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雖說民主運動在全球各地迭起風潮，許多國家卻一再陷入獨裁專制統治，一旦新政權上台，前朝破壞人權的劣跡累累，成為團結人民的最大障礙。實現正義的最簡單方式，當然就是以牙還牙、以血洗血，但是舊恨加上新仇，暴力循環相生，新興國家遂又陷入內鬨或內戰。
此外就是例如德國納粹的種族滅絕惡行，因為牽涉到巨量的預謀殺人罪，且跨國進行，實施犯罪的地點有雙重或多重管轄，最後以國際軍事審判的方式，在德國紐倫堡舉行，對首謀者處依違返國際法處刑。紐倫倫堡部分，有18個納粹分子被判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其中11人被判處死刑。至於一些逃脫的納粹戰犯，後來紛紛以各管轄地的法律審理，其中以1960年代在阿根廷就逮的艾克曼（Adolf Eichmann）審判最為有名，當初為了是否該將他送往以色列受審，還有過一番外交爭議。艾克曼曾參與計畫將猶太人集中在各佔領國的大城，再集體遣往偏僻地點，但由於德國攻打蘇聯，該計劃改為集中殺害，艾希曼被任命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有將近600萬猶太人遭處決。因此以色列得到國際社會其撐腰，審判才在該國舉行，他最終被判以死刑。
2006年伊拉克獨裁者海珊被補後，審判管轄也成了問題。他是新興國家恐怖主義的典範，如掀起兩伊戰爭、進攻科威特、跨國界對庫德人施以化學武器，更屢在其國內將反對者連坐屠村，無論軍民，受害者盈野。本應以國際法庭嚴正審理，以昭大信，卻結束於美國授意下的一場不知所云的伊拉克國內審判，被草草帶上絞台處死。便曾有法學者認為，這只是藉法律執行報復罷了。
若以國際法庭審判海珊，則長達近30年的、美國在中東的武力干預的所謂「反恐行動」，對於各相關國家的暴力攻擊所造成人民與基礎建設的摧毀，其恐怖似還更勝一籌。美國自知其中利害，故寧願伊拉克以國內法為受害者「伸張正義」。
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以下簡稱「真和會」），是目前除了報復、審判（國內或國際）之外，所希望走出的「第三道路」。目前，全球為實現政治轉型期正義而成立的真和會，不下40個國家，各有各的權宜性運用。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選擇第三條路，對於南非而言是時勢所需。他們有過太多經驗，試圖對那些在種族隔離制實施期間受到各種國家暴力侵犯的案例，進行起訴或判刑，然而審判程序繁瑣不堪，被訴者往往仍在其公職，湮沒或變造相關文件易如反掌，法院傳訊證人耗時費力，訴訟相關費用往往高達天文數字，能夠真正定罪的人卻仍屬少數。對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實在不堪負荷。而且，國內刑事審判不公開，民眾對於受審者的身份、動機、犯行、受審態度以及其對受害者的受迫害實際過程等，只有極少數關係人得以知悉，並無助於正義在廣大民眾中獲得彰顯，以進一步弭合族群裂痕。再三考量之下，南非政府依據憲法制定國家團結及和解促進法案（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再以其為母法，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真和會這種組織，並不是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審判機構，反而遍見於古代史，不如說是一種為了「重建的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所設立的特殊組織，針對一種或數種犯行（在南非是針對「種族隔離制」的相關犯行）進行調查與特赦（在南非也允許不特赦，特殊案件得再逕交國內刑事法庭進行審理）。
一般來說，重建的正義強調政治迫害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執行公權力者對於迫害者可能沒有針對性，但其犯行的加害性，卻往往高於針對被害者個人的狀況，傷害的範圍還涉及社會和諧及國家統一。這時犯罪者被鼓勵主動投案，明白陳述其犯罪情節，並以懺悔之心面對群眾，請求原諒，以得到罪刑的赦免。而相對的，被害人或其家屬也必須有療傷止痛的意願，透過真相的釐清，使社會大眾知曉被害者的冤屈，得以替被害者正名，恢復他們身為人及公民的尊嚴。換句話說，它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法制，目標放在「和解」而非「懲罰」。
