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捷在台北捷運砍殺28人造成死傷的事件(4人死亡;24人受傷,包括重傷8人、中傷7人以及輕傷9人),已發生近四個月,檢察單位曾將鄭捷送交台大醫院,安排他與醫院四度面談,針對犯案動機、心理狀態、是否受有外在刺激及人格狀態做精神鑑定,並對他的血液、腦部、生化進行檢驗,認定他犯案時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欠缺或顯著降低行為行力,故推論他仍然「具有受審能力及到庭參與訴訟之能力」。

精神鑑定報告細節涉及當事人隱私,我們無從得知鑑定者的資歷或斷診標準,台大醫院對外僅提到鄭捷具有反社會、自戀的人格特質,不成熟、常有標新立異之舉,對於他人遭遇的同理心較欠缺,具有特殊的世界觀,認為世界是虛無的,人生意義傾向悲觀等。所以,關於鄭捷為何濫殺,真相仍在五里霧中,社會大眾不得不承認「人生無常」,那些受害者不過就是「碰上了」,真的很不幸。

其實到目前為止,無論中外所發生的「濫殺」(mass murder)事件,包括鄭捷案,事前都有跡可循,只是他們身邊的人沒有足夠的能力,包括辨識及防阻的能力,以致這些人直達了犯罪之路。

拿鄭捷來說,新聞報導不少他弘道國中李姓同學的話,說從國中到大學期間,每次與鄭捷聚會,都會聽到他講奇怪的殺人計劃,可是大家不以為意;那半年來遊戲聊天室也有人說,鄭捷常提及要去捷運殺人,沒想到他還真下手了。鄭捷的高中同學則說,他成績在班上屬前段,平常會和同學互動、搞笑,頗受歡迎;他喜歡小說《大逃殺》,上課常在作業本寫殺人小說、故事,至少寫了十幾則,內容多半是上百人被帶到密閉空間殺害,如廢棄教室或車站,且畢業紀念冊留言詭異:「我沒有放火燒我家」。

相信任何中年人身邊,如果有一個像鄭捷這樣的朋友或同事,時常講要殺人、要殺人,必定不會覺得他是「正常的」,然而鄭捷的這夥青年朋友,卻多半以為他在開玩笑,為什麼?因為他們這一代,正是媒體充斥暴力的年代,從美國攻打中東的國家級戰爭暴力,到九一一事件恐怖組織從事的集體謀殺,從電玩遊戲中種種殺人遊戲,到無數電影裡的殺人不眨眼片段…。殺人的「稀鬆平常」,會給人一種「殺人沒什麼」的錯覺,媒體不會強調那些被害者的痛苦萬狀,因為法律不允許;勝利者總是快意的揚長而去,媒體甚少提及他們必須擔負刑責;傳統道德的善惡不兩立,被譏為食古不化…。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殺人行為被賦予各式各樣的戲劇效果與娛樂任務,外表上披掛著林林總總的的正當性,我們如何告訴鄭捷「殺人不是沒什麼」?

當鄭捷的李姓同學回到自己家裡,告訴他媽媽鄭捷「要做大事」,終於有人警覺了,於是間接通報鄭捷就讀的東海大學。東海大學在捷運事件之後,出面表示「已掌握鄭捷異狀」,說什麼軍訓教官曾約談鄭捷並做心理輔導,都只是搪塞輿論的片面說法而已,事實上當時沒有一個他的親人或是朋友,真正曾仔細探究為何他「有寫恐怖小說的習慣」,或總是放話要殺很多人。寫作當然是無罪的,講殺人當然是言論自由,但他的親友難道是因為尊重鄭捷的思想自主性而不予聞問嗎?或只是不夠關心他?

六月初我寫過一篇文章,建議檢察單位要求鄭捷做精神鑑定,然而要了解鄭捷的成長經過與性格養成,以及他的心智結構,光幾次面談的這類精神鑑定是不充分的,面對這種帶來巨大恐懼與傷害的公安事件,相關機構早應該組成專案小組,做更廣泛的調查與了解,或許可以拼湊出一個較完整的圖像,告訴我們鄭捷如何成為一個濫殺無辜的年輕人。從這些真相,我們可以繼續追問,台灣教改後的小班小校,多年來解決了小孩們從小不被關注的問題了嗎?他們的身心、性向曾有人去認真分析嗎?

父母是每個人天生就有的,我們不敢究責父母為何不能做稱職的照護者或教育者,那麼學校呢?有多少比例的學生,在一生就學的十幾二十年期間,所謂教育界的各級老師們曾經和他們四目相視,好好對談過?不可能那麼長時間裡,學生面對人生是毫無困難的,到底誰來幫他們解惑?現代教育體系配備了各種諮商理論與精神醫學知識,受益的究竟是哪一些學生?哪一類學生?很顯然,鄭捷的異言異行無法自我糾正,從很久以前到現在,他一直都是無助的。

誠然,例如我在前述文章寫到的霍姆斯(J. Holmes,1987~),二○一二年五月美國柯羅拉多州濫殺事件的兇手,帶著武器及彈藥,在一家戲院點燃幾枚瓦斯彈及燃燒彈後,大開殺戒,造成12人死亡、70人受傷。網路上有記錄片,呈現他犯案之前的優異學業表現,他高中、大學時代的溫文儒雅,與後來的癡呆癲狂,簡直判若兩人,而他犯案時才二十五歲,究竟經歷了什麼突然的外在刺激?或是本身體質的改變,造成他的偏執而導致必殺之局,至今仍是個謎,但大多數的濫殺事件兇手都曾留下蛛絲馬跡,只是他們的親友、師長沒能及時發現並加以開導罷了。

