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冠企業向地下油廠購買「餿水油」，以「全統香豬油」名義對外販售，使得台灣社會人心惶惶。事件被揭露至今已過一週，每日新聞中最搶眼的，莫過於又有哪家知名餐廳或食品業者也使用了黑心油料。別說在去年「大統橄欖油」事件（摻含銅葉綠素）中也中標的知名食品業者，以及被喻為「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化工廠」的超商，就連老牌的傳統糕餅店也難逃毒手。集體恐懼之所以蔓延，不僅因為那些浮上檯面的黑心品牌商譽瓦解，更因為無人可以保證下一口嚥下的食物健康無虞。
我們大可對名單上日日增列的商家加以抵制、從此罷吃，但由於事件牽連之廣、之深，不僅早已下肚的食物覆水難收，整個社會崩壞的信任感更是無從得到醫治。在瘦肉精、塑化劑和毒澱粉等層出不窮的事件後，食品安全的防線節節敗退。如今，在防不勝防的消費者心目中，銀貨兩訖不再是等價交換的代名詞，一種台灣社會特有的「集體迫害妄想症」勢將難免──人人都懷疑自己面前的食物被下毒。
不過，在這令人目眩、心酸兼而胃疼的訊息海中，平日少看電視的我卻特別被一樁晚間新聞頭條吸引住了：那是前來退貨的客人，因為不滿百年餅鋪「犁記」的處理措施，當場戲劇性地把盒中的綠豆椪摔碎、捏爆，另一位客人甚至厲聲要求店員把出了問題的食物吞下。我們無法區分，這究竟是導播精心諧仿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或者是客人看到攝影機便無意識入戲而成為收視率新聞學的魁儡。然而，我們儘管可以理解消費者氣不打一處來的心理，卻不能不冷靜分析，我們是否真的把矛頭瞄準了真正該憤怒以對的人呢？
憤怒是行動的重要動機，集體義憤是社會運動的堅實基礎。然而，呈現在電視機前的消費者，卻選擇把憤怒宣洩在第一線出來解決問題的店員身上。這些店員脫下身上的圍裙制服以後，和你我一樣也都是消費者，或許也同樣食用了其他店家出問題的食品。相對地，使我們得以購買黑心商品的，正是我們作為勞工進行僱傭勞動所換得的薪水，我們卻無法同理在職場上有苦難言的其他勞工，那群人和我們一樣受制於台灣薪資長期停滯、工作超時而身心過勞的結構性問題。抒發憤怒、重拾尊嚴後，我們反而對店員的老闆重重提起、輕輕放下，而忽略了：真正決策成本精簡（cost down），引進低價劣質原物料的人是他們。更有甚者，真正周全地節約成本的老闆，或許連人事成本也會用低薪超時的手法一併大砍。
當作為消費者的勞工，把氣全部出在同為勞工的店員身上時，也就怪不得店員難以和消費者站在同一陣線，提前揭發黑心食品的弊端了。這正是台灣社會當前的一大怪現狀：員工面對老闆要求加班，經常唯唯諾諾、甘於被凹，連受不了惡劣的勞動條件而被迫離職、被罵「爛草莓」都只敢私下在臉書抱怨。相反地，當同一個勞工下了班，進到餐廳或商店消費，卻可以對店員頤指氣使、對餐點等商品的價格與品質錙銖必較，一旦出了差錯不鬧上新聞誓不罷休。
這樣的消費者，不但會不計機會成本（同樣時間花在勞動力的「再生產」，無論是修養生息或自我教育，都來得更有價值）去排隊領取燒肉店折價券，商品標價錯誤時會立刻下單大量搶進，一旦有退貨的機會自然更是不會放過。從鼎王火鍋湯頭標示不實，宣布可用發票換免費鍋底，生意反而更加興隆的案例，我們幾乎可以斷言：那些覺得自己賺到的人還真為數不少，他們都忘記省下的一頓飯或一筆錢，其實是犧牲自己的健康作為代價換來的。那麼，我們即使看到更荒誕不經的例子也會見怪不怪了，例如報載前述犁記餅店退費超過一千五百萬元，其中卻僅有一名退費者真正帶來使用餿水油的芝麻肉餅。
就這樣，我們坐視無良工廠排放廢水廢氣造成環境公害，卻套用醫療商品化的虛擬想像，無視醫療的極限，對醫事人員力有未逮之處追究到底，不少醫療糾紛都是由此生發。學生也許身兼研究助理，卻對自己成為學術論文生產線上被剝削的一環毫不自知，反而是家長作為教育商品（無論其為學力或學歷）的付費者，卻不等比例地要求教育從業者必須對孩子負起全責，而懈怠了自身家庭教育對成長的關鍵影響。
這並不是說消費者合理地、合乎比例原則地伸張自己的權益是錯的，奇怪的只是：同一個人在扮演消費者的角色時可以自信地大聲說話（「老子花了錢就是大爺」），竭力主張因為「使用者付費」就必須「物超所值」；換了一個場景，扮演勞工之時，卻無視於自己被「勞動商品化」，自己就像商品一樣以被從屬與指揮的形式被消費著。然而，老闆付錢所預期買到的，遠不只是使原料轉化為產品的動力（勞動力）與產品（勞動成果），還包括勞動力的所有者，也就是上班時間的勞工全人（勞動），被視做物的人自然要被「物盡其用」，操到你血汗、血尿為止。一言以蔽之，台灣勞動者╱消費者的勞動意識匱乏軟弱，消費者意識卻過剩而扭曲，或許正是出於一種惡性循環的集體社會心理機制：在老闆（對員工而言，資方和消費者都可稱為老闆）面前過於自卑，被刁難也不敢吭聲，在店員面前便要阿Q地、反饋地刁難回去，讓自己在職場上無法落實的驕傲與成就感得到彌補。
