人，最後能回台灣是拜美帝之賜。當時美國和中國建交後，美國受邀去中國後，台灣當局也來邀請UCLA，校長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台灣，因為當時我負責亞太地區各國的學術活動。校長就拿了我的護照，跟他的護照一起送件，結果簽證就下來了。只是給他多次簽，只給我一次簽，哈哈。」
成露茜還形容，當他們一回到台灣，台灣教育部的人員只讓校長走VIP通道，快速通關，完全不理會成露茜，直到校長發現才回頭找她，結果一到飯店後不到5分鐘，UCLA的校長就對教育部的人員說，他接到UCLA的電話，必須趕回美國處理很重要的事情，在台灣的事情就由成露茜全權處理，校長賣這個面子給成露茜，讓她順利返台。
「每次回國通關時，總會被盤查許久，而我每次離開，他們就會去見我父親，打聽我去見了哪些人、有什麼事。」
結果成舍我總回答：「我這個女兒從小就翹家，她做什麼事也不會跟我講，我什麼都不知道。」
不兼任「妻子」與「母親」
「我做很多事情並不成功！」那一天，成露茜穿著雪白襯衫，臉上漾著過盡千帆的笑容，明白地說：「雖然自己離成功還差得很遠，但我覺得，這些事情都值得去做」。
她說：「不成功有很多原因，若是我做得不夠好，那我就再努力，把它做得好一點。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環境條件不夠，那你就必須就現有的條件去創造出最好的成績。」
一個人無法同時做20件事情，但是成露茜一輩子都在挑戰這個通則，手上永遠有忙不完的事情，即使2001年獲美國UCLA社會學系榮休教授後，她依舊馬不停蹄。原本就是《立報》社長的成露茜，近十年間陸續接下數個吃重的職務，更不用說期間她仍然繼續教學，指導學生論文，為各種研究案忙碌著。
61歲時她接下《傳記文學》出版社社長，62歲秋天，發現罹患乳癌，在療程順利結束後，她隔年擔任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主持教育部「多元文化學程」的研究案。66歲那年與全世界的100位婦女代表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2006年，67歲的她罹患多發性骨髓癌，同這一年，她創辦《四方報》，並且在世新大學設立「舍我紀念館」。
學生從她身上，看到女人的可能性，「看著她，我發現原來女人不必是男人的妻子，也不必是小孩的母親，做為一個人，『存在』竟然就能是一種力量。」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3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