關於濫殺無辜,歐美做長年研究的學者頗多,二○一二年霍姆斯事件後,一位美國加州大學的刑事科學教授米羅依(J.Reid.Meloy)曾寫過名為「濫殺的七個謎思」(The seven myths of mass murder)的文章,第一個謎思就是:他們濫殺行為絕非一時興起或突發奇想,往往他們想殺人已想很久了,也計劃了很久,幾週、幾個月甚至幾年,然後現實生活遇到一個挫折,便開啟了行動。然而我想到,挪威二○一一年七月的濫殺事件,兇手波雷維克(Anders Breivik,1979~)甚至無需經過任何挫折,他整整花九年時間,創立有機農產公司掩護購買炸藥與槍械,而後從容的按照計畫,在奧斯陸街市上的勞工黨辦公室旁引發炸彈,殺死八人,正當城裡大家慌忙救人,全國新聞焦點都擺在第一現場時,他開車前往一個多鐘頭之遙的Utoya島,當時勞工黨的青少年子女舉辦夏令營的所在,他變裝警察渡江上岸,見人就殺,連殺了六十九人,最年幼的是十四歲。英國廣播公司兩年前有個記錄片,訪問僅以身免的幾位在場者,他們都說:「兇手看來胸有成竹,舉止輕鬆,似乎甚為享受看到大家被殺…」波雷維克是個右翼極端份子,討厭挪威勞工黨主張收納眾多外來的中東、南亞勞工,他和英國的一些右翼政治組織接觸多年,彼此相互取暖打氣,展開行動之前,還穿上買來的全副軍裝外加勳章,像是個大將軍的樣子,把照片登在網頁上。

米羅依博士澄清的第二個謎思,是一般人以為這些濫殺無辜的兇手一定有若干種類的精神異常,例如精神分裂,不然就是憂鬱症,再不然就是自閉症等,但是經過精神鑑定,他們的精神病態多半相當混雜,我前文寫到的藍沙(Adam P. Lanza),二○一二年十月在美國康州犯案,他先在家裡把母親以步槍殺害,然後早上九點半身穿黑衣、戴著黃色耳罩及墨鏡,到達距離他家八公里的Sandy Hook小學,十一分鐘內殺了二十個孩童及六名大人,再飲彈自殺,當時還不滿二十一歲;另一案例是二○○七年四月在美國維州理工學院,韓裔學生趙承熙(Seung-Hui Cho)一個鐘頭內,前後兩個犯罪現場,以自動與半自動手槍殺死三十個人,另造成二十一人受傷,最後舉槍自盡,才二十三歲;這兩人生前都有明顯的精神異常。然而以挪威的案例來說,律師雖仍以精神耗弱做為辯護,兇手波雷維克組織自己犯罪的過程卻一絲不茍,澈底達到了預期目的,和精神異常者現實與幻覺混淆不清,完全不同;他前後被精神鑑定兩次,第一次說他有精神分裂等精神異常,第二次只確定他有人格異常,他政治上宣揚種族純淨化,與大多數右翼保守派並無差別,說、寫自己想法,也都無比清晰。

米羅依博士說,一般大眾的謎思之一是濫殺者一定有藥癮,藥癮發了才百無禁忌的殺人,事實上,無論從事濫殺的那些兇手有無精神異常,作案前並不喝醉也不嗑藥,因為行動正常,被害者的數量才會那麼多。鄭捷當初被帶到警局,首先就做酒測,正是這類謎思的具現。然而到底是什麼啟動了濫殺者如此堅強的殺念?至今無解。藍沙過去有亞斯柏格症(高功能的自閉症),也一度被疑為精神分裂症,另有一說是他一天到晚不斷的洗手,每天要換20次襪子,疑似罹患強迫症,趙承熙過去確實有嚴重的焦慮與憂鬱症,我記得這些報導或報告曾引起美國自閉症家長的熱烈討論,有人認為朝精神狀態去解析濫殺者的反社會行為,等於是給自閉症患者等天生精神異常的人貼標籤,但也有家長提出反駁,說他們的孩子就是天生有暴力傾向,的確就像一顆未爆彈。

可是,如果相信挪威波雷維克第一次做的精神鑑定,說他自閉症、妥瑞症、精神分裂兼而有之,使他成為濫殺者,也只是使我們走回頭路,向一世紀前的朗布羅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犯罪理論靠攏罷了,朗氏主張犯罪是天生的,犯罪者甚至連頭骨等等都有個類型,是基因決定了犯罪。這種理論,使犯罪既無法預防也無法矯治,濫殺者的下場當然只剩下永遠與社會隔絕或死刑了。歐盟已廢除死刑,波雷維克最後被判了挪威法律中的最重刑-二十一年,服滿十年得聲請假釋,服滿二十一年並得視情形,每次最多再延展五年刑期,叫做「不定期徒刑」(indeterminate penalty);霍姆斯在一般監獄與精神病監被來來回回的關,案子仍在上訴。

鄭捷的下場將會是什麼?台灣社會很快有它的答案。至於我們能夠在這個重大的公安事件中,對於濫殺犯行學到些什麼,恐怕更理性的觀察與討論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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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組。多年來主業為期刊編輯工作,曾擔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牛頓科學》、《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新台灣》週刊編輯顧問等。著有《終生的反對者》、《人類沙文主義者》、《男人女人懂不懂:後性別時代的情欲觀察》等書,整理有《小驢:凱歌堂講臺.周聯華牧師講道集》、《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蘇友辰律師口述歷史》,譯有《漢娜鄂蘭傳》、《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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