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過周聯華牧師車子的人，莫不懷疑他是最好的司機，行速不疾不徐，偶爾加快也不會讓乘客感到危險或不適，而且談笑之間，竟然目的地就在眼前。周牧師要求自己一切做得恰到好處，接觸過他或長期與他相處的人，都喜愛他、敬服他。
一般人會以為，熱愛開車、擅於開車的人，必定會給自己選一部上好的，與身份能夠搭配的車。周牧師不然，他開的都是耐操、不起眼的小車，我知道他開過一部克萊斯勒的Neon，里程數十萬公里；想起此事我常暗笑，車界對Neon評價不高，大概找遍全球，也沒有比周牧師這部Neon走過更多里數的了。2016年8月6日，他心臟病發在一部Suzuki的小車裡，似乎顯得那麼理所當然。96歲，瞬間離開塵世，也符合他的個性，他常說，自己只是耶穌騎進耶路撒冷的小驢，他也以服事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每一個上帝的造物，他從不需要或希望任何人服事他。
去找周牧師就對了！
認識周牧師，並有幸成為他凱歌堂講道集的記錄者，說偶然也不偶然。我是基督教家庭的第三代，外婆很年輕便在廈門受洗了，據我母親轉述，受洗後的外婆真正成了「新人」，從一個嗜賭耗盡家產、脾性衝動爆烈的寡婦，變得努力、謙遜、敬愛生命。外婆不識字，當時已有羅馬字拼音的聖經，她勤讀不輟，並樂於與別人分享；每天晚餐後，她要家裡大小一起聚會，跟著她查經禱告。我母親有點抱怨地回憶，最後大家到外地升學或工作，獨剩她這個么女，成為外婆天天牧養的對象。
這層薰陶對母親幫助極大，直到後來，有時我問起一些聖經裡的典故，她都多少答得出來。我當然是從小每週日上主日學長大的，但是去的是最不拘儀軌的衛理公會，成年後連慕道友都談不上。我喜歡主日崇拜的氣氛，常遊走各教派、眾教堂，連舌語禱告、靈恩派對般的禮拜都不排斥，然而把一切的源頭歸於主，善惡、賞懲、赦免、救贖等都由祂，常讓我有點不服氣。多年後聽周牧師講起，才知道他不完全贊成像美國靈恩派的那種狂熱萬分的聚會，「我知道那很吸引一般人，尤其是年輕人，然而那不是主日崇拜的重點。」周牧師說，「重點還是從經文中發現主對世人的期待與愛，與同工一起分擔、分享這樣的期待與愛。」
千禧年之前的兩三年，有一天遇到老友林弘宣，他是美麗島事件軍事審判的八被告之一，曾留美攻讀神學碩士，入獄前是長老教會神職人員。我問他，他最欣賞的牧師是哪些人，他說起黃彰輝、宋泉盛，年輕一輩有個林鴻信等，都是他認為水準很高的（註，他們都屬長老教會）。我說，我正想找個人談談基督教與台灣社會之間的關係，有沒有一個神學家或牧師，比較具有代表性？
我本以為，弘宣會建議我去見長老教會創辦玉山神學院初期甘願多年不支薪的高俊明牧師，他卻說：「你一定要找周聯華牧師。」
周牧師？蔣家的牧師？弘宣好奇的問：「你現在到底是教徒還是慕道友？」我說都不是，他說那麼找周牧師最適當了，所有我想問的，周牧師都會有答案。我納悶：「你怎麼曉得我要問什麼？」弘宣哈哈大笑：「你去就對了。」接著他講了幾則周牧師的趣事。他在教會聯合活動中當過周牧師的短期秘書，自此對周牧師羨佩不已。
「可是我讀過他寫的書，好像都很清淡，我看不出有什麼特殊之處。」我不解。
「你去了就曉得了。」他強調。
蔣介石的複雜性格
我找到了周牧師，聽過他凱歌堂的講道，做了訪問，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愛是最大的力量：周連華牧師談蔣家、人性與福音傳播〉（台灣新文化訪談錄3，1999/2/10～2/11）長文；17年後再讀這篇訪談，仍能感受到周牧師的魅力。他要言不煩，不迴避任何問題，遇敏感話題，四兩撥千金的工夫相當要得，總之，他面面俱到，且講了實話，果然是弘宣說的：「所有你想問的，他都會有答案。」
