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取名新高，係因日人新發現今天我們說的玉山比日本富士山還要高，因此呼之為：「新高」山。
這家書店位於榮町通與本町通（即今之衡陽路與重慶南路一段路口）的交會處，這十字路的四個角落各有一座仿巴洛克式的華麗大樓，也是臺北最繁華街廓的地標， 而新高堂的本來位置就是今日重慶南路一段121號的東方大樓。
1895年日人入臺，當時有位26歲的年輕人叫村崎長昶（1870-1950），時任陸軍省雇員，見證了基隆的臺灣授受式以及盛大的6月17日始政紀念式，那一年他決定展開人生的冒險生涯。他先是開設了一家事務所，承攬拓荒和交通運輸工程等，又經營土家買賣與融資業務而逐漸累積資本，1898年在「石坊街」（約今重慶南路以東的衡陽路）創立新高堂書店，起初是販售文具、書籍、運動用品、樂器與手工藝品的小店家，後來城外的杉田書店、文明堂書店等也搬遷進到城內來。到了1915年，為配合臺北廳長井村大吉的市區改正計畫，村崎拆了原建築，改築三層煉瓦量體，規模變成占地270坪的大書店，一樓擺放雜誌，二樓為圖書，三樓作大型集會之用。但從老照片看，書籍堆積如山，都頂到天花板去了，且初期還有臺灣瓦斯會社的贊助，使用瓦斯照明，整座自下而上燈火通明，在那個時代裡算是「燈光造景」之最了。
隨著移民的日本內地人逐漸增多以及殖民地教育的推展，且因與統治高層關係良好，新高堂竟長期壟斷公小學校的教科府與總督府的圖書採購。那時代「秀才中的秀才」臺北高校的學生要買教科書與充實最新知識，都得經常到這裡來選購，尤其到了每年4月開學期間，更是萬頭攢動，而一般外文書籍也是從日本迂迴來台，售價再叠上個一成五，加貼紫色標籤註明不二價，至於日本本土作家卻打折求售；其次也因離新公園近，因此也兼售露天音樂會的門票，順勢賣起了山葉出廠的鋼琴、風琴等，又因擁有大空間，所以也能開辦英語學習教室等。
日本時代書店也兼營出版業務，大抵以辭典、教科書、參考書和配合政令的出版品最多，譬如《算數受驗準備書》、《國語受驗準備書》、《小公學校兒童準備書》。新高堂最早的出版品有諸如1905年伊能嘉矩編的《領臺十年史》、《臺灣巡撫トシテノ劉銘傳》。
1922年廢市街名，實施町制，新高堂書店一帶由榮町、本町等交織而成鬧熱滾滾的街廓，這裡四個角落裡除新高堂外，還分別矗立著賣攝影器材的西尾商店（今金石堂書店）、辻利茶舖（今星巴克咖啡店）和做營造建設的大倉本店（今正中大樓），華麗的歐式風格建築，經常成為明信片裡臺灣文明的表徵，其中有張照片顯示在重慶南路與新高堂緊鄰的一側還有出羽商店與佐藤時計，即為販售鐘錶，當時的日本政府提倡西方計時作息，在各大公共場合懸掛大鐘提醒，1921年臺北推出守時的「時間節」由各大時計店配合宣傳，後來成為固定的節日。
重慶南路成為街書店街是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才形成的，戰後民生淍蔽、出版業式微，上述榮町、本町的榮景不再，本來人車分離的騎樓設計，開始堆滿雜貨、小販，日本人只能攜一千圓生活費離開台灣，所有資產都得留下，這新高堂書店則由當時出任台北市長的游彌堅找來林呈祿、范壽康等人共同創辦東方出版社。游彌堅是台灣人赴中投靠國民黨政府，戰後返台接收的大員，即所謂的「半山」，林呈祿是板橋林本源家族中人，日治時期積極從事民族自治與文化活動，而范壽康則為留日的中國人，戰後參加陳儀的團隊來台接收總督府圖書館，改名台灣省圖書館並任館長，不過他在1946年4月29日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公開指責台灣人「完全奴化」、反對「台人治台」等，引起省參議員郭國基的強烈質詢，認為這是對台灣同胞的侮辱。
東方出版社成立之初，先是蒐羅日人留下的圖書，由於日本人引揚返日之前不能將書籍帶走，只好忍痛割愛，台北牯嶺街還成為舊書市場的集中地，至於漢文書冊，台灣人當時能閱讀者少，大部份由中國境內出版社來台設立分社出版或運來其他出版社的書籍，東方出版社初期曾編纂一部國語字典，實則是根據日本人在中國滿州編輯的字典改編而來，後來才確立「以出版兒童讀物為主力」的方向，1953年收起了日文書，發行《東方少年》月刊，最為膾炙人口。
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可是在重慶南路尚未趨沒落時，卻來不及受到保護而遭拆除，這家書店的消失，代表上一代日本印象已被剷除，但是戰後的一代，書店街的記憶卻也照樣人間蒸發了。
用手機拍了影像來分享：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3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