南非的真和會下設3個委員會，一是違反人權委員會，負責調查1960年至1994年之間的人權迫害事件。為何選這兩個年代呢？因為國家團結及和解促進法案規定，加害者請求特赦的行為，必須發生於1960佩沙維爾大屠殺之後與1994年曼德拉當選為南非民選第一任國家元首之前。如果從1948年南非開始實施種族隔離政策起算，有350萬人曾被迫離開家園，這筆帳要怎麼算都算不完的。
二是補償與重建委員會。根據南非當局的設計，前來承認罪行的加害者若只有刑事責任獲得赦免，仍無法逃脫民事責任，勢必不可能構成參與真和會調查的誘因；而一旦罪責成立，被害者或其家屬沒有得到任何實質彌補，也完全說不過去。因此設立該委員會審理補償。根據資料，在1998年至2000年之間，補償金額為每人300至800美元，2003年11月之後已調整為5,000美元。依據南非政府在1990年代末的粗估，總共約需支付29億南非幣，折合為4億4千7百萬美元。
三是特赦委員會，依據法律，委員會只審理「嚴重違反人權」前來要求特赦的案件，為求效率，將案件粗分為4類──殺害（無論是否有預謀）、綁架、酷刑和嚴重虐待。如前所述，一些特殊案例，如學生領袖畢哥（Steve Bico）及南非共產黨領袖韓尼（Chris Hani）案，都沒有獲得特赦
截至1998年，有2萬2千人曾以兩造之一的身份，參與真和會的調查過程，大多數為黑人，在南非全國80個社區舉行公聽會，透過報紙、廣播、電視轉播等方式，鉅細靡遺的加以報導，讓加害方的證詞與被害方的痛苦，完完整整的呈現在國人甚至世人眼底。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受害者
所有實施轉型正義的國家中，台灣對於受政治迫害者的相關法制，是相當罕見及荒謬的，因為它只做「補償」，幾乎從不追究「真相」。
近年來，民眾僅僅被告知，1995年4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公布後，財團法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會根據法律授權，訂定賠償金的審理程序及核發標準，按照受難程度，對受難者或其家屬發放賠償金，最高限額為600萬新台幣，申請期限到2017年5月23日，而到2015年8月為止，審理通過2,288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4件、失蹤類案件178件、其他類（包括監禁、受傷或名譽受損等）1426件，受領賠償金人數（包括受難者本人或受難者死亡後的家屬）總計9959人，賠償金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總金額約72億7百50萬元。
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是從二二八事件後期到解嚴前兩年（1949年5月20日至1992年5月22日為止），總共長達43年，因思想、言論涉及叛亂罪，被依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條例逮捕受難者，有8,296人，其中1,061人被執行死刑。根據白色恐怖基金會呈報行政院的數據，自1999年起至2007年6月為止，申請補償的件數為8,500件，已領補償金者為13,000人，而受理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賠償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14年解散後，仍有不少冤獄案件，向國防部等政府機關申訴。
全民共同買單，為轉型正義賠償了兩萬多人，政府也一再道歉，二二八事件及眾多白色恐怖事件的加害者卻從未出現，有關單位無論案件年代遠近，亦從未對任何加害者或可疑者進行調查或訴追，形成「只有賠償而無真相」的怪現象。這是舉世未有的。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設立，就是為了要讓台灣過渡到一個新的政治階段，無需「全民集體遺忘」，便能夠把握歷史的真正脈絡，創造一個更理性的新台灣，成為彼此間沒有夙怨的新台灣人。民進黨第一、二次執政沒有做到的事，第三次執政再來做並不遲。
南非屠圖大主教在他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有一句無可奈何的話，可以用來形容台灣人目前的心情：「我們真的想寬恕，但不知要寬恕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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