當時還在國民黨李登輝當總統的時代，該訪談的序文中我寫道：
台北士林官邸按往例有個元旦祈禱會，今年，參加的信徒都聽到周聯華牧師為李登輝總統禱告：「主啊，在他靈修的時候，請你幫助他，因為只有你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令人不禁莞爾。
周牧師不僅為李總統禱告，也為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甚至為無黨無派祈福。接著，他為爭戰中的美國、伊拉克領袖禱告，求主幫助「特別是這些基督教傳統的國家」，讓他們能發揚基督的愛。柯林頓總統與海珊元首的名字，迴盪在肅穆的凱歌堂裡。
我在序文中說，海珊當然是異教徒，回教徒，不過周牧師不以為意，祈禱會開始前，他還眉飛色舞的提到和阿拉法特的一段交談，並翻出〈創世紀〉經文要我看，猶太人主張巴勒斯坦的所有權，「從歷史上的記載來說並不全對。」現在回想，反美國、反以色列的名家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著作中譯本在台灣剛出版不久，向來傾美的台灣大眾傳播媒體，根本不曾提到這個觀點，但研究聖經的周牧師，卻已覺得不吐不快，藉著講道而廣為傳播了。
〈愛是最大的力量〉訪談中，我問及蔣中正先生信仰基督45年，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教徒，周牧師說：
身為一個時代的巨人，性格上一定是複雜的，不可能只受到一方面的影響。譬如說，政治方面他當然必須崇尚權力，文化方面他講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有一套理論，簡直可以去大學開課了，宗教方面他是神秘派，不大跟人討論信仰，但回家就鑽研聖經，認真的不得了。也難怪他，很年輕就當了領袖，在他四周的人，不是部下就是學生，沒有人是他的朋友，會真正告訴他些什麼事情。我以前聽他的侍衛官講，他會好端端一個人在房間裡，痛苦地哀號起來。可見他是很壓抑也很孤獨的，因此精神上有特別的需求，聖經裡有主，信從主的話，至少祂就是你的朋友。
周牧師略過了政治層面，直接描述到蔣先生的人性面，非常具有說服力。可是周牧師與我較熟之後，跟我說及一些小故事，其中「伴君如伴虎」的戒慎氛圍，仍充份說明外人認為他「一心一意追隨蔣家」不完全正確，那也只是因緣於大時代的造化，並非全然自願。
故事一：依照往例，蔣夫人宋美齡慶祝生日，就是找來一幫熟朋友，大家吃一頓飯，蔣先生也出席。那年剛好蔣夫人出國，臨時想起慶生會，打了電話來，託蔣先生代替她召集這些朋友，在她生日這天聚聚；蔣先生說，這幫人都是女性，光他一個男的，好像怪怪的，蔣夫人便建議他找周牧師一起來。周牧師告訴我，那天半夜兩點，外面門敲得價響，他從窗子望出去，有位軍官下車，傳令兵來按鈴，他心想，自己一定出事了，多年來做為一個坦言的知識份子，不可能沒說過一點得罪當局的話，台灣那麼多人曾經被殺、被關，即便身為蔣家的牧師，可能也不會例外。於是他穿好衣服，恭謹的開門迎接噩運，哪曉得，原來是蔣先生恐怕電話通知不夠慎重，特別差了侍衛室來當面邀請周牧師，務必參加慶宴。
周牧師自我調侃的說及此事時，呵呵笑了。