當然，我們絕不能漏掉公部門在食品安全的失職，但我認為這不能不放在資本家－工人與買家－賣家的迴路裡一併分析。如果我們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法權規範信以為真，必然會錯以為政府是生產－流通體系中兩造行動者的仲裁。然而，正如空氣中的摩擦力只有在初階物理教科書上才能忽略不計，政府優先偏袒有權者，將無力者視若敝屣。舉例來說，由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受到政府背書、輔導、監督的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認證，是由不具官方效力的GMP協會負責，卻誤導民眾具有實質公信力，出了事官方還出來幫忙緩頰說GMP不該列為求償對象。
更有甚者，政府固然以法規明定GMP「推行委員會」及「現場評核小組」的委員結構，分別由經濟部工業局和標準檢驗局、衛福部食品衛生部和農委會農糧處等官方代表，GMP認證機構與協會代表，以及消保團體代表混合組成；但具有關鍵影響力的GMP協會，其理監事名單卻被揭發是多位食品大廠資方，猶如球員兼裁判。從GMP協會網站無法查詢歷屆理監事名單（這對一個標榜促進資訊透明的組織而言，實是匪夷所思），卻可以從網路上發現：前述知名食品業者董事長，正是五年前GMP 20週年的協會理事長。如今，GMP實施已邁入25週年，但若我們對照去年油品事件後經濟部向立院提出的〈「近來GMP、CAS等政府各項認證標章信用破產問題之檢討措施」專案報告〉，不由會感覺鬧劇重演、悲劇再現。
政府最強大的武器是法律。就消費端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是否足夠周延見仁見智，但在歷經2013年的重大修法，增列「風險管理」、「檢驗」、「查核及管制」等專章之後，仍無法遏止食安危機，也許凸顯的是既有規範未被落實的問題。癥結在於，政府不願意負起把關責任，將食品業者的「自主管理」、「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第7條）想得過於萬能，而忘記了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下，資本家總是有漏洞就鑽。沒有嚴密的查核，就沒有食品安全，而這又必須是以充足且專業的檢查人力為基礎的。
再者，就勞動端言，基層勞工的權益得到充分保障，是食品安全衛生的基礎。首先，勞工有權免於職場暴力的威脅，才有足夠的尊嚴去面對自己工作的社會影響。這也是於法有據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促進「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第6條）。換句話說，犁記老闆對於員工受辱一事，有著無可開脫的法律責任。再者，《食安法》（第50條）和《職安法》（第39條）都有類似「吹哨者機制」的規定，意在讓員工揭露雇主違反安衛規範的事實時，得以不受雇主解雇、調職、減薪等手段的威脅。然而，實務上，由於政府的怠惰甚至合謀，勞工無法信任保密和保護的措施，也就沒有足夠的勇氣與其他職業的勞工同志站在一起，對抗無法無天的資本家。
正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說：「一般的觀念認為，消費者運動和勞工運動是不同的兩件事。但是，這世上沒有人是只從事消費的[…]勞動者在消費的時候，就變成消費者，如此而已。」我們期盼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能聯合鬥爭，就以這次事件為例，消保團體應極力呼籲吹哨者條款的落實，勞工團體也應本於社會責任對無良資方嚴加撻伐。然而，這並不只是既有民間組織的責任，更有賴大眾消費者意識的更加進步，以及勞動意識的更加自覺，才有更厚實的基礎以勞工╱消費者兩位一體的形式去監督政府、反擊資本家。而這，絕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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