故事二：有一次我問及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周牧師給我一本田立克的《信仰的能力》（Dynamics of Faith）譯本，譯者是「羅鶴年」，周牧師還為他加了很多註釋。我讀後告訴他，譯文好極了，羅鶴年是誰呀？他說，就是他本人，他1960年代遊學倫敦時抽空譯的。我覺得很奇怪，為何他是譯者卻不肯具名，又具名替自己的譯文加註？他解釋到，田立克當時大名鼎鼎，常發表文章反對獨裁統治，雖然這本書和政治沒有關係，但為了避免無端牽連，他還是決定以假名發表。
他尷尬的笑笑說，這樣做是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可以說明他當時的恐懼。
清清淡淡的寫作
前面提到周牧師文筆「清淡」，像前述二例，《周聯華回憶錄》中有記載（聯經出版社，1994，p211～212、69、311），可是我居然讀漏了，我想，原因是周牧師在寫到這些事情時（或所有事情時），絲毫沒有控訴的語氣，沒引起我特別注意。多年來，他的文章特色就是「輕描淡寫」，有一次，一位二二八和平禮拜（1990）的發起人，還跟我提到周牧師的寫作風格，認為那是周牧師在無所不在的白色恐怖氣氛下，心中有個小警總，無形中所練就的絕活兒，這樣進行書寫，既可保留若干事實，又可不招惹麻煩。
我不完全同意這位基督教界人士的看法。沒錯，誠如《周聯華回憶錄》所述，慶生宴之後，周牧師剛好有事去紐約，立刻和蔣夫人報告，這樣的台灣他待不下去了，會出事的，蔣夫人才建議他轉任為凱歌堂專任牧師，認為這樣，比較可以保證他免於情治單位的騷擾。但周牧師原來且向來就是與人人為善的，幾乎從不揀選舊約裡那些打殺、征戰、報復、滅絕的篇節來講道，他最喜歡談的是寬容、饒恕、和解……總而言之，仍是新約裡耶穌基督所強調的愛、愛、愛。愛的語言，當然必須輕柔。
細細體會周牧師在回憶錄裡的講述，我們可發現當年台灣獨裁政治的真正問題，就是美國獨立報人史東（I.F.Stone）經常説的：「根本無法管束情治單位，連情治單位都管束不了自己。」幸好周牧師終於還是留在了台灣，在凱歌堂、浸信會的懷恩堂講道數十年，在神學院教出數百個傳道，替世界展望會巡視台灣與世界的關懷弱勢現場，為無數人祈福、證婚、做臨終祝禱或主持喪禮，為提倡本色神學勤走原民部落等等。
周牧師最不喜歡「蔣家御用牧師」的稱號，對於人家提到他主持了蔣家三代的喪禮，曾公開駁說，誰教這三人（蔣中正、蔣經國、蔣孝文）的歿日那麼近（1975、1988、1989）。他也確實是台灣最親近基層（包括監獄）的名牧師，夏忠堅牧師說他「權貴弱勢都服事」，一點也不假。
事實上當我們在說「周牧師是台灣最有名的牧師」時，常忘了他從拿到神學博士之後，即著書不斷，是台灣近代最有實力的神學家之一，能夠以希臘文、亞蘭文直譯聖經，更參與聖經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審定，以及舊和合本的修訂，前後數十年終告完成。沒有誰比他花更多心思，想使大家更能接近基督教。
「講道學」一直是周牧師的教學強項之一，寫過兩本教學專書，我問周牧師，為何凱歌堂的講道那麼精采，從來沒想到整理成書。他答過去有多人試過，都沒有成功。我想義務的試試，他同意了，且決定有系統、完整的講，看看能否為幫助大家認識聖經，增添一則工具。這就是2000年初出版的《小驢：凱歌堂講台．周聯華證道》。前後25週，周牧師講完一回，下週主日崇拜時我交給他整理稿做校閱，順便討論一下如何定稿，大體上修改甚少，工作進度十分順利。包括祈禱、讀經、唱詩、講道等，周牧師在後記中說：「本書排版時，特定依照主日崇拜中的次序與方式，使沒有參加過凱歌堂禮拜的朋友們，也能夠有身歷其境之感。我這麼做，是想為這個具有奇特背景的教堂，留下一點歷史的見證。」
《小驢》出版那年，剛好是周牧師80大壽，3月5日他在懷恩堂做封口講道，將此書送給在場每位教徒當紀念。然而這並非是他的「完美句點」，周牧師還「年輕」，他又繼續過了16年的牧道生活。
誓作眾人的僕人
《小驢》出版後，我有機會旁聽一些周牧師的講課，才知道他對於「今日教牧事奉的裝備」（註，這是他一本書的書名，浸信會出版，1987），抱著無比嚴肅的心情。「大家沒想到，教牧工作是不可能作好的工作，也是永遠不討好的工作。」可見他對於做為一個牧師，要求是非常高的，「只要感到這是主要我做的，我就全力以赴……如果我沒有時間，就抽時間去做。我沒有休假，沒有休閒生活。時間不夠就開夜車、開早車……我要忙到天父接我去的時候，或者到祂不要我忙的時候……讓我蠟燭兩頭燒吧！假如把它切成兩段，能夠四頭燒的話，只要多放一點光，我也願意。」（見回憶錄序）
大概很少看到比周牧師更勤奮的神學老師。雖然不大講時興的潘霍華、布特曼或莫特曼，他很推崇虞格仁（Anders Nygren，1980～1978）的《羅馬書註釋》（Commentary on Romans，鍾蒼榮譯，道生出版，1983），他本身和這位信義宗的北歐神學家一樣，希望藉著不斷研究聖經，為眾人修築一條通達上帝的真理大道。當我覺得周牧師可能已準備偃旗息鼓時，他的《你們要去──如此主說》（台灣基督教文化，2005）出版了，他將「宣教的聖經基礎」課程內容寫成一本書，這本書中最精要的〈保羅書信中的宣教訊息〉，應是他對保羅的最後定見。讀過了神學家巴克萊（William Barclay）的保羅（《使徒行傳注釋》、《基督的大使》），以及虞格仁的保羅，加上周牧師的保羅，我們當不會再懷疑神學中是否有知識論。
周牧師引了保羅的話來告訴我們：「你們是靠上帝的恩典、憑信心而得救的……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改造了我們，要我們行善……」（以弗所書二章8節）。我們不妨說，周牧師完全就是這麼一個行善的人，是基督徒中的典範。據他說，40歲時曾打算效仿史懷哲學醫，白天行醫，晚上傳道，因為年齡太大終而打消念頭。
我在進行整理《小驢》期間，還完成了兩個訪談：一是〈現代人的四種愛〉（周牧師譯過所羅門王的〈雅歌〉，《聖經中的情詩：歌中之歌》，道聲百合文庫），二是〈文明需要宗教嗎？〉（講人的三大焦慮與教會的合一），都經過周牧師審閱定稿，討論台灣人與基督教的關係。周牧師曾感歎，台灣要是有人願意研究宗教社會學就好了，像哈佛大學的Harvey Cox，也用不著我們來費心做訪談了。後來找不到發表園地，加上我工作日益忙碌，一擱十幾年過去了。雖然台灣社會沒有特別看重基督教學術，對其重視遠不及佛教學術，從周牧師等人對於信仰的遠見及深耕，仍可看出他們不悔不倦的使命感。
「一個基督徒，如果能夠脫下舊人、穿上新人，能夠有主耶穌基督的愛在他裡面的時候，很自然的，他的愛心就廣，廣到能夠包涵全世界的人……不會再想到自己，卻是想到周圍一切有需要的人……服事人到一定的程度，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那正是應驗了耶穌所說的：『那失掉生命的人，反而得到生命。』」這是《小驢》第24章〈作眾人的僕人〉之結語。
周聯華牧師（1920～2